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外界的想象相反，见到俞敏洪时，他气色不错。
教培行业处于巨大的动荡期，新东方于一片混乱中偏能独善其身，俞敏洪遂被舆论称为“悲情英雄”。不过，俞敏洪当下可谓心情平静，他笑着问记者：“你们看我像焦虑的样子吗？”
一方面，新东方“仓中有粮”，他心里自然不慌；另一方面，他想要让新东方继续向前，也必须保持积极的心态。
2007年，新东方与ETS签署合作协议
他很羡慕王石现在能出国游学。他本来也有类似打算。如果没有这次政策变化，他的留学计划可能很快就会成行。“本来想在65岁之前完成，现在看来要到65岁之后。新东方从转型到稳定至少需要三年时间，如果需要冲锋陷阵，我俞敏洪一定在最前面。”
关于转型的方向，俞敏洪说“还不到谈论的时候”，因为目前整个教培行业和新东方都仍处于“冲浪状态”，必须要随着浪头的高低不断调整方向。
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他要做更多“雪中送炭”的事儿。俞敏洪希望给农村、农民带去更高的收入、更好的教育。“我帮助富有家庭的孩子出国留学，这是锦上添花；但是我通过新东方的渠道建设，帮助贫困农民家庭提高家庭收入，这是雪中送炭。”
2020年，俞敏洪在云南调研乡村教育
即便掌控着中国最大的教育培训集团，俞敏洪却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农民，他甚至说农民是自己“永久的标签”，帮助农民不是出于什么使命感，而是“我就是农民出身，我知道农民怎样生活。”
新东方或将进入一个或数个全新的领域，如俞敏洪所说，需要再次冲锋陷阵的时候到了。
过去的28年里，新东方诞生了无数励志故事，无数学子感佩于心，称俞敏洪为“留学教父”。但俞敏洪对“教父”“导师”之类的称呼十分不感冒，甚至感到反感。他说新东方并不是什么伟大神圣的地方，仅仅是一块出国留学的“垫脚石”。“我们小时候跨过小溪，总要在中间放一块石头才能迈过去，新东方其实就像那块石头。”
梦想的开始
三十多年过去了，俞敏洪仍然记得当年全班同学一起备考托福的场景。
俞敏洪大学毕业的时候，“出国潮”还没兴起，托福也是个“新鲜玩意”。“当时老师抱着一种玩的心理，说你们考着玩一玩。我们全班同学参加了一次没有经过备考的托福考试。”
当年托福的满分是677分，俞敏洪考了520。
1986年之后，出国潮兴起，身边朋友一个接着一个出国，俞敏洪也有了自己的留学梦。仅仅复习了两个月，俞敏洪考了673分。在当时的托福考试中，这是极高的分数，与俞敏洪一同参加考试的英语专业老师也只考了580分。
俞敏洪对留学充满憧憬，比较文学和国际关系是他感兴趣的方向，尤其是国际关系——他对自己的亲和力、表达能力十分自信，他相信自己能成为一名很好的外交官。
俞敏洪没能拿到全额奖学金，这意味着他不得不靠自己赚钱，才能去美国读书。“当时我在北大教书的工资比较低，想靠工资赚钱是完全不可能的，就开始参与一些培训机构的托福、GRE教学工作，这比北大的工资高出了十倍。”
后来，俞敏洪在北大开起了培训班，凭借着幽默的教学风格，迅速吸引到了一批学生，而这也动了英语系老师业余收入的奶酪。“北大的领导找我谈话，说这样不行，因为我是北大的老师，不能抢北大的生意。”
上世纪90年代，俞敏洪每次课后，都会被学员团团围住，为他们解惑答疑
北大给了俞敏洪行政记过处分。他的处分被贴在当年北大著名的三角地，俞敏洪还记得，这份处分贴了整整一个月。“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名。”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1990年，俞敏洪向北大提交辞呈，用一辆三轮车拉上了所有家当离开了北大。
托福和GRE的培训班成为他人生的新起点。一方面，留学热潮方兴未艾，另一方面，俞敏洪本身是托福和GRE的高手。“我实际上是当时北京教GRE最好的老师之一。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我是京城GRE词汇第一的老师。”
这个“第一”来之不易，俞敏洪或许不是天赋型选手，但他太励志了，他曾连续参加三年高考，终于考上北大；在大学读书期间，他不幸罹患肺结核，休学一年间，在医院里背下了两万多英语词汇、读了三百多本书……
新东方后来诞生了无数个励志故事，励志精神也成为了新东方最大的特点，鼓舞着几代学子不断向前。
热爱比使命感更重要
俞敏洪很少流露出骄傲的情绪，除非提到他的学生。去年他到缅甸去，中缅油气管道总工程师极力邀请，要与他见面。一聊起来才知道，这个年轻有为的90后，原来是他的学生。他对俞敏洪说：“俞老师谢谢你，当年偷偷去听过你的课，一下就点燃了我出国的梦想，没有你可能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这个故事俞敏洪不止一次提起，每次提起，脸上都挂着笑。对于一位老师来说，没什么比这更值得骄傲。
2008年，俞敏洪与获得“新东方自强基金·中国大学生自强奖学金”的学子亲切交谈
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多年，托福进入中国也已经四十年整，关于留学，俞敏洪观察到了很多变化。
首先是回来的学生越来越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留学归国的人才不过10%左右，到今天，这一数字接近90%。“这是一件好事儿，他们带回来的东西会不自觉地应用到工作中去，进而潜移默化地造成一些影响。”
另外，留学越来越普及，从前是大学生出国留学，现在有更多的年轻人出国读本科。这些变化意味着中国更深入地介入全球化，发展机会也从欧美转移到了国内。
但在留学的心态上，俞敏洪明显地感觉到，理想主义的时代一去不返，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成为了时代的主流。简单来说，如今的留学生更倾向于学习能够赚钱的专业。“九十年代，还有很多年轻人去国外读历史、哲学、比较文学等人文学科，现在更多是选择商学、法律，从相对纯粹的学问追求转向了和生活、工作挂钩。”
这当然没有对错，只是时代变了。俞敏洪年届六十，但对年轻人的选择格外包容，他认为，年轻人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想把自己过成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是有决定权的”，只要在不损害他人的情况下，即便是“躺平”也无伤大雅。
在他看来，中国传统太强调使命感了，扛着那种使命感会很累。“使命感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工作做好，如果能更进一步当然很好，但不能要求人人都有使命感，任何大道理都不一定能持久。”
他也不觉得自己有“使命感”，使命感这个词太崇高，他只是做自己打心眼里喜欢做的事儿。“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身体会分泌多巴胺，到今天为止，我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我比较喜欢的事情。”
也正是从“喜欢才能持久”这个角度出发，他更希望未来的留学生们能更多地从爱好出发，而不是用赚钱多少来选择专业。在某种意义上，这份建议表明了他内心的倾向——虽然兼容并包，但从骨子里，俞敏洪仍然是个理想主义者。
上世纪90年代俞敏洪在课堂上
做企业VS做教育
俞敏洪身上有许多标签，包括教育家、企业家等等，但无论是哪一个，他都没有认同感。他对自己的定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比较愿意认真做事情的人。”
“你看我教育家不像教育家，我对教育也没什么深刻的研究；企业家更不像企业家，如果用做企业的心态做新东方，新东方早就完了。”
长期以来，新东方的账上一直放着两三百亿现金，对于一家企业来讲，账上趴着巨量现金是不可思议的。按照资本和企业的运作逻辑，资金只有流动起来才能发挥价值。
有一段时间，俞敏洪在公司的管理层中饱受诟病，有人说他是“目光短浅的农民”。原因在于，俞敏洪三番五次阻止资本运作。“所有都在劝我把这个钱投出去，新东方的股票有可能会涨一倍，但我坚决不做。”
这也引起了董事会和总裁办公会的不满，甚至有管财务的员工说，“把钱放到账上，每年就吃三到四个点的利息，有这么玩钱的吗？”
俞敏洪的考量是，万一有一天新东方没了，这些钱就是救命钱，欠学生的学费、欠员工的工资，必须要还完。“新东方内部无数人不同意，幸亏我还能掌管新东方，我说除非把我换掉，不然谁都不能动这些钱。”
还有人对俞敏洪说，新东方这么好的品牌，又有那么多钱，你竟然不把教育玩到风口浪尖上去，学生都要被抢走了，俞敏洪你到底在干嘛？
俞敏洪回怼：“我是在做教育，你们别跟我瞎哔哔这些事。”
谁都没料到，真的有一天，新东方会在极短时间内花出一百多亿人民币。现在，公司里没人再说他是“顽固的农民”了。“都说我英明，其实英明个屁，我就是个农民。农民的特点，就是在床下挖个坑，把银子埋进去。”
不像企业家，或许是真的。但不像教育家，明显又是这个“农民”的自谦之词。创业近三十年，他的底色始终没变，无论是直播带货，还是做其他提升农民收入的尝试，背后的逻辑一脉相承。
回顾这三十年，俞敏洪说自己几乎没有遗憾。“命运嘛，一半是自己安排，一半是老天给你安排。”他的意思或许是，不必遗憾，把握住自己能够把握的，就可以了。
2019年12月，俞敏洪受聘为贵州普安一中名誉校长
TIPS:
《留学生》：您对当下留学生活有什么建议？对即将留学的未来海归后浪有什么期望？
俞敏洪：在专业选择上，我希望孩子们能坚持自己的爱好，而不是以能否赚钱来衡量。坚持自己的爱好，一是更能学好，同时也更能坚持下去。因为一个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身体是在分泌多巴胺。任何大道理都不一定能够持久。但是呢，他喜欢这份工作，这件事情一定是持久的。第二，在留学目的地的选择上，多样化一定是趋势，不需要执着于欧美。
《留学生》：“托福中国40年40人”获奖感受？
俞敏洪：这是一个标志，其实我是最不应该被放进去的，更应该选那些出国又回国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当然，我要感谢ETS。去年我到缅甸去，发现中缅油气管道的总工程师，90后，也是我的学生。中缅油气管道是中国顶级战略项目，作用巨大、成就显著，有很多这样的人才，我们应该多关注。
(转载自欧美同学会会刊《留学生》杂志2021年11月下刊)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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