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企业家捐款到国外大学，是理性的选择

网易教育讯 最近，香港恒隆地产的陈启宗家族给哈佛捐了3.5亿美元，之前SOHO中国的潘石屹夫妇也给哈佛捐了1亿美元，他们的捐赠都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争议，因为他们捐赠给了国外的大学。对此，《中国慈善家》对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进行了采访。

捐给国内大学的钱，花得有点冤枉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最近，香港恒隆地产的陈启宗家族给哈佛捐了3.5亿美元，之前SOHO中国的潘石屹夫妇也给哈佛捐了1亿美元，他们的捐赠都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争议，因为他们捐赠给了国外的大学。从中外教育体制看，你怎么评价他们的选择?

杨东平：前两年，有个叫张磊的人给他的母校耶鲁大学捐了888多万美元。他讲得很清楚，耶鲁改变了他的一生，尽管他在耶鲁上学的时间并不长。捐款作为一种慈善行为，是一种感恩，是一种回报，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就是因为他感受到了学校给他带来的帮助和转变，他有能力的时候才愿意回报学校。

中国所谓的名校，基本上都是政府办学，所谓公办学校，永远没有建立与学生的这种深刻的联系，往往都是在校庆的时候，才想起找些学生来捧捧场，包括捐点钱，平常在教育当中，根本没有把学生尤其是本科生放到重要的位置上，所以没有真正形成这种内在的人才培养和效益回报机制。尽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几十所高校成立了学校基金会，或多或少地收到一些校友的捐赠，像张树新捐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段永平捐给浙江大学，尤其像清华、北大还比较多，主要他们有母校情结，致富后愿意给学校捐点钱。

作为一个民间的教育人士，我看到他们的捐款，为他们感到惋惜。因为清华、北大这些学校根本不缺钱，如果他们有教育情怀的话，不应该捐给这样的学校，而应该捐给地方的、面向农村学生的职业院校，或者建立一个很好的基金，专门资助西部地区的贫困高中生、女学生，这样对教育的贡献要大得多。公办的名校，不缺钱，不怎么看得上你捐的一、两千万元。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中国的大学都不缺钱?

杨东平：仅限于985高校，这些人捐的都是985高校，没有一个人给三本院校捐款。这就是马太效应，越有钱的大学，获得的捐款也越多，企业家，包括海外的，就知道清华、北大，所以这些学校根本不缺钱。他们的主要问题是乱花钱，或者说他们的钱是怎么花的，没有人知道。当然他们希望能发挥些作用，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钱在这样的学校是很难发挥什么作用的，因为公办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办学体制和机制都是非常官方化的，你捐一、两千万元，在学校能产生什么样的效益，很难看到。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如此说，捐给中国的公办大学与捐给美国的私立大学的效用很不一样?

杨东平：完全不一样。美国的私立大学把筹资、校友捐赠作为重要的经费来源。但是中国大学的捐赠根本没有重要性。全国的教育统计，来自社会捐赠的比重大概在百分之零点几，而且最近两年的统计都在下降，与十年前相比都是下降的。所有的公办学校都很清楚，跑“部”前进，眼睛向“上”，因为真正的资源都集中在政府部门。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为高校科研捐赠，其意义也不大?

杨东平：像清华、北大每年的科研经费有100多个亿，像北京理工大学现在是30多个亿，所以你想想，你很有钱，捐2000万不得了，很大的数字，放到学校里就不值钱。向政府部门争取的经费远远大于捐赠。

企业家愿意捐给国外的大学，的确是比较理性的，这是个人对母校的感情，做一点事。相反，我认为，捐给国内大学钱，花得有点冤枉。

基金会办大学自主空间会大一些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相对于直接把钱捐给大学，更有像新东方的俞敏洪，直接接手创办私立大学，而且是非营利的。今年也有多位企业家表示要创办非营利大学。现在是否已经有空间让企业家创办优秀的非营利大学?

杨东平：从俞敏洪办学的经验你会知道，这条道路非常艰难，很狭窄。对民间而言，所谓私立大学的门槛还是太高，那么多的独立学院很难真正独立。譬如说要求学校占地500亩地，499亩都不行。是不是非要500亩地才能建一个学院呢?这就人为地设置了一些很高的门槛，阻断了民间的路。当时俞敏洪也是为征地跑断了腿，但最后还是跑不下来，还是接办了耿丹学院。所以民间办学的门槛太高，并不乐观，办学过程当中，还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民办教师不能享受公办教师的同等待遇，发展还有很多瓶颈。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这个空间在你看来，该怎么去争取突破?是有这样一个空间吗?

杨东平：从整体而言，最近这些年民办教育处于萎缩的状态，不是在发展。因为政府越来越有钱了，公办教师的待遇越来越高了。原来民办学校，尤其中小学，以高工资吸引教师，现在这个差距已经很小了，而民办学校又没有很好的社保和养老待遇，教师队伍不稳定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社会力量办大学，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用基金会办大学，例如，李嘉诚基金会一直在支持汕头大学，去年又宣布要和以色列理工学院在汕头合办一所理工学院。像这种方式，空间是否会更大些?

杨东平：你说的这个情况，的确是提出了一个新的类型，这叫做公益组织举办的非营利大学。因为它跟企业家举办的区别在于，现在的民办学校大多数都不属于捐资办学。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大多都是营利的。

杨东平：属于滚动发展，有营利的需求。《民办教育促进法》就对取得合理回报做了明确规定，允许获得合理回报。中国的民办教育还没有完全发展到捐资办学这个阶段。哈佛死了，把遗产捐出来办学，它当然是非营利的。捐资办学和我们现在只能靠民办资金投入来滚动办学的民办大学的性质完全不一样。捐资办学才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我们可以设想，当中国的富一代开始逐渐到了要处置遗产的时候，用遗产办学的话，完全也可以做到非营利。国外的私立大学主要是通过捐赠人的遗产来举办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有别于哈佛用遗产办哈佛大学，勒克菲勒基金会就创办了协和医学院。这又是一种模式。

杨东平：对，创办之初就是非营利性的，公益性的。如果这样的大学陆续出现的话，那就是一个新品种，在中国现在的公办、民办之外，出现了一批非营利的公益性的大学，这个可以化解很多问题。

原本希望把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其中一部分叫非营利的民办学校，但这种剥离非常困难，所以分类管理一直推行不下去。因为分类管理，按照非营利的模式举办学校，意味着你所有的投入，包括土地、房屋都被公益化了，不属于你了，你就拿一份工资了，现在民办大学举办者还没到这个境界。但他们又不愿意背一个营利性的名，社会形象也不好，招生宣传也不方便。

现在出现一些基金会举办的完全非营利性质的学校，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品种，解决了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为什么政府希望有些学校按照非营利学校来管理?非营利的，政府资金就可以投入，包括教师待遇，但如果是营利性的，政府就没法投入，没法帮助改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基金会办的大学，往往有一个独立的理事会或董事会，管理学校，能聘任校长，像汕头大学。这种模式能走多远?

杨东平：如果是基金会创办的学校，采取理事会领导下的办学体制，对现有的办学体制来说是一种新的类型，理论上会有些改变。但是你知道，政府还是要你成立党组织，自主办学空间在部分问题上更大一些。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办大学，这个模式能否趟出一条新路，给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突破一条新路?

杨东平：我觉得很困难。只能说可以做一些探索。因为政府想管理，统统都可以管理，政府说我不要你的钱，我很有钱，我为什么要你来办，你还要搞新体制，还要来冲击我。所以汕头大学办得很艰难，30年了才办成这个水平，在国内连二流都算不上，李嘉诚为此事非常苦恼，他在前几年才决定由李嘉诚基金会直接来举办。原来他出钱，地方政府来举办，不行，花了很多冤枉钱。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最近，朱清时教授离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此前南方科大一直被视为高等教育的的改革试验田，现在看改革的实验成功吗?

杨东平：他主要的改革应该说都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原来他最重要的改革是自授学位，这点肯定不行;自主招生，第一批招的学生只有几位，后来没有参加高考，也算是自授学位，硕博仅存的大概有三四十位。改革比较有限，尤其是在高校自主权这方面。朱清时还是认为有改革的。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刚才讲的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行这个体制，他颁布了一个学校章程，规定校长由理事会组成的评选委员会，面向全球招聘，而不是教育部或者地方政府任命。校长产生的办法至少是一个很大的创新，很大的突破，但第二届能不能延续这个办法，现在还不知道。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它的未来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杨东平：一般都认为是半途而废，离我们的期望已经打了很大的折扣。最后走向何方，谁也不知道，最大的可能还是逐渐变成一个体制内的学校。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为什么会慢慢走向体制内的学校?

杨东平：因为它是由政府出资举办的，是深圳市政府出资举办。它不是私人举办的。继续由深圳市政府来主导办学的话，自然就会走向现有的公办学校的模式。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像理事会层面的作用以后慢慢地也会弱化?

杨东平：理事会成员2/3都是政府官员。现在党委书记是深圳市前公安局局长。所以它的改革性还剩多少，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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