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可能错误估计了一个问题,就是苏联和东欧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容易松散的,这里有文化背景问题、地缘政治问题,毛泽东把这些因素都忽略了。后来中苏分裂时,东欧还是很快就跟着苏联走了。
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优势地位逐渐被凸显出来之后,您在书中也说,中共取代苏共成为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最大短板就是经济实力,而主席对此也很清楚,由此,“大跃进”似乎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沈志华:毛泽东心情比较急切,他想一下子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想打个翻身仗。从1955年搞“冒进”,他就这么个想法。后来,1956年让周恩来给“反”下去了。还有一个就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这也是他比较拿手的。他认为搞什么都得搞群众运动,搞土改是这样,搞“镇反”是这样,搞阶级斗争是这样,搞人民战争是这样,而搞经济无非也是这样。这是他两个基本的思路,一个,急、快;第二个,要大,要全民一块儿上,他认为这样就能快。他有这种思想基础(快),又有这种方法的基础(全民)。但是为什么1956年给周恩来压下来了呢?1956年主要是学苏联那一套,搞计划经济。周恩来他们算来算去,说你这个破坏平衡了,计划都给打乱了,不能胡来,想一招是一招的。所以毛泽东就很不满。就在这个时候,李富春到苏联去了,苏联国家计委审查了中国的计划,说你这个确实不行,中国国内的苏联专家也是这个意思。苏联专家、国务院一弄,毛泽东自己又没有什么根据,仅凭一股热情,所以就有了1956年的“反冒进”。
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了,整个中国的工业格局,大体上布局完成了。这个让毛泽东又有些心动了,架势已经搭好了,现在就是要发展了。这个时候,莫斯科会议又是一次诱因。会上赫鲁晓夫提出要用十五年超过美国,这对毛泽东刺激非常大。这个时候,政治上,他已经认为苏联不如中国,这是板上钉钉的了。搞政治,搞思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套苏联是肯定不行的。但是就冷战而言,就对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而言,你中国还抵不上苏联,没有苏联还不行,一个是原子弹,一个是经济实力。莫斯科会议上,有人提出来,以后不要提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了,要以苏联和中国为首,或者以中国和苏联为首。苏联自己也这么提。毛泽东当时挺清醒的说不行,还是以苏联为首。为什么?因为苏联实力强,苏联有原子弹,美国人怕你不怕我。我中国有政治经验,背后拿主意,你苏联在前面顶着,这是毛泽东设计的这么一个政治结构,说是“垂帘”也行。
什么时候中国能真正走到台前,全面掌控社会主义阵营?只有你的经济实力上去,你有了原子弹。还有一个实际问题,你要当老大哥,有谁缺钱缺东西,你还得援助啊。但中国给不起啊。所以这种种原因,毛泽东觉得必须马上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所以在莫斯科,就迫不及待地电话打回来了,要搞“大跃进”的社论。
“彼可取而代之”的这种冲动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国内政策,您在书中也说,中苏同盟最终破裂的种子也埋藏在这里。
沈志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结构有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内部的国家关系和西方同盟内部的国家关系,或者说和现代国家关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西方不讲领导和被领导,不管国家大小,从法理上看至少表面上是讲平等的,不会公开提以谁为首,联合国也一人一票。但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就不是这样的,它有领导有被领导。这是从党的关系过渡来的,“全党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苏联是最高领导,铁托那会儿是二级,再下边还有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中国也算二级,中国再领导越南、朝鲜。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这是一个前提。原来苏联是当然的领导,因为人家革命成功最早,最有经验,最有实力。那时,内部结构没有问题。其实铁托真的没有提出摆脱苏联领导的问题。但是斯大林非常警惕,就认为你要挑战他了。到了毛泽东这个时候,还真就出了这个问题。斯大林不在了,从经验能力从各方面讲,毛泽东自然是一个当然的领袖了,他的确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更有这个资格和领袖魅力。但是中国的经济又不行,实力也不行,国际斗争的经验也差得很远。苏联经济实力很强,但是缺乏政治经验。于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结构就要变化了。
莫斯科会议以后,实际上社会主义阵营就出现了一个双重领导。苏共和中共平起平坐。出现这么个问题,就产生了一个隐患,导致中苏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破裂。一个山上有两只老虎,天上有两个太阳,究竟谁做老大哥,不就有这个问题嘛。当然,单有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另外一个因素,这个同盟也破裂不了。什么因素呢?这两个党,这两个领袖观点是不是一致,路线是不是一致。路线一致的话,那还好说,他们还能比较长久地合作。等于两个人共同领导,没分歧就没有太大的问题。恰恰是在1957年,这个双重领导结构形成,到了1957年底,分歧就开始出现了。这就表现在1958年起的一系列事情上:大跃进、人民公社、炮击金门、中印边界冲突、赫鲁晓夫访美,等等。一系列内政外交的问题上,中国跟苏联都提出了不同的方针。这样,中苏同盟的破裂、中苏关系的破裂就是必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