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宣传画（资料图）
在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看来，1956-1957年在共和国历史上是不寻常的年度，最大的特点是这两年“反差极大”。随着195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可喜变化，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在党的八大上已经成为党内高层共识。
对于中国1957年之后的政策转向，沈志华教授在新著《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的中国》中提出，除了国内的政治考量之外，必须将社会主义同盟特别是中苏关系的发展作为分析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令人扼腕的是，正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导致的“非斯大林化”以及“波匈事件”的爆发，令中共的思路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下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八大路线戛然而止。从“整风”到“反右”，从争当社会主义阵营领袖到“大跃进”，从中苏同盟到中苏分裂，从批判赫鲁晓夫到寻找中国的赫鲁晓夫……历史的转折以这样一种扼腕的方式次第呈现。
您在书中有“1956年春光洒满大地，1957年阴霾笼罩天空”一说。1956年的“春光”都照在哪里？党的八大在1956年确定了扩大民主、加强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方针路线，态度也不可谓不真诚。
沈志华：1956年，中共基本完成了巩固新政权的几个主要任务：清除反动势力、变更所有制、改造社会及民众的思想。可以说，从195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所谓“春光洒满大地”，国人此时对于新政权是充满希望和期待的。不仅工人、农民真心拥护共产党，就是知识分子此时也与中共正值“蜜月期”，对于共产党人基本上是心悦诚服，认为中共领导人这一代社会精英的确是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在1956年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中共也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认为巩固政权的任务已经完成，当下就是要调动一切社会积极因素，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
1956年的中共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从革命转向建设。这是中共思想政治路线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中共对自身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初步认识。
可以说，历史在1956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如果我们在1957年没有停止思考和探索，对尖锐的批评有更大的承受力，继续广开言路，扩大民主，并且支持、参与苏联和东欧的改革，就有可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出现八十年代才出现的“转折”，并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看到各国自主多元发展、多种模式竞争前行的局面。
对于1956-1957年中国政治的“转向”，您在书中提出了一种挺有意思的观察视角：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视角出发考察中国的政治走向。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阵营在1956年发生了两件大事——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以及波匈事件。先谈谈批判斯大林吧，中央对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似乎态度颇为“暧昧”。您在书中提到，毛泽东同志对斯大林的批判是举双手赞成的，非斯大林化为中共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创造了条件。
沈志华：从现在所有能看到的中央开会的情况，包括毛泽东的讲话，可以反映这样一个情况：毛泽东对批判斯大林这件事在内容上是能接受的，内心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他和斯大林的关系并不好，他一直受压制。所以他才讲这样的话，谁帮我们搬掉了一块压在中共身上的大石头啊，谁让我们解放了思想啊，什么感谢赫鲁晓夫同志啊，感谢苏联党啊，等等。
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有两个担心。一个担心是，全面否定个人崇拜，这个原则是不对的。都否定的话，就没有个人威望了。这就是涉及他自己，涉及中国共产党了，这不行。他当时没讲，后来才讲，个人崇拜有两种，不能一概否定，要否定错误的个人崇拜，但是还有正确的个人崇拜，一个船要有船长，一个班要有班长。比如，中国一直不提“毛泽东思想”，跟这就有很大的关系。斯大林在的时候不敢提，是怕被斯大林说成是铁托。斯大林不在了，还不好提，是因为苏联开始反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早就开始了，不是1956年，在1954年就有这个迹象了。
还有一个担心是，苏联这么一搞，突然提出批判斯大林，这个方式方法有问题，容易导致思想混乱。你批他，你得引导，有个解释，一步一步做教育工作。像苏联这样做，突然一个报告下来，昨天还是太阳，今天就变成漆黑一团，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他有这两方面的担心。所以他说了这样的话：“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了盖子，捅了篓子”，都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毛泽东和当时党内高层的反应。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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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