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郑钧沉寂了七年。这七年，他认为是对自己之前十年放浪形骸的彻底反叛。
二十年前，香港人陈健添在内地创立音乐公司“红星音乐生产社”，签下第一个歌手郑钧。红星出版了郑钧的第一张专辑《赤裸裸》，《回到拉萨》是里面的第一首歌。很多内地人因为这首歌去了西藏，而很多藏人认为这首歌的作者肯定是藏人。1994年，这张专辑卖了近两百万盘磁带。
在红星音乐二十周年致敬翻唱活动里，从没去过拉萨的彝族音乐人莫西子诗选了《回到拉萨》。他初中时听这首歌，“很直观很美好的感觉，又很纯粹，跟我对故乡的感觉是一样的。”2014年的《中国好歌曲》总决赛上，莫西子诗与郑钧合唱了《要死就死在你手里》。
2014年11月17日，郑钧在网上放出新歌《作》。“作”，读zuo，一声。这首歌距离他的上一张专辑隔了七年。它仍有鲜明的上滑音和下滑音。
歌词高潮的部分是：“原谅我/这疯狂/就请你能够成全我/趁现在一切都来得及/趁现在我还有勇气/就让我最后再作一次/你让我作吧。”
永远的谜
《作》和另外几首新歌，在郑钧北京工作室的电脑里。墙上写着开机密码：Jagger，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的姓，也是郑钧4岁儿子的英文名。
郑钧47岁，结了两次婚，有两个孩子。他每天都给跟前妻生的女儿打电话，妻子刘云也会接过来说两句。孩子叫她刘云姐姐。
“你觉得你还适合做‘作’的代言人吗？”南方周末记者问郑钧。他笑了，隔着棒球帽摸一摸自己的头，向后靠在沙发上。“我给你讲一个关于作的故事。”
《作》写的是一个中年女人对丈夫提出离婚的故事。他们是郑钧的好朋友，也是演艺圈名人。究竟是谁，“我希望这成为一个永远的谜。”
郑钧早就想好了旋律，但词怎么写都不满意，直到一天听刘云转述这对夫妇离婚时的对话。她要离婚，丈夫不同意。“她说：趁我还有这个勇气，还来得及，你让我最后再作一次。生活太平凡了，我再作一次，你就成全我吧。我一听这就是歌词，写进去就适合。”
郑钧专门查了字典，“作”的解释是，“一种将要乐极生悲的状态。你在这个边缘，你就乐极生悲。别作了，不希望你改变。但是不改变难活着。从你出生到死中间没有改变，活啥。”
在音乐界沉寂的这几年，郑钧的大部分精力在“作”一部动画电影，《摇滚藏獒》。同名漫画书2009年出版。不断有消息说要改编成一部好莱坞动画电影，但几年过去，没有动静。
到了好莱坞他才知道，动画电影的制作周期一般是5年，光一个剧本就得弄两三年，他傻了。“具体情节是重新编的，剧本我贡献了有30%-40%。我从来没有想到，有这么难。”
“不务正业”的动画电影，一直到去年才不再那么耽误他的时间了。他飞到美国，找U2乐队的制作人给自己做了几首歌。这些歌都是他7年来慢慢积攒的，其中就包括《作》。这首歌收获了不同声音。有人说好听到爆，有人说，实在不能打动我。还有人说得中立一些：这歌时尚元素够，流行元素不足……
郑钧的工作室摆着他的画作和他儿时的照片
算了，还是接着活下去
2014年11月24日，郑钧和在上海经商的哥哥郑鹏回了西安，给父亲扫墓。那一天是父亲的四十周年忌日。
这本可以是一个幸福也很文艺的家庭。父亲1954年考上西北农学院（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造林专业，留下了一张弹吉他的照片；母亲学水利，却去西安音乐学院修了两年作曲。爷爷郑自毅是当年北京法政大学、黄埔军校六期毕业，在民国时期当过县长、立法委员和杨虎城的秘书。外祖父温君伟是留日学生，外祖母是基督徒、音乐教师。
父亲的死把一切都改变了。家里乱成一团，上小学的郑钧为此留了一级。做大学教师的母亲还要上班。丈夫的白血病让她欠下两万元的债务，直到郑钧18岁那年，她才还清。
“我对小时候的回忆为什么一点不留恋呢？7岁就开始面对死亡，然后是一片黑暗。被打，或者打别人。家庭暴力、社会暴力，痛苦、悲伤，我妈的眼泪。”
那个年代的西安，为好几部新中国纪实警匪电视剧贡献过原型故事。哥哥郑鹏后来从中国刑警学院毕业分配到刑警队，就参与侦破过著名的魏振海系列抢劫杀人案。郑钧上小学在一个名为“道北”的地区，西安人都懂这个名字。一个小伙伴让他去书包里帮自己拿点东西，他一掏，一把锋利的菜刀赫然在目。多年后，他写了一本小说，《菜刀温暖》。
只有熟识他的人才能从音乐中看到他童年生活的那些伤疤。他有一首歌叫《天黑了》：“天，越来越黑，你还迟迟不归。妈妈呀，我害怕，别把我一个人留下……”那是他们兄弟俩把母亲气得哭着离家出走，他顶着黑夜去外面寻找的真实经历。另一首歌《路漫漫》直接提到了郑鹏：“七岁就明白了，我哥哥给我上了第一课。记住没人会同情你我亲爱的兄弟，你只有鼓起勇气才能活下去。”
他曾用刀在墙上刻字：一定要记住我哥哥打我的事，长大了我要报仇，不能原谅他。郑鹏对弟弟实行的是暴力管教，经常把他领到一处在建楼房里，暴打，皮鞋踹得满脸是血，再用纸擦干净带回家，“如果敢给妈说我接着打你”。
郑钧第一次想自杀是在8岁，他在楼顶上，想跳下去。“为什么没有？我爸刚死，我如果再死，我妈太惨了。我想算了，还是接着活下去。”
“生活比较残忍，人必须要很刚强。”郑鹏对南方周末记者承认，他当年确实经常打郑钧。“父亲死得早，我得担起一个兄长的责任。郑钧不够坚强，我打两下，发现他更懦弱了。但是打到后来，朝我期望的方向发展了。我也变得更坚强，因为只有我变坚强了，才能下得去手。”
上大学前一天，郑鹏找郑钧谈话：按照我们家的传统，上大学算是成人。今天起我不会打你了，你自己对自己负责。但有一点：大三之前不准谈恋爱，否则打断你的腿。郑钧到大二才敢跟学校一位女诗人谈恋爱。这是他第一次恋爱。
郑鹏从来没打过自己的儿子。“社会氛围变了，注重人权、人文主义教育了。但我的儿子肯定没有我们兄弟俩坚强……差得太远了。”
愤怒有没有用
2005年，不满四十的郑钧在北京工体开过一场名为“温暖呐喊”的演唱会。正式出版的现场专辑一直被歌迷诟病：气短、音不准、高音难以为继。“基本是在一个已经劈掉倒掉的情况下坚持了3个小时。”
那是郑钧状态一路低迷的时候，离他人生的最低点——离婚，不到两年。
1997年起，他有十年时间每天都泡在夜生活里，和高晓松等一帮朋友每晚开一个大包房，夜夜笙歌、喝大酒，身边有众多女性萦绕。
这是郑钧功成名就的十年。但没有带给他多少快乐。他经常感冒，失眠。创作的时候睡不着觉，拿瓶酒喝着、写着，最后昏头脑涨地倒在那儿。失眠让他情绪悲观，甚至一度抑郁，“所以歌里全是被我掩饰的东西”。
从小他就招异性喜欢。少年得志，感情更带给郑钧无数快乐和烦恼。“女人喜欢我，当时我觉得要怎么跟她们相处，你是让她高兴呢，还是把她拒绝呢？上床呢，还是不上床，都是烦恼。第二天醒来的时候骂自己是一个傻x。可是我出不来，一遍一遍在这个泥坑里面翻腾。直到有一天我离婚了，彻底傻x了。”
“头发特别长，邋遢，帽子上面还有油，很颓，一看就是离婚的失落男已经在地狱里滚了一年的感觉。”刘云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她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郑钧时他的样子。
这也是郑钧的音乐遭遇批评的十年。从1999年的第三张专辑《怒放》到2007年的《长安长安》，批评声不绝于耳。这又似乎与摇滚乐迷的一种说法相合：摇滚歌手在死磕的时候才能写出好歌。等到出名有钱了，不再愤怒忧伤了，就写不出好作品了。从崔健到郑钧、许巍，都被这种说法瞄准过。
“我之前的唱片，你觉得它好和不好都没关系，但有一点我问心无愧，我没骗过人家，作品中我说的是诚实的话。”郑钧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科特·柯本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他为什么会自杀？他后来觉得自己不诚实了。歌迷都期待他继续做愤青的偶像，他不愿意这样。我特别理解他。我们常因为有钱、有名之后不诚实了。如果你的作品不再牛x，只能说你对自己不诚实了。”郑钧并不认为只有愤怒才能写出好歌——如果要写控诉社会的歌，愤怒有用；但要写对这个世界和生命的认识，没用。
2014年11月15日傍晚，北京近郊一个为房地产楼盘捧场的小音乐节，47岁的郑钧压轴，连唱了六首歌，《赤裸裸》《路漫漫》《流星》《私奔》……满场欢呼。空气很冷，雾霾很重，连蹦带跳的郑钧声音很稳，也很高。
11月6日他生日那天，是在北京郊区的一座山上修行，师傅为他做了一次祈祷。这些年，他一直在练师傅传给他的藏传瑜伽。
编剧廖一梅记得，去年在西藏冈仁波齐山参加一次“环保转山行动”的时候，郑钧说过一句话：从前我就是一辆往悬崖边上开的车，不知道怎么能刹住。廖一梅现在是郑钧圈子里的朋友，这个圈子的共同爱好之一是打坐。
“对我十年生活的作，这是彻底的反叛。”郑钧说，泡夜店的朋友，前几年还总打电话，他不去。“他们说：他废了，别搭理他。慢慢他们把我抛弃了，我有意让他们抛弃的。”
他不去酒吧，不去卡拉OK，不去夜总会。早上起来做瑜伽，打坐，两三个小时过去了。起来跟刘云吃饭、看书，出去逛逛。“心灵跟身体一样，有锻炼的办法。今天是我长这么大最快乐、最放松、最自在的时候。”
本文来源：网易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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