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志强一直将安乐影业控制在50人左右的规模，不同的人盯不同的项目，将不同工种外包，而不是像其他影视公司一样建立许多职能分部，由多个部门参与一个项目的不同环节—他被誉为国内最优秀的制片人，也是最事必躬亲的一个，光剧本就看过一万多本。
“我刚开始在香港拍片的时候和现在，观众喜好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才会去拍超级大片，大家都觉得超级大片能赚的时候，我去拍了一些小片，因为这些东西我都经历过，所以我知道这个变化。”江志强说，他早年的经历让他相信，电影并没有固定的收入模型，但好片一定能卖。而在香港电影的历史上，1990年代三四千万元的制作级别只是一个个别现象。
在大多数人的制作体系里，无论是投入过少还是文化差异都是香港电影在CEPA后趋于没落的原因。但从电影工业体系的角度来看，即便在香港电影最鼎盛的1980年代，香港电影的整个生产模式也与好莱坞甚至是“工业体系”的概念相差甚远。导演在拍摄期间随意更改剧本、拍摄时停时赶，一部戏常常只拍十几天，为了赶时间有时候只有剧本大纲就开拍。
这种“自由”与“即兴”成为香港电影一大特色，但也限制了整个市场的规模和影片质量，这种制作理念和风格也随着时间推移逐步落伍。
“1997”的末日预期导致的非理性，就像是压弯香港电影的最后一根稻草。随着1997年回归日的临近，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影人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变为了一种恐惧，由于不知道回归以后香港电影会变成怎样，最现实的做法便是—快速生产，快速消费，快速赚钱，然后移民。没有人在乎香港电影的未来。
“1996年的时候，感觉就是末日一样，拍戏的时候什么动作、灯光都不管了，十几天，二十几天出一部戏很正常。”魏君子说。
“想深一层，香港电影人到内地拍戏的门路也不是那么宽广和理想，如果我们去到内地，限制随时出现，而且擅长又允许被拍的部分越来越小。所以衡量整个大环境之后，表面上看出路广了，但是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跟着时间的向前，我们却在退步，可发挥的范围日益小了，所以不担心是假的。”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教授卓伯棠说。他看到有点成绩的香港电影人都去了内地。“现在他们没兴趣在香港拍戏，内地制作动辄上亿元，这个吸引力是很大的。”
而另一方面，则是香港电影制作高企的人力成本和匮乏的编剧、导演资源。林小明把这个归结为电影产业没落的恶性循环效应，但他有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态度：“这种局面，单凭我们一家公司哪里能改变。”
刘德华也感受到了香港同业的迷惘。“方向不明，应该有的分配没有做好，比如现在有模仿好莱坞的、和内地合拍的、有只拍道地香港的。”
现在谁都知道，除了演员，刘德华也是一个电影投资人，他旗下的映艺娱乐在2005年推出“亚洲新星导”计划，投资的项目包括当年并不为人熟知的导演宁浩以及他的《疯狂的石头》。“其实这个事情不应该是我们，而是电影公司老板该做的。我们给编剧每个月6000元，你写，你感知世界。每个月交一个故事大纲。你要行，半年后变成1万元一个月。先来10个，有8个不行，那你就留2个。6个月，10个人。才36万元，可以有10个编剧。为什么没有人去做呢？”刘德华说。
你可以说他在适应内地这个大市场，也可以说他在为这个市场培育新兴力量。2013年7月，“亚洲新星导”第二期计划里的导演刘娟的处女座《初恋未满》上映，并获得了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的评委会特别奖。在得知刘娟获奖后，刘德华特别录制了祝贺的VCR。
“他（刘德华）遵从新星导是培养新人的一个计划，会给新人很大的空间，从故事讲述方式、情感表达到结构呈现。他把自己放到一个‘前辈观众’的位置，给你一些他的年龄段的体会，然后给新导演自己选择。我觉得作为老板来说，这个松紧度很舒服。”刘娟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从接触到确定拍摄大约有半年的时间，而确定投拍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刘德华本人被剧本里的情感打动。
《初恋未满》讲述的是1997年6个即将高考的年轻人之间发生的友谊和爱情，情节背景放在了刘娟的家乡重庆，尽管上映的档期很短，但有很多豆瓣网友认为这是一部真诚的作品。
包括档期在内的很多营销环节是刘德华至今搞不定的部分—你从《初恋未满》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来，它给人一种爱情片的假象，其实说的是青春和成长。他更偏重内容制作的部分，这也是《风暴》里他倚重江志强的另一个原因。
江志强也面对着同样一个大市场，他在过去总是被认为是一个“文艺片投资人”。从《不能说的秘密》、《月满轩尼诗》到《北京遇上西雅图》，而警匪三部曲算是他最商业的投资之一。
“我现在最有兴趣的是拍一个内地的警匪片，我现在正在筹备，你给我2年，我拍一部给你看。这个事情对我很有挑战，我希望能够拍一部成功的内地的警匪片，一定能大卖。接地气、有内容、有话题，就好像冯小刚拍《非诚勿扰》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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