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企业家捐款到国外大学，是理性的选择

网易教育讯 最近，香港恒隆地产的陈启宗家族给哈佛捐了3.5亿美元，之前SOHO中国的潘石屹夫妇也给哈佛捐了1亿美元，他们的捐赠都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争议，因为他们捐赠给了国外的大学。对此，《中国慈善家》对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进行了采访。

捐给国内大学的钱，花得有点冤枉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最近，香港恒隆地产的陈启宗家族给哈佛捐了3.5亿美元，之前SOHO中国的潘石屹夫妇也给哈佛捐了1亿美元，他们的捐赠都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争议，因为他们捐赠给了国外的大学。从中外教育体制看，你怎么评价他们的选择?

杨东平：前两年，有个叫张磊的人给他的母校耶鲁大学捐了888多万美元。他讲得很清楚，耶鲁改变了他的一生，尽管他在耶鲁上学的时间并不长。捐款作为一种慈善行为，是一种感恩，是一种回报，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就是因为他感受到了学校给他带来的帮助和转变，他有能力的时候才愿意回报学校。

中国所谓的名校，基本上都是政府办学，所谓公办学校，永远没有建立与学生的这种深刻的联系，往往都是在校庆的时候，才想起找些学生来捧捧场，包括捐点钱，平常在教育当中，根本没有把学生尤其是本科生放到重要的位置上，所以没有真正形成这种内在的人才培养和效益回报机制。尽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几十所高校成立了学校基金会，或多或少地收到一些校友的捐赠，像张树新捐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段永平捐给浙江大学，尤其像清华、北大还比较多，主要他们有母校情结，致富后愿意给学校捐点钱。

作为一个民间的教育人士，我看到他们的捐款，为他们感到惋惜。因为清华、北大这些学校根本不缺钱，如果他们有教育情怀的话，不应该捐给这样的学校，而应该捐给地方的、面向农村学生的职业院校，或者建立一个很好的基金，专门资助西部地区的贫困高中生、女学生，这样对教育的贡献要大得多。公办的名校，不缺钱，不怎么看得上你捐的一、两千万元。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中国的大学都不缺钱?

杨东平：仅限于985高校，这些人捐的都是985高校，没有一个人给三本院校捐款。这就是马太效应，越有钱的大学，获得的捐款也越多，企业家，包括海外的，就知道清华、北大，所以这些学校根本不缺钱。他们的主要问题是乱花钱，或者说他们的钱是怎么花的，没有人知道。当然他们希望能发挥些作用，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钱在这样的学校是很难发挥什么作用的，因为公办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办学体制和机制都是非常官方化的，你捐一、两千万元，在学校能产生什么样的效益，很难看到。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如此说，捐给中国的公办大学与捐给美国的私立大学的效用很不一样?

杨东平：完全不一样。美国的私立大学把筹资、校友捐赠作为重要的经费来源。但是中国大学的捐赠根本没有重要性。全国的教育统计，来自社会捐赠的比重大概在百分之零点几，而且最近两年的统计都在下降，与十年前相比都是下降的。所有的公办学校都很清楚，跑“部”前进，眼睛向“上”，因为真正的资源都集中在政府部门。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为高校科研捐赠，其意义也不大?

杨东平：像清华、北大每年的科研经费有100多个亿，像北京理工大学现在是30多个亿，所以你想想，你很有钱，捐2000万不得了，很大的数字，放到学校里就不值钱。向政府部门争取的经费远远大于捐赠。

企业家愿意捐给国外的大学，的确是比较理性的，这是个人对母校的感情，做一点事。相反，我认为，捐给国内大学钱，花得有点冤枉。

基金会办大学自主空间会大一些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相对于直接把钱捐给大学，更有像新东方的俞敏洪，直接接手创办私立大学，而且是非营利的。今年也有多位企业家表示要创办非营利大学。现在是否已经有空间让企业家创办优秀的非营利大学?

杨东平：从俞敏洪办学的经验你会知道，这条道路非常艰难，很狭窄。对民间而言，所谓私立大学的门槛还是太高，那么多的独立学院很难真正独立。譬如说要求学校占地500亩地，499亩都不行。是不是非要500亩地才能建一个学院呢?这就人为地设置了一些很高的门槛，阻断了民间的路。当时俞敏洪也是为征地跑断了腿，但最后还是跑不下来，还是接办了耿丹学院。所以民间办学的门槛太高，并不乐观，办学过程当中，还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民办教师不能享受公办教师的同等待遇，发展还有很多瓶颈。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这个空间在你看来，该怎么去争取突破?是有这样一个空间吗?

杨东平：从整体而言，最近这些年民办教育处于萎缩的状态，不是在发展。因为政府越来越有钱了，公办教师的待遇越来越高了。原来民办学校，尤其中小学，以高工资吸引教师，现在这个差距已经很小了，而民办学校又没有很好的社保和养老待遇，教师队伍不稳定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社会力量办大学，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用基金会办大学，例如，李嘉诚基金会一直在支持汕头大学，去年又宣布要和以色列理工学院在汕头合办一所理工学院。像这种方式，空间是否会更大些?

杨东平：你说的这个情况，的确是提出了一个新的类型，这叫做公益组织举办的非营利大学。因为它跟企业家举办的区别在于，现在的民办学校大多数都不属于捐资办学。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大多都是营利的。

杨东平：属于滚动发展，有营利的需求。《民办教育促进法》就对取得合理回报做了明确规定，允许获得合理回报。中国的民办教育还没有完全发展到捐资办学这个阶段。哈佛死了，把遗产捐出来办学，它当然是非营利的。捐资办学和我们现在只能靠民办资金投入来滚动办学的民办大学的性质完全不一样。捐资办学才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我们可以设想，当中国的富一代开始逐渐到了要处置遗产的时候，用遗产办学的话，完全也可以做到非营利。国外的私立大学主要是通过捐赠人的遗产来举办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有别于哈佛用遗产办哈佛大学，勒克菲勒基金会就创办了协和医学院。这又是一种模式。

杨东平：对，创办之初就是非营利性的，公益性的。如果这样的大学陆续出现的话，那就是一个新品种，在中国现在的公办、民办之外，出现了一批非营利的公益性的大学，这个可以化解很多问题。

原本希望把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其中一部分叫非营利的民办学校，但这种剥离非常困难，所以分类管理一直推行不下去。因为分类管理，按照非营利的模式举办学校，意味着你所有的投入，包括土地、房屋都被公益化了，不属于你了，你就拿一份工资了，现在民办大学举办者还没到这个境界。但他们又不愿意背一个营利性的名，社会形象也不好，招生宣传也不方便。

现在出现一些基金会举办的完全非营利性质的学校，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品种，解决了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为什么政府希望有些学校按照非营利学校来管理?非营利的，政府资金就可以投入，包括教师待遇，但如果是营利性的，政府就没法投入，没法帮助改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基金会办的大学，往往有一个独立的理事会或董事会，管理学校，能聘任校长，像汕头大学。这种模式能走多远?

杨东平：如果是基金会创办的学校，采取理事会领导下的办学体制，对现有的办学体制来说是一种新的类型，理论上会有些改变。但是你知道，政府还是要你成立党组织，自主办学空间在部分问题上更大一些。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办大学，这个模式能否趟出一条新路，给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突破一条新路?

杨东平：我觉得很困难。只能说可以做一些探索。因为政府想管理，统统都可以管理，政府说我不要你的钱，我很有钱，我为什么要你来办，你还要搞新体制，还要来冲击我。所以汕头大学办得很艰难，30年了才办成这个水平，在国内连二流都算不上，李嘉诚为此事非常苦恼，他在前几年才决定由李嘉诚基金会直接来举办。原来他出钱，地方政府来举办，不行，花了很多冤枉钱。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最近，朱清时教授离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此前南方科大一直被视为高等教育的的改革试验田，现在看改革的实验成功吗?

杨东平：他主要的改革应该说都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原来他最重要的改革是自授学位，这点肯定不行;自主招生，第一批招的学生只有几位，后来没有参加高考，也算是自授学位，硕博仅存的大概有三四十位。改革比较有限，尤其是在高校自主权这方面。朱清时还是认为有改革的。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刚才讲的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行这个体制，他颁布了一个学校章程，规定校长由理事会组成的评选委员会，面向全球招聘，而不是教育部或者地方政府任命。校长产生的办法至少是一个很大的创新，很大的突破，但第二届能不能延续这个办法，现在还不知道。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它的未来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杨东平：一般都认为是半途而废，离我们的期望已经打了很大的折扣。最后走向何方，谁也不知道，最大的可能还是逐渐变成一个体制内的学校。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为什么会慢慢走向体制内的学校?

杨东平：因为它是由政府出资举办的，是深圳市政府出资举办。它不是私人举办的。继续由深圳市政府来主导办学的话，自然就会走向现有的公办学校的模式。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像理事会层面的作用以后慢慢地也会弱化?

杨东平：理事会成员2/3都是政府官员。现在党委书记是深圳市前公安局局长。所以它的改革性还剩多少，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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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脚投票之外，民间在教育自救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社会力量怎么推动教育改革?

杨东平：高等教育不是社会力量能推动的，社会力量能推动的就是基础教育。体制外的教育在做什么?在家上学，阅读推广。社会力量怎么能够改变高等教育呢?根本不可能的事，李嘉诚也改变不了。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社会力量推动基础教育变革，现在有哪些成果?

杨东平：我想这么表达，最近这些年在教育多元化生长的过程中，在教育体制的内外边缘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就是民间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教育微改变、微创新。若干年以来，公众对教育的参与，主要方式就是围观、谩骂、等待、抱怨，现在已经开始超越这个阶段。在逃离应试教育之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方式，我们称之为教育自救或者自助式教育，就是家长自己组织起来，包括举办在家上学、微型学校、国学教育，包括其他多种多样的体制外的教育尝试。在我们传统的公办学校、民办学校之外，出现了一片新的天地，家长自助式的、自救和多元化的教育，有的已经发展成有一定规模的类型学校，也有的在进行一些非学校形态的教育探索，对中国的教育发展会有比较深远的影响。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据你所知，现在规模有多大?

杨东平：不是说它的规模有多大，只不过出现了另外一种教育，老百姓在用脚投票之外，还在自我帮助、自我救助，出现了这么一种努力。发展势头现在也很难有一个很准确的统计。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例如，国学教育这一块，被关掉的很多，做大的似乎不多。

杨东平：关于民间的国学教育、私塾，情况比较复杂，也有办得比较好的，有影响的。大浪淘沙，自生自灭。国学教育在发展之初，有人经常问我，赞不赞同，就是要让它自己生长一段时间，在生长的过程当中，自然能够长大的就长大，长不大的就会被淘汰。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做一场教育实验?

杨东平：放弃那种管制的概念。因为国学的尝试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很多模式，也有很多机构，很多人在做，其中也有一些做得比较好的，比较典型的就是甘肃伏羲学校。它是一种国学的资源教育，非常好，朱基总理对它也有比较高的评价。大量的还在探索的过程当中，也有学校主要是用道教的资源。对于体制外民间的教育探索，重要的是允许探索，不要过早地下结论，或者取缔，让它生长一段时间，能长大的就长大，长不大的就会调整、改变，这都是一个正常的过程。毕竟民间的教育生长也非常有限，只有十来年的时间，跟市场经济不能相比。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刚才提到教育自救，意义特别大，把实验的价值很好地凸显出来。这个自救怎么解释?

杨东平：相当多的家长，由于对现行学校教育的失望，来寻找其他的途径。因为现在想要找到一所不以分数和考试来压迫学生的学校，是非常困难的。本来民办学校是有可能提供一种不同的教育，但事实上现在绝大多数民办学校都是在应试教育的轨道上来招生，也是用应试教育的成绩来标榜，并不是在超越应试教育的轨道上生长。现在真正实行素质教育的学校只有一类学校，就是国际学校。但是国际学校非常昂贵，小学一年的学费要十几万。上不起国际学校的，又不想让孩子从小受应试教育摧残的，有没有选择?现在我们国家没有善待儿童免予恐惧的学校，本来这是一种最低的教育要求，但是现在没有，所以有些家长就选择在家上学的方式。在家上学，在中国往往变成了微型学校。因为中国家里的孩子很少，家庭的环境也不太合适。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儿童作家郑渊洁很早就是用这种模式教育他儿子的。

杨东平：郑渊洁算是最早的在家上学的案例。但是，郑渊洁本身是个作家，他的教育故事并不具有典型性，因为绝大多数在家上学的并不是名人而是普通白领。在家上学只有很少的学生，几乎没有统计意义。美国的在家上学已经发展了近30年，美国的在家上学的学生占35%，增长率也很高，每年增长20%左右，而且也是经历了从不合法到合法的过程。在中国，它还刚刚出现，通常被认为是非法的教育形式，完全没有保障。但是从世界教育的发展来看，我们认定这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教育发展，它今后也将取得合法性。

慈传媒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除了在家上学、国学班等，社会力量还在推动哪些教育变革?

杨东平：教育公益组织主要围绕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的成长，尤其是面向中西部的农村教育，包括阅读的推广、失学儿童的救助、教师培训、建立图书馆。教育公益组织做的这些事情，绝大多数都是政府的责任，只不过中国仍然存在一个很大的欠缺，也就是政府的公共服务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还有组织教育创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