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暴露我国公共卫生领域人才短板 催生学科热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突袭，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领域人才短板。一时间，公卫学科建设成为热门。

近日，包括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等多所高校在内，先后在公共卫生学科建设方面推出新举措。

如清华大学宣布新建清华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预计设立预防医学、大健康、健康大数据、公共健康政策与管理四个国家亟需、面向未来的学科方向；南开大学决定成立公共卫生与健康研究院，瞄准流行病和卫生统计学、传染病疫情预警预测与疾控策略评估等6个重点研究方向集中发力……

另一方面，教育部也已明确今年硕士研究生扩招向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专业倾斜，而且以专业学位培养为主，以高层次的应用型人才专业学位为主。

针对此次疫情暴露出的人才短板，未来公卫人才应如何培养？新京报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中科院院士董晨。

在董晨看来，在后疫情时代应调整人才培养结构，加强学科间交叉融合，培养复合型人才，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如果高校成立专门学院培养公卫人才，有三点需要兼顾，包括本科阶段进行通识教育、要有一定程度的临床医学教育以及强调实践性等，并考虑与疾控中心建立合作关系。

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中科院院士董晨。

疫情暴露人才培养短板

新京报：清华大学医学院在此次抗击疫情中做了很多工作，您认为此次疫情暴露出我国人才培养存在哪些短板？

董晨：此次疫情反映出来的不仅是公卫的问题，也是整个医学面临的挑战。

我认为公卫应该成为医学整体的一部分，比如，病人患有传染病到医院就医，医院有责任报给疾控中心，同时，疾控中心在做人群统计时，也需要有诊断标准，这一标准需要临床医生，尤其是传染科医生来鉴定。

举例来说，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核酸检测作为检测的最终手段，受到产量和采样方式等限制，影响新冠肺炎病人的确诊。武汉医生提出采用CT影像作为新冠肺炎首选诊断方法。此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将“疑似病例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者”作为湖北省临床诊断病例标准。

这是疫情诊断的节点。如果医生不提出影像学这一诊断标准，疾控部门可能无法确认具体患病人数。从医学角度来看，疫情暴露出我国临床医学和疾控中心这两者处于脱节状态。

我还发现另一个问题：新疫苗的临床试验由疾控中心组织，这也是两者脱节的表现。

新京报：是否可以具体解释一下？

董晨：因为疫苗是新药，不清楚人接种疫苗后会出现哪些不良反应。疫苗的临床试验需要临床知识和能力，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应在医院，由有经验的临床医生进行。疾控中心不是医院，还是说到这一点，它与医院关系是脱离的。

另一方面，公卫与临床的脱节，公卫人才的培养，如果没有在职教育和继续教育，就会变得像行政管理人员，与医院脱节使其对很多临床问题不太了解。从学术方面来讲，我想强调的是，疾控中心和医院要建立密切关联。

一封信促成清华与万科“联姻”

新京报：针对疫情暴露出的短板，清华大学已经开始发力人才培养，成立清华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万科捐赠价值超50亿元的所有企业股。当时是您发起的这件事情？

董晨：疫情暴发以来，我们医学院表现不错，也有比较好的科研。清华医学院发起的各项研究已达34项，其中包括由临床医生发起的研究20项。新冠病毒免疫和致病机理、病毒感染与进入细胞机制、新药和疫苗研发、检测器械研发等均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

实际上，我们医学院也在进行常规的募捐筹款。疫情暴发后，我和办公室进行沟通，收集了一些做慈善活动的基金会信息，并在3月初写信联系了几家企业。信发出一个星期，我就收到了万科基金会负责人的回复。

紧接着，我们谈了一次，我主要介绍了清华医学院正在做的工作，有做基础研究的，有做临床的，有公共健康中心等等，希望学院能获得进一步的提升和发展。双方很快达成了共识，之后又进行了沟通并决定进一步推进合作。

当时万科提到能够用股权对清华公卫学科建设进行支持，将规模做大。后来，我向学校汇报了此事，这与学校“考虑建立公卫学院”的想法不谋而合，就促成了这件事情。

建议高校与疾控中心合作

新京报：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目前已有多个高校宣布建设公共卫生学院或专业，教育部也已明确今年硕士研究生扩招向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专业倾斜。如果成立专门学院培养公卫人才，您认为应怎样瞄准痛点发力？

董晨：首先，要让学生具备厚实的基础学科知识，本科阶段进行通识教育。因为公卫不仅需要医学方面知识，还涉及人文、社会以及公共政策管理等相关知识。所以，清华公卫学院初步打算只招研究生，不招本科生。

我认为，公卫人员不只是一名专业人员，还带有管理色彩。比如出现新发传染病，他如何应对？拿出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是封城还是封小区？其所需具备的知识不仅是公共健康方面的，还涉及社会学和管理科学等各个方面。

第二，在培养人才过程中要有一定程度的临床医学教育，让学生对疾病有比较透彻的认识，而不是肤浅的了解。

第三，强调实践性。无论上学时、实习过程中还是工作后，公卫人员与传染病医院都要建立密切联系，不能脱离实践、不能脱离临床。我觉得这三点都需要兼顾到。

高校在筹划公共卫生健康学科时，还应考虑与疾控中心建立合作关系。一方面，疾控中心能将高校先进知识、跨学科内容带入自己工作中，另一方面，高校在培养人才时，疾控中心人员又可以把实操经验传授给学生，使学生不再是象牙塔里“雕花”。

社会发展需要复合型人才

新京报：您刚刚提到公卫人才与医疗人才培养相对独立，那国外的情况是怎样的？

董晨：国外有专业做流行病分析的，但也有很多医生拿到了公卫硕士学位，所以交叉型人才培养比我们厉害。

新京报：是不是有好的经验可以借鉴？

董晨：我国医学相关人才的培养还处于起步阶段，带有浓重的前苏联体制影响，如学生高中毕业就去读医学，公卫学科也是如此，而越来越多西方发达国家把医学作为职业选择，职业培训是大学毕业以后进行的教育。

培养大量工匠，是因为以前推进工业化需要这样的人，但现在更需要高端人才，通识教育就变得重要起来。所以，我现在反复强调的是要培养复合型人才，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新京报记者 苏季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