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7点上早自习，晚10点下晚自习，一天学习超过12个小时。全国各地几乎所有高三学生进入高考“备战”状态，而高二的学生有的进入了最后半年的课程学习。
1031万，是201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在多方压力下，高中教育的促进功能让位于选拔功能，高二完成高中教学任务，高三成为复习应考的阶段早已成为一种常态。
我国近代学制始于“壬寅”学制。1922年施行“壬戌”学制，或称“六三三”学制，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几经变化，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大部分地区恢复了“六三三”学制。此后，高中学制基本稳定在三年。据媒体报道，四川、河北等部分学校探索实行“二四学制”，即初中两年高中4年。
那么高中到底上几年？目前成了一个问题。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科首席教授劳凯声认为，“高中教育的问题不在于读几年，关键在于根据学制合理安排、落实课程和教学内容。”
高三末年每天都一样
暑假过后，安徽界首第一中学毕业的赵龙成了安徽师范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大一新生。他形容自己像是读了两年高中，因为高中最后一年都在复习。
“5点40分起床，6点40分上早自习，8点上课，上下午各4节课，晚上10点下晚自习。每两周只能休息周日一上午。”这是赵龙的高三时间表，也是很多高三学生的作息表。广西来宾市第一中学高三学生胡敏感觉：“每天过得都一样。”
高三频繁的各类考试让赵龙记忆犹新，每天都有随堂考，一周一次分班考。日复一日做题、考试，让赵龙烦透了写作文。采访时，遇到难以回答的问题，他都会停顿一下，说：“好像一道作文题。”
他想了一个办法逃避写作文。语文随堂考试时，老师会让组长收齐卷子交到办公室，批改后，再由组长统计分数。赵龙是组长，他利用职务之便，把自己没写作文的卷子抽出来，再随便给自己登记个分数。
其实，赵龙的高三从高二暑假就开始了。在他的记忆里，暑假不过是班里老师换一个地方接着上课罢了，“说是自愿，其实也算强迫”。《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规定，每学年11周假期，但实际上，暑假只放了两周。
高分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刘宇，从未想过自己的高中生活，会有一段当“逃兵”的经历。
刘宇在河南孟津县第一高级中学成绩拔尖。2018年8月初，班主任通知他和班里另外两名同学到衡水中学参加选拔考试，考试通过的话，高三能在衡中学习，高考再回到原籍地参加。班主任说，学校付出了很大代价，让他们回去和家长商量一下。“父母特别支持”，刘宇说大家都想去衡中，我也不例外，“进了衡中，相当于一只脚踏入了清华北大”。
2018年8月底，刘宇和同校12名“尖子生”，来到衡中参加考试。“人很多，是和复读生一起考”。通过选拔考试的他，还没来得及想清楚，就在老师和家长的“怂恿”下，匆匆忙忙地报名缴费。
“课间没一个人说话。”刘宇到教室的第一天，就被吓到了，一个班级100多名学生，从黑板到最后一排，密密麻麻都是人，压抑的气氛包裹着他。他想起之前，课间同学聊天打闹，体育课一起做游戏的画面。他心头一酸，决定离开。
刘宇回到河南后，发现学校也开始采用“衡水模式”，他只能无奈适应。对于一年半的复习，他有自己的看法：第一遍比较粗略，主要是熟悉教材；第二遍对接高考，重点梳理。“挺合理的，不能学完直接高考吧”。
“如果教育改革，考试成绩只占很小一部分，（学校）教你动手实践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综合能力，肯定是好的资源赶不上大城市。”刘宇说自己的同学都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老师口中说的“高考改变命运”。
从一年备考到两年备考
基础教育的“末年”成为“复习年”，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现实。在高三全年复习的背后，是高中前两年赶、抢、拼教学进度。3年的课程，被压缩为两年，甚至是一年半。在教学“超速”开车的路上，有些学生被落下，只能一路陪跑。
王佳是江西省萍乡市萍中附属学校的高二学生，刚刚过去的暑假她一直在上网课，这不是老师要求，是她主动报名，为了“补上荒废的课程”。
她反思自己成绩不好的原因，有注意力不集中、开小差，也有老师抢赶教学进度、讲得太快，“有几个学生跟得上老师，并不代表全班同学都跟上了”。
很多和王佳一样的学生反映，高一高二学习的知识不扎实，“高三复习的时候感觉课本就像新学的一样”。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毕业的赵甜妤回忆起高中，“学不会、考不好”像是两块大石头压在她的身上、心里。每次成绩出来，她都抱着试卷大叫着“不学了，不学了”。可是，哭闹过后，她还是得擦干眼泪，把扔了的书捡回来，接着学。她说：“学习需要兴趣，短短的3年时间，在一堆自己并不是都喜欢的科目里，学了大量东西。”她觉得，学会了就是学习的意义。
张明觉得自己和前段热播的电视剧《小欢喜》中的方一凡很像：成绩不好，喜欢唱歌跳舞。从小就喜欢表演的他，演过两部微电影，还出演过很多话剧小品。表演可以满足张明的很多想法，“我很享受表演的过程，镜头下另一种人生的感觉”。
因为热爱表演，张明想选择艺考这条路，但他没想到家长和学校成为他逐梦路上的“绊脚石”。他所上的广东佛山南海区石门中学，是南海区最好的中学。“高三不开设音乐课”，他曾和老师反映过，但老师告诉他学校不支持艺考，也无法提供任何帮助和指导。张明的父亲也投了反对票，“学艺术不现实，毕业找不到好工作”。
热爱自由的张明觉得自己被高考的框架束缚住了。对于几近一年半的复习，张明评价说：“复习说好听点是历练和提升，说难听点就是靠意志坚持下来的空白格。”
学校被夹在中间
对于为了强化学生应试能力，压缩教学时间、拉长复习时间的教学方式，老师们持有多种看法，有认同，也有无奈。
侯盛欣是河南大学附属中学的一名英语老师，她认为有利有弊：“以应试为目的的教学，更多重视知识本体，忽略了考察学生的能力。”她举例，比如高中英语，现在很多地方学的还是哑巴英语；再比如地理，需要学生走出去，了解实际，和生活接轨，而不是单一地学习书本知识。
“压缩教学时间本身就减少了学生实际应用能力提高的有效时间。另外，对本身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更是不利。”但是，侯老师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觉得合理：“学校争相这样做肯定不傻啊，熟能生巧，反复打磨。”
要想留足一年到一年半的复习时间，各科老师每天要上2到3节课，抢赶教学进度；学校要安排早晚自习，利用周末上课，延长每日学习时间。
陈老师是内蒙古包头市一所高中的班主任，他说：“在应试教育模式下，学校注重成绩，这样做也是没办法。”陈老师每周要教12个课时，这个课时数，乘以高考的6门科目，已远远超过高中课程标准规定的一周35个课时。
“没办法”是陈老师在接受采访时提及最多的词语。地方政府以升学率为标准考核学校；学校把一本率、重本率、清华北大的指标分配到每一个班级；学生家长把孩子考上好大学的希望寄托在老师身上。在重重压力下，陈老师说：“没办法，老师只能通过不断地复习、考试，强化学生的应试能力。”
劳凯声曾和多位教育专家研究过高中课程标准，他说：“我觉得高中课程，3年时间学完都很紧张，而且不止我一个人这么认为。”据他介绍，自2016年起，北京有的优质学校把中学学段做了重新划分，初中两年，高中四年。
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严禁超课标教学、抢赶教学进度和提前结束课程。
陈老师坦言，地方部门审查前会提前通风报信，“换课表，把早晚自习去掉”。后来干脆教室里贴着“合规”的课表，学生们执行另一张课表。实际上，地方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变相支持，“老师们的夜自习费就是财政补贴的。”
学生家长也持赞成态度，“在学校学习效率高”“高三就应该学习”。在家长的助推，地方部门的默许下，“末年复习”愈演愈烈。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学校被夹在中间，政府要考核学校的升学率，家长强调孩子要上什么样的大学，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之下，学校就会采取快马加鞭的方式，尽早上完课，然后进行强化复习。
“末年复习”成为无解难题
其实“末年复习”现象并不是高中独有，初中也同样存在。熊丙奇了解到，现在各地初中基本上都是用两年时间上完3年的课，最后一年用来刷题。
“12年学制的基础教育，是要求给学生完整的教育，除了知识学习，学生必须还要接受生活教育、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熊丙奇举例说，美国和加拿大的高中生，在12月就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但还要完成最后一个学期的课程。
教育部门现在已经明确禁止培训机构进行超前教学、提前教学，但初高中普遍的“末年复习”仍被看作正常，熊丙奇认为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了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主要任务，任务第一条就是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突出德育实效，提升智育水平，强化体育锻炼，增强美育熏陶，加强劳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之所以产生“末年复习”这种现象，熊丙奇总结为两个因素。一是地方政府不依法治教，对于破坏教学秩序的行为不制止不追究，以升学率为导向考核学校和老师。二是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考什么教什么、教什么学什么，导致了基础教育阶段唯分数论。再加上家长赞同，于是成为长期存在的“无解的难题”。
劳凯声认为，这不仅是个教育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当前的社会分层、社会分工给予了高考压力，“上大学和上职高，未来就业的收入差距、地位差距较大，导致大家更愿意上大学”。无形的社会压力施加在“一考定终身”的高考之上，增加了高考的负担。
考试需要复习是常理，“用一整年时间去应付一场考试，我觉得有些过了”，劳凯声认为半年的复习时间较为合理。他坦言改变需要一定的时间，“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也会缓解这个问题，同时也要兼顾、协调教育的选拔功能和促进功能”。
该如何解决，熊丙奇也开了几个药方。首先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监督办学，对学生进行完整的基础教育，开足开齐所有的课程，保证课程时间以及课程质量。此外，改革评价体系，不以升学率为单一标准。采用教招考分离模式，即中学自主办学，大学自主招生考试的评价体系。
“以高考科目为主导的基础教育教学，是目前教育最大的问题。除了知识教育之外的其他教育，都存在边缘化和弱化的问题。”他指出，如果只用考试成绩来录取学生的方式不变，一年甚至是一年半备考的模式依旧会存在。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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