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副校长、长江商学院教授 刘伟
网易财经12月19日讯 2012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在北京举行,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在论坛上主要对劳动力成本的问题发表了观点。刘伟认为,劳动力工资上升是具有客观性的,随着经济发展,各种成本酒会随之上升,劳动者有理由享受更多好处,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从长期来说,重视教育,加大对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高人力资本教育质量,才是最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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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劳动力工资上升,到了我们这个阶段是必须承认的,它有客观性。为什么呢?我们知道2006年世界银行发表一份研究报告,就是关于发展中国家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井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叫做中等收入陷井呢?就是发展中国家经过十几年、二十年左右高速发展,他跨越了贫困,穿越了温饱,到了小康,就是我们所说的中等收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他可能面临一个什么呢?两个机会、两个命运,一个命运、一个机会就是再经过十年左右,或者再长一点时间,穿过中等收入,达到现代化国家,比如二次大战之后的联邦德国的艾哈德奇迹,比如二次大战之后日本60年代的倍增计划,再比如我们周边的新加坡、韩国,像我们国家台湾地区、香港地区,这都是被视作当代经济穿越中等收入陷井比较成功的典型,特别是联邦德国和日本以及新加坡。
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国家同样是这样就穿越不过去,长期停滞,错过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机会,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拉美现象,上世纪90年代的东亚泡沫,以及现在正在发生还没有结束的中东北非危机,这些国家也是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从贫困到了小康,然后他就很难穿越。理由很多,原因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到了这个时候各种成本上升,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投入成本,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劳动力成本。因为劳动者到了这个时候有理由要求分享现代公民带来的好处,他的福利、他的工资、他的保障。所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现在的问题,实际上整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共同问题。
我们国家现在到了中等收入阶段,我们也知道去年我们的人均GDP达到了4300美元左右,在世界上213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排在121位上下的位置,中等收入国家就有这个问题,我们的成本特别是人工成本历史性的就要上升。刚才马主任讲我们缺少谈判力量,因为这些因素,我们上升的还不够,如果中国工人谈判力量比较强的话,它上升幅度可能比我们现在感觉到的还要强烈得多。所以,我们说这是有它的客观历史条件的。
解决的办法无外乎长期、短期两种形式,短期就是上升的幅度和社会容忍度,比如通货膨胀、比如失业率、比如经济增长率,比如各方面对国民经济成本承担能够相适应,这是短期政策,可以通过各种谈判、各种有关法律、有关政策等等去控制这个上升的速度,使它和我们国民经济增长均衡要求之间尽可能吻合,这是短期的。长期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是增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最根本的,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以后,它的产值明显超过它的人工成本上升幅度,他才能穿越。所以,我们看所有穿越中等收入陷井的国家和地区,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视教育,重视对职业教育和义务教育、国民教育,德国、日本实际上不是二次大战之后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国民教育,战争摧跨了它的物质体制,但是他经过恢复,十年以后就过去了,他早就开宗民智了,因为他的技术创新、他的能力早就是发达国家的行列,所以他穿越过去了。所以,中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根本上消化发展到这个阶段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国民经济增长可持续之间的摩擦,从长期来说,重视教育,加大对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高人力资本教育质量,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
所以,“十二五”规划里面千呼万唤终于明确了一条,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的4%,当然这个帐怎么算,从中央到地方怎么算,这个再讲了。这是“十二五”规划当中的一个增长数字和GDP保持一定规模非常明确的,其他的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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