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科学费看 如何办让民众满意的高等教育？

今年的高考和录取工作已经结束。九月，又有一批新生将踏入高校大门，迎来自己的高等教育阶段，从而为一生的职业发展和人生道路打下基础。

从微观角度看，这不仅是学生个人的事情，还承载着父母的期望；特别是对贫困家庭来说，子女所受高等教育的质量，很大程度上还是整个家庭摆脱贫困的关键。从宏观角度看，高等教育还关乎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能否顺利形成和积累，是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与进步的重要保障。从这两个角度看，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国的高校中，不乏清华、北大这些教育部直属的公立顶尖名校，以及近年来涌现出来的个别民办名校和中外合作名校。但高等教育的主体一直是省级地方政府所属的地方高校，这些高校承载着绝大部分大学生的培养职能。因此，探讨如何办出让民众满意的高等教育，不能仅从顶尖名校着手，必须更多着眼于地方高校。

本文以一线城市的代表上海为例，从上海市属地方高校学费（如无特殊说明，文中出现的学费仅指本科学费）的角度出发，试着就如何办出让民众满意的高等教育提供一些观点。

一、高等教育主要应该培养什么？

对包括学生家长在内的广大民众来说，办学质量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这个办学质量在他们而言，主要是教学质量。但大学的合并、扩招等举措所带来的学校档次提升，进而对学生的就业产生拉动效应，也是他们所关心的。

对民众来说，他们对高等教育最直观的满意是大学把自己的孩子培养好，让他们成为掌握一定的知识和能力，未来能在社会上立足，并获取合理收入的个人。知识和能力最终都体现和内化在个人的素质上。个人素质一般而言可以划分为基本素质和专业素质，基本素质并不是简单的不随地吐痰、不插队等，还包括正确的三观、健全的人格、与人沟通的基本礼貌与技巧、审美品位和国际化视野等诸多方面；专业素质则包括对所学专业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实务知识等的掌握，是毕业后从事与该专业相关的工作的基础。

我们的教育不能说不重视基本素质的培养，但由于人口众多而资源有限，我们的教育从基础教育阶段起，就带上了选拔和竞争的烙印，这或多或少导致了重专业素质、轻基本素质的教育倾向，而且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高等教育阶段。基本素质的相对不足，对整个社会而言会带来效率降低、人与人磨擦增多、集体性不强、交易成本增加等诸多方面不利的影响。专业素质则从小就是父母要抓的重点。校内各门功课自不必说，一直是父母盯着孩子好好努力的着力点；中小学阶段的校外奥数班、外语培训班、体育项目训练班等，高等教育阶段的司法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和特许金融分析师考试培训班、留学英语培训等，更是基本都属于专业素质强化的范畴。

高等教育阶段除了专业素质的培养以外，更要注重基本素质的培养，这是近年来高校普遍重视通识教育的原因之一。基本素质的培养不太可能通过校外培训来实现，大学对基本素质的培养主要是通过思想政治课程等公共基础课、通识课程、系列讲座等来完成的，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如和就业没有直接的联系、大班教学、考核不严格等，效果不能说非常好。这方面的培养可能没有短期收益，但长期而言对整个社会是大有裨益的。专业素质的培养校外培训也无法完全取代，专业理论层面潜移默化的熏陶，都不是急功近利的校外培训能带来的。即使校外培训收费较高，是大学学费的几倍，在专业素养方面也无法取代大学的职能。

高等教育的质量和经费投入正相关。为培养好学生的基本素质和专业素质，办出让民众满意的教育，经费投入应该怎么样提高呢？能不能维持现有的学费水平，而由政府来增加财政投入呢？这就引出了下面的问题。

二、大学学费有提高的必要吗？

一般而言，办学质量与经费投入成正比，地方高校作为公立大学，其经费主要来自地方财政，学费只是辅助部分。以某市属高校为例，2017年其财政拨款收入3.80667亿元，事业收入1.089404亿元（基本是学费收入），其他收入0.128984亿元，年收入合计5.025058亿元，财政拨款占总收入的比重为75.8%，学费占总收入的比重仅为21.7%。

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财政往往比较紧张，要花钱的地方很多，除了教育支出以外，还有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公共管理等很多方面的支出。即使在教育支出里，也不是只有高等教育支出，基础教育也需要大笔投入。另一方面，我国人口众多，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巨量人口与政府财政投入不足，是一个天然的矛盾。

有的发展中大国如巴西，解决类似矛盾的出路是保持公立大学的规模（这样可以控制政府财政支出），扩大私立大学的规模，同时私立大学收取较高的学费。这样，在政府支出不足的情况下，私立大学通过扩招和上涨学费来保障办学经费，使得大学入学数量在整体上得到了提到。

中国虽然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政府财政实力提升较大，但各方面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同时又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再加上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各方面因素综合起来，大学的办学经费仍然是不足的。提高学费则由于社会公众很难接受，也很难实施。因此，中国高等教育扩张的道路，采取的方式是扩大公立高校招生规模（财政的教育支出也在增长，但实际是不足的）。这满足了公众入读大学的愿望，但师资等其他办学条件却没有完全跟上，等于是在牺牲一定质量的前提下保障了入学的数量。结果是，相当一部分公立大学呈现“低价低质量”的状况。

当然，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秉承大政府的理念，高等教育基本免费。这主要是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以德法为代表。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即：属于发达国家，财力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比较宽裕；人口较少，德国8000多万，法国6000多万；人均GDP很高；适龄大学生人数较少；教育基础较好，大学历史悠久、积累充分、数量多、质量好；文化传统上倾向于政府解决高等教育的主要支出。

但即使这样，德国的私立高校还是要收取学费的，公立高校也经历了七个州收取学费又取消的反复，说明德国社会也在反思高等教育免费的理念。法国也不堪财政压力，开始从外国留学生着手收取注册费（即学费）。

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虽然财力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比较充足，但国内其他开支如社会保障、军事开支也很大，同时由于人口较多，适龄大学生也多，加上文化传统方面的因素，对大学一直是收取学费的，且学费水平不低。另外几个发达国家如英国和澳大利亚，虽然人口较少，也一直收取不低的大学学费。

因此，如果政府能提高教育投入并且优化资金投入的结构，如多投入直接的教学活动、少投入硬件设施等，当然是最好的方案。但中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仍将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决定了政府的财政状况会一直比较紧张，方方面面都需要用钱，财政支出存在一定的“刚性”。如果想要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如果想满足一线城市具有相当国际化视野的公众的期望，达到发达国家标准的教学质量（相较于现有的师资基础，可能要增加数倍的教学人员），那就只能考虑拓展财政投入以外的其他资金来源了。

当然，其他资金来源并不是只有学费一个渠道，高等教育捐赠也是大学吸引资金的重要渠道，这已被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实践所证明。中国的高等教育捐赠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短短十余年的时间，高等教育捐赠总量已经有很大提高，但呈现出贫富不均的“集聚效应”，即大部分捐赠都集中到了顶尖名校。截至2017年12月，清华大学累计吸引捐赠95.48亿元，北京大学累计吸引捐赠76.65亿元。前20名吸引捐赠最多的大学中，仅有汕头大学、宁波大学和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三所非教育部直属高校侧身其中（且主要是依靠华人企业家李嘉诚和包玉刚的捐赠，才跻身前20名的），一般地方高校很难吸引到足够的捐赠。

仍以上述某市属高校为例，其近年来收到的最大一笔捐赠为30万元，分十年到位；其余捐赠多为每笔3万至5万的额度，每年基本只能吸引到几十万元捐赠。这对一个一年支出五个亿的大学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方高校依靠社会捐赠筹集办学经费的困难。

综合以上分析，结合世界各国的普遍实践，中国高校恐怕仍然要考虑，是不是可以将学费作为弥补办学经费不足的来源。但这绝不意味着要把学费提高到巴西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私立大学的水平。

三、大学学费有提高的空间吗？

目前大学学费有提高的空间吗？答案可能是肯定的。

目前上海地方高校学费每年在5000至8000元之间，而根据上海市政府的统计数据，2018年上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4183元。也就是说，基本上上海居民1至1.5个月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就足够支付这些高校一年的学费了，更遑论学生的学费一般是父母两人甚至是更多家庭成员共同负担的。因之，至少对上海本地家庭来讲，地方高校的学费不能算多重的负担。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一线城市家庭花在学生校外培训上的资金并不少。2018年7月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2017）：基础教育》显示：一线城市学生的平均校外培训支出达7781元/年。这还是基础教育阶段的校外培训，高等教育阶段的校外培训数据尚没有机构统计，但考虑到培训内容的差异，比基础教育阶段支出高的可能性很大。

根据笔者有限的调研，上海高校大学生参加的校外培训项目主要包括：出国留学英语辅导、考研辅导，以及ACCA（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等资格考试的辅导等。此类培训项目一期收费在5000至10000元左右，高达数万元的也不少见，但还是有很多人报名参加。

此外，上海的海外留学也仍在升温，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的一年制硕士项目是留学热点，基本需要花费30万至50万人民币；美国、加拿大的两年制硕士项目也有不少拥趸，总计需要花费至少60万至80万人民币，很多家庭支付起来也并不费力。除了经济发展带来的工资提升外，上海房产的增值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撑海外留学的物质保障。

四、提高的大学学费应该用在哪里？

提高的大学学费应该主要用在困难学生的资助、教师扩招和工资提升、教学活动的直接开支等方面。

提高学费绝不意味着把一些困难家庭的孩子挡在高等教育的大门之外，恰恰相反，提高学费才是对他们更加有利的做法。因为提高学费实际上伴随着转移支付，即把富裕学生缴纳的高学费的一部分通过学生资助的方式转移给困难学生，这已经是被发达国家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普遍做法。如美国的私立名校哈佛，2018年本科学杂费高达7万美元左右，但经济条件符合一定标准，即家庭年收入低于若干美元的学生，不但可以全免学费，还可以获得一定的生活费，而他们免掉的学费和生活费则部分来自那些富裕家庭学生缴纳的学费（还有部分可能来自社会捐赠）。

前文述及，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论，上海市居民家庭普遍具备承担大学学费提高的经济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上海家庭都能承受学费的提高，学费提高一定会给极少数家庭造成无法承受的负担。另外，上海地方高校还会招收大量的外地学生，而且近年来由于本地高中生数量下降，外地学生的比例一直在不断提高。而外地学生除了来源于东部地区之外，有相当部分来自于中西部地区，这其中无法承受大学学费提高的家庭可能更多一些。因此，提高学费之后，第一个用途应该是用于困难生的资助，即把增加了的学费从有经济能力的学生转移到困难学生那里，这也是不少经济学家一直支持的主张。

第二个用途应该是用于大学教师扩招，增设专门的教学岗，如美国大学常见的实践指导教授（clinical professor），以提高师生比；并尽量理论结合实践，同时实现20人左右的小班教学，以提升教学质量。重要的是，要用提高的学费适当增加大学教师的工资，让他们能够安心在大学教书。

小班教学和提高师生比，已被证明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最行之有效的举措；辅之以教学方法的改革，如“翻转课堂”，可以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增加学生的学习参与度，推动他们由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同时必须在教学管理制度上确保教师有严格要求学生的积极性（近期教育部提出的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的做法正是这方面的体现），最终实现多一些“金课”、少一些“水课”的效果。

适当提高教师的工资也很重要。目前很多公立大学教师（普遍具有博士学历，很多有博士后经历和海外经历）的工资还不如私立培训机构的培训人员（基本都是硕士及以下学历），导致了一些教师跳槽去了私立培训机构，一些教师去校外兼职，在近五年来，这种情况在一些热门专业体现得尤其严重，甚至发展到个别大学的热门专业招不到合适师资的地步。这一方面是因为，热门专业的博士去金融机构或大公司获得的年薪数倍于大学老师；另一方面是因为，上海的房价较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博士学位拥有者在上海任教的意愿，而没有充足的、合适的师资，办学质量很难提高。

第三个用途是教学活动的直接开支（不包括间接开支如购置设备等），只应该用于学生参加学术活动、去境外访学以及进行社会调查等。

五、结语

本文主要从地方高校学费的角度探讨如何提升办学质量，满足民众对高等教育的期望。这可能是提升办学质量的一个主要举措，但还需要其他管理体制改革的配合，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不再深入讨论这方面的内容。

另外，本文主要基于上海的情况展开论述。中国各地情况错综复杂，经济发展、财政实力、高校办学层次、适龄学生人数、居民家庭收入等都不太一样，因此，本文的结论并不意味着其他地区也同样适用。

最后，教育部直属高校在财政拨款体制、办学定位、招生区域分布以及吸引高等教育捐赠等方面均和地方高校不同，因此本文的结论也不一定适合在沪的教育部直属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