黄益平：追求可持续的对外经济政策

据《新世纪》报道，我们习惯性地将过去30年间实施的经济政策统称为改革开放，充分表明了对外经济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从1978到2011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由206.4亿美元上升到3.6万亿美元，同时还累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近1.6万亿美元。现在不仅中国的出口已经占到全球总出口的近十分之一，中国也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最近十年，出口占GDP之比一直保持在30%以上，净出口成为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时外资企业的出口超过中国总出口的一半。

可以说，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因素。这自然是得益于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主动地欢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但背后还有一个中国政府支持经济增长的强烈的政策动机，尽管官方从来没有正式宣布过出口导向的战略，它的实际存在却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自1994年以来汇率被长期低估，就是为了支持出口增长、形成经常项目顺差同时积累外汇储备。每当出口出现风吹草动，政府都会竭尽所能提供各种政策支持，包括增加出口退税和银行信贷。同时，中国政府还长期实施一系列旨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补贴信贷、廉价能源等等，这些措施的背后也同样能找到追求高速经济增长动机的影子。

毫无疑问，对于支持经济增长而言，上述对外经济政策是相当成功的，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来年均GDP增长达到10%而CPI只有3%多一点，被国际社会称为经济奇迹。中国在国际市场包括劳动密集型制造品、大宗商品、奢侈消费品和外汇等市场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它们也带来了一些实际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最近几年又表现得更加突出。

比如，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令中国的经济增长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长期被低估的汇率保障了低附加值制造业的竞争力，却不利于产业升级换代和技术进步。还有专家认为，大量的外资企业也遏制了国内品牌的形成与发展。随着中国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些问题比如汇率低估与经济失衡也就演变成为全球性的焦点问题。

也就是说，过去给我们带来巨大成功的对外经济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而难以为继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按照自身的意愿持续干预市场机制的作用，比如，在国际贸易方面重出轻进，而在资本流动方面又宽进严出。在改革开放的早期，这些做法保证了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支持经济增长，甚至有利于减少市场波动、保持金融稳定。但现在汇率水平扭曲和资本项目管制已经成为制约经济效率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今天的很多经济问题，比如外部账户失衡、服务业发展滞后、国际资产负债不匹配等等，实际都是这一政策体系的直接结果。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过去过分追求增长、追求顺差的做法，不但会影响经济效率的提高，甚至令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恶化，甚至危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简单地说，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支持出口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未来的政策应该转向追求平衡的经济结构、较高的经济效率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具体地说，除了支持出口，也要鼓励进口；除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也应该扩大其他形式的跨境资本流动，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和双向的证券投资。而追求这些新的政策目标，必然会涉及到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两大核心措施：一是汇率政策，二是资本管制。按照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个国家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几个政策目标之间一般只能三者选其二。中国目前的选择是放弃了资本的自由流动，但现在的问题是，资本管制的效率已经开始下降。因此，开放管制势在必行。

对外政策变化的关键在于更多地目前由政府控制的决策权交还给市场与企业，无论是汇率水平、进出口规模、还是资本流入流出，最终都须有市场来决定才好。过去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包括积累庞大的外汇储备，现在看来已经弊大于利。把现在完全由政府决策投资的外汇储备逐步转移到企业、居民手中，增加他们的国际资产，既可以降低政府的压力，也扩大了企业和居民的选择权利。应该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举措。尽管中国过去部分地依靠政府的干预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但放眼世界，似乎没有一个经济是通过政府的长期干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来源：北大国际bimba网站，作者《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