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则上讲，毛泽东当然认为，斯大林是革命领袖、无产阶级领袖，带领苏联创造了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只是他对斯大林对中共的态度、对他本人的态度，很不满。这又不是到处都可以讲的，这事情挺矛盾的。所以他开始不敢讲，不敢说这些话。他说，现在苏联人讲了这样的话了，我们就好讲了。总体上，毛泽东还是认为斯大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个不能否定，这个否定的话，苏联这几十年搞什么呢？搞的不是社会主义是什么？甚至中国革命的合法性也出问题了——中国共产党走的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主席的内心来讲，由苏联人来把斯大林扳倒，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他几次讲，我们不能讲这个话，中共不能讲这个话。但斯大林确实又是压在中共身上的一块大石头，自己搬又搬不掉。苏联主动把它搬掉了，是大好事儿啊！
“斯大林模式”这个概念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当时也没这个概念，只是说学不学苏联。学苏联，就是学斯大林嘛。所谓“苏联模式”就是“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创造的这一套东西。毛泽东提出对苏联模式的反思，是1957、1958年。他1956年开始考虑，要走自己的路，但当时从口号等方面来说，并没有提这个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批斯大林之后，苏联你自己都承认你这一套错了，那我们还能学你吗？这在客观上为中国将来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条件。
但对于同样正在考虑接班人问题的主席而言，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的这种“背叛”可能也打击颇大，这应该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中国政治的走向吧，比如，他应该很操心“中国的赫鲁晓夫”是谁。
沈志华：从现在看到的材料，当时倒没有提出这个问题。1956年那会儿，毛泽东还是身强力壮，他那会儿也是信心十足的。不过，他对批斯大林还有一个不太满意的是，人家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干。反正是从道德层面，他也发表过一些不太满意的看法，说赫鲁晓夫不能这么做。
毛泽东会不会联想到自己，这就很难讲，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我的感觉，他当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他什么时候提出了这个问题呢？是“大跃进”失败以后。“大跃进”失败，这是他自己搞的嘛，所以1958年底、1959年，他就提出要退出一线。经济搞成一个烂摊子，得了，你们弄去吧，他就交给周恩来、陈云、刘少奇他们了。他说，我去考虑理论问题了。其实他就在旁边看着，看着你们是不是按照我的思路走。这个时候他发现，他们跟自己思路不大一样了，所以他又回来了。而且他要证明，如果我不在了，这条路要搞歪了。还有一个问题，那时候我们和赫鲁晓夫彻底闹翻了。大概到1962年以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跟这些都有关系。从1959年彭德怀的问题，然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从这以后毛泽东逐渐感觉到这个接班人的问题。所以在中苏论战的“九评”里头，他把这个问题特别突出出来。
您提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在论战中，中共提出了中苏两党的分歧始于苏共二十大。但您的一个总体判断是，苏共二十大的路线其实与我们的主张没有重要分歧，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出现严重分裂，反而更加紧密。
沈志华：说1956年苏共二十大出现修正主义，影响到中苏关系，这个说法是“九评”的时候提出来的。我们现在去看材料，你得清楚，当时的情况根本不是如此。这是后来中共要解释中苏分裂的原因，得从根儿上说。毛泽东一直说，苏联必须批判二十大路线，这是1963年、1964年。特别是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逼着苏联公开承认错误，批判二十大路线。这样做的根本的目的是，你要服从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已经不能领导了。你们整个纲领、路线都是错的，你还怎么领导？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自然要把中苏分裂的根子埋到这儿。但这个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历史事实是，苏共二十大路线和中国八大路线完全一致，没有什么区别。除了批斯大林这个问题，毛泽东有些不满（大体上还是赞成的）。还有，对苏联提“和平过渡”有些不满。这都是个别问题，谈不到什么总路线。你得看当时（1956年）的报纸，当时的党内讲话，当时的政治局会议记录，它都没这些（后来批判的）内容。关于“和平过渡”，我看了所有的谈话，都没提，只是到了1957年底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解释说，当时我们不太同意，考虑到苏联的影响，我们没提这个问题。也可能当时心里就有不满，当时没提；也可能当时心里就没计较这个问题，只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时的一个说辞，后来找出的一个理由。从整个精神、方针、路线，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是完全一致的。从1956年和1957年，实际的双方关系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从1954年底开始，主要集中在1955年至1958年上半年，这会儿的中苏关系好得不得了。所以，所谓分歧始于二十大，根本是个神话，却影响了几代人，因此需要从头说清楚。中苏关系真正出问题是到1958年，根本不是1956年。
再谈谈“波匈事件”吧。您在书中提到，对于1956-1957年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突然转变，“波匈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沈志华：就对中国的影响来说，“波匈事件”要比批判斯大林大得多，甚至影响了中共，改变了八大确立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和路线。批判斯大林这毕竟是苏联的事儿，对中国影响不是特别大。在中国发表了“两论”之后，基本上把这个事儿给缓和下来了，特别是《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苏联东欧各大报几乎都翻译、转载了，这对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情绪、思想有很大的作用，而且对苏共也是一个帮助。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发了一个决议，关于批判斯大林的，它就有点往回转，它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因为批判斯大林，而否定苏联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个风波大体上就过去了。所以在苏联党内、在中国，批判斯大林这个影响大部分就消失了。
但是批判斯大林对东欧的影响，就不光是一个思想认识的问题了。它引起了东欧各国整个领导结构的变化，有很多本来“本土派”的领导人，过去受到斯大林的镇压，而现在要复出了。这时东欧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比较突出的，就是波兰和匈牙利，所以它们就先出事儿了。
从二战后到1956年10月爆发的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危机，苏联与东欧的关系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战后初期斯大林在东欧各国主张组建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反对共产党一党执政，他提倡条条大路通罗马，社会主义道路各走各的，在东欧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人也以土生土长的“本土派”为主。但1947年冷战之后，在马歇尔计划的进逼之下，斯大林转而在东欧推行共产党一党统治的政策，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走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他对“本土派”领导人大开杀戒，把“本土派”都给打压下去了，以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莫斯科派”取而代之。而随着苏共二十大开始批斯大林，东欧“本土派”又起来了，对现任的“莫斯科派”领导人，提出质疑，上层也就乱了。所以批斯大林，导致整个东欧党的基层和上层都乱了。这就是“波匈事件”的一个重要诱因。
波匈事情发生在10月底，苏联11月4日出兵匈牙利，一直到11月底整个结束。这件事——按毛泽东的话讲，“多事之秋”嘛——对中国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们之前在说“1956年春光洒满大地”时也说到，原来中共领导人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因为阶级都不存在了。资产阶级也没了，地主也没了，公私合营了，阶级没了，阶级斗争自然也没了。加上毛泽东觉得中国搞得好，地富反坏和国民党特务都消灭了。所以八大有这么一个判断。
但匈牙利事件出了以后，11月中央八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时候，中共领导人发现，执政党的政权还有可能出现问题，还有可能被推倒。导致政权不稳的力量，主要是国内的人民群众、老百姓起来闹，匈牙利、波兰就是这么个事儿。这个就让
中共开始警惕了。他们又分析，波匈事件是国外反动力量和国内反动力量结合，煽动群众，当然共产党也有错误，所以形成这个局面。联系到中国，他们认为，中国的反革命是不存在了，都给消灭了。“镇反”有七十万，后来又搞了个“肃反”，又是几十万。总而言之，阶级敌人没有了。但是，波匈事件的爆发说明还存在着执政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搞不好也要推翻共产党。所以毛泽东就提出一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意思就是说，这个矛盾处理不好的话，也会成为影响政权不稳的一股力量。八届二中全会主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这就开始了1957年的整风运动。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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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