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证明被叫停后再现“江湖”
广州异地高考被要求证明“我爹是我爹”
异地高考报名已经结束，这是异地考生首次可以在广东省参加非高职类的普通高考。本来该是皆大欢喜奔走相告的好事，却把冯春一家给急坏了。因为他们被告知，要证明冯春是女儿的爸爸。
户籍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冯春一家，10年前就搬到广州，女儿冯子菲开始在广州念小学。日前，女儿就读的学校也在为学生报名翌年高考。学校老师将冯先生女儿的资料一并上交，但他们前天接到回复，需要证明冯春是冯子菲的爸爸。
冯先生一家的户口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户口簿的户主是冯先生的爸爸，即冯子菲爷爷。除了冯先生的爸爸和自己一家三口，户口簿里还有冯先生的弟弟。由于户口簿只标明各自与户主的关系，因此无法体现冯春和冯子菲的关系。
学校负责招考的潘老师说，冯子菲一家政策上符合异地高考原则，就是无法证明亲子关系。因为户口簿里除了冯春还有他弟弟，“如果户主是冯春，或者只有他一个适龄男性，就不需要作证明”。但目前因为户口簿里有冯子菲叔叔，他们还需要证明这位叔叔不是冯子菲的爸爸。“这一届除了冯子菲，还有一个考生是这种情况，也是因为户口簿的户主是爷爷”，潘老师理解孩子家长的心情，但也表示市招考办是按标准办事。
市招考办通过学校通知冯春，需要尽快提交证明冯子菲是自己女儿的司法公证、出生证明或者医学亲子鉴定结果。冯春觉得不可理喻，“小学开始，学籍登记表父女关系那栏都是我的名字，而且户口簿2014年登记时，我弟弟那页还是显示未婚，我1997年出生的女儿怎么可能会是他女儿？”
但由于出生时没有定下女儿的名字，出生证明的孩子姓名一栏空白，因此出生证也无法证明冯春和女儿的父女关系。市招考办回应，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一般医院都会让家人事后补上孩子姓名。
至于户口簿中冯子菲的叔叔未婚，能否证明他不是冯子菲的爸爸？市招考办称，审查未婚的男性是不是父亲，这个不太合乎情理。市招考办只是从材料出发，理性审查亲子关系，异地高考的家庭是有充足时间进行准备的。
如果出生证明走不通，冯子菲一家该怎么办？市招考办表示，可以去医院作亲子鉴定，或者回户籍所在地申请公证，但需要耗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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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证明不止一家山东卢先生也深受其害
为继承房产要给去世103 年祖父开死亡证明
卢先生今年69岁了，现在住的房子是父母生前留下的。1988年，双亲去世后，卢先生便想着把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他到历城区公证处去办理房产过户手续，被告知要开各种证明。“其他的都好说，就是其中一样，让开我爷爷的殡葬证明。这要去哪里开啊?”
卢先生说，自己的祖籍在聊城临清，爷爷是1912年去世的，距今103年了，当初兵荒马乱，连个坟头都没有。爷爷去世后，奶奶抱着刚满1岁的父亲要饭来到济南，在济南住下了。后来父亲在济南工作、娶妻生子，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临清，那里也没有亲戚了。“我父亲活到80多岁，他的死亡证明派出所给开，可还要开我爷爷的，这太为难了。而且还说没有我爷爷的死亡证明，房子就不能过户。”卢先生说。为这事折腾了一两个月，经过多方交涉，历城区公证处称可以让卢大爷回老家临清，在当地的街道办盖个章，出个证明就行。可卢先生觉得老家早都没有亲戚了，也没人认识他们，不愿造假，所以房屋过户的事就一直耽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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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证明不是“中国制造”英国更奇葩
英国" 奇葩证明": 男子花1.5 万英镑证明" 我羊是我羊"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英国有一位农民罗斯·哈钦森为了证明“我的羊是我的羊”，折腾了一年多，共花费1.5万英镑(约合14万多人民币)，总算是大功告成了。就为4只羊，如此费钱费时费力，图什么呢？为了自己的名声。
原来，哈钦森经营着一家叫做贝尔斯的农场，去年因涉嫌偷羊被警方逮捕。但哈钦森坚称那4只绵羊原本就属于他，不是偷窃所得。尽管涉案的这4只绵羊身上带有贝尔斯农场的标记，但耳朵上的标签却对不上号，可能被人动过手脚。随后，哈钦森被告知需要自己想办法证明“我羊是我羊”。
折腾了一年多后，哈钦森最终利用 DNA证据成功地证明了4只羊是属于他的，哈钦森所受的偷羊指控也被撤销了。可是对于这一“好消息”，哈钦森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无奈地表示：“我为此花掉了1.5万英镑，这笔钱再也拿不回来。而且我浪费了一年多光阴，人生中失去的时间再也不会回来。”
更糟糕的是，哈钦森去年被警方逮捕的画面还被电视台播出了，不少人记不清哈钦森的具体被控罪名，只记住了“那是一个被警察抓走的男子”。“很多人拒绝跟我说话，理由是我是偷羊贼，”哈钦森说。
信任感与责任心缺失
以个人“多劳”换行政部门懒政“永逸”
法治社会，证明是办事的通行证，然而一些看起来看起来简单明了、顺理成章的人之常情，为什么非要以书面证明的求证方式使事情变?得复杂繁琐？舆论普遍认为“信任感”与“责任心”缺失当属其生存发展的背景土壤。《法制时报》刊文称，“无证明，不存在”的行政管理手段，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服务主体与客体的倒挂，要求个人提供诸多证明才能获得某种服务，其目的往往是让服务部门免除了信息筛查成本和后续的责任承担风险，是以个人的“多劳”来换取行政部门的懒政惰政“永逸”。它未能站在服务对象的位置来思考行政作为，根本上是一种行政本位与权力本位意识。
综合整理自《南方都市报》、《山东商报》、央广网、人民网-舆情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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