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记者 韩玮 发自上海 在国际移民版图上，加拿大有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别名“中国富豪的后花园”。譬如，仅演艺圈就有公众熟悉的徐帆、蒋大为、童安格等一众明星大腕皆为加拿大籍。
而在移民加拿大的道路上，加拿大联邦投资移民项目（Immigrant Investor Program，IIP）又因风险小、有保障而受到中国富人欢迎。
公开资料显示，IIP在过去28年时间里总共吸引超过13万的外国移民进入加拿大，其中多数来自中国。
然而，2月11日，加拿大联邦财政部公布新一年的财政年度预算案，一并附加了联邦公民及移民部的两份动议。其中之一即提议在2014年终止IIP。这项政策变动将直接影响6.5万待受理的IIP申请者以及无数潜在申请者。
对此，曾被戏称为“不要移民的移民部长”、现改任劳工部长的詹森•肯尼（Jason Kenney）在2月13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加拿大始终欢迎经济类移民，但是，“仅仅把80万加币存5年对加拿大税收、就业的贡献甚少。”
这种论调触发了一种反思，中国富人的移民潮究竟从中国带走了什么，又给加拿大、美国这些传统的移民目的国带去了什么？
“金光大道”IIP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加拿大拥有着独特的吸引力。1987年出生的李荣，父母涉足钢材批发十多年，家境殷实。她所知道的加拿大尽管比家乡广州寒冷许多，但提供中国没有的牛奶金、托儿补助金、失业金以及免费的基础教育，而且，那里没有毒大米、地沟油以及超标的PM2.5。
如果不是IIP面临终结，李荣此时可能已在准备抵御多伦多寒冬的衣物了。
IIP始于1986年，是加拿大政府为提振经济、吸引海外资金而推出的一项移民政策。
根据此前的规定，申请者的净资产下限为160万加元，而且需在5年内把80万加元的投资金额“贷”给联邦政府，由其将这笔钱交由申请者将定居的省政府，再由后者用于创造当地的投资机会。5年后，80万加元无息返还给申请者。
IIP被推出后，曾在上世纪90年代曾被一大批恐惧“97大限”的香港富人用作离开的“跳板”。而进入21世纪后，IIP的申请主体由香港富人变为大陆富人。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2002年，递交加拿大联邦投资移民申请的中国人仅520例，但8年后，这个数字飙升至34427例，超过当年美国、英国及澳大利亚三国的投资移民申请数之和。
“投资移民项目原本没有太多波动，但2010—2011年间，申请人数突然大幅上升，从而触发了加拿大政府对该项目的复审。”2月14日，加拿大驻中国大使赵朴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CBC）采访时表示。
CBC称，最近几年，加拿大投资移民项目的申请者由原来每年2000—3000例爆炸式增长至逾50000例/年，而且几乎全部来自中国。
“国人之所以喜欢做联邦的投资移民是因为这是一种加拿大政府担保的安全性较高的投资行为，风险远远小于美国的EB5。”上海加成移民总经理夏威告诉时代周报。
上海华侨海外移民专家刘建宇则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中国富人出国的首位原因是为子女教育，而加拿大的教育与经济远远超过很多地方。而且，国人对加拿大的熟悉度很高，只会了解如何去这个国家，而不会纠结于这个国家值不值得去。
据刘建宇介绍，国内移民中介目前办理的加拿大移民案主要包括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商业移民以及亲属团聚类移民等几种。
“上世纪90年代末，技术移民十分火爆，申请者众多，但2000年之后，由于技术移民对申请者的要求较高，时间周期又长，热度渐降，取而代之的是蓬勃发展的投资移民。”
2010年，面对数量众多的申请者，加拿大政府决定抬高门槛，将IIP对申请人资产及投资金额的要求分别从此前的80万和40万提高至160万与80万。但这并未“吓退”中国的新富阶层。
“联邦项目的风险小，尽管没有利息，但可以全家移民，从这个角度来看还是划算的。”李荣说。
IIP的火爆可以从最后一次开闸时的争夺盛况中窥见。2011年7月1日，IIP以一年为周期，计划在全球范围内接收700个申请。但仅一天，这700个年度额度便被抢光，这当中，中国申请人是主力。
此后，加拿大政府以清理积压申请为由，停止接受新的IIP申请，直至2014年2月，联邦公民及移民部的一份报告提议终止IIP。
“中国式”移民
渥太华终结IIP的消息彻底打乱了李荣一家四口的移民计划。这是一个颇为富裕的家庭，家族中的不少亲戚早年移民加拿大，现居于温哥华与多伦多两市。
而李荣一家的移民提议最初来自她的父亲，一个年过半百、完全不懂英语，只会说Yes和No的钢材商人。他至少在60岁之后才会考虑退休，在这之前，不会长久离开中国以及自己的生意。
但每次逢年过节，亲戚朋友都会告诉他加拿大优渥的福利待遇以及洁净的水与空气。最终，他心动了，决定花一笔钱给全家人换一种身份。
不过，按照李家的投资移民计划，李荣将是唯一在国外常住的人。她的父母只会偶尔到加拿大度假，退休后再考虑居住更长一段时间；而她的哥哥因为要继承家业将常留国内。
“他们之所以提出投资移民主要考虑到，一来，退休后可以享受加拿大的福利；二则方便转移资产，因为，未来的中国极有可能开启房产税、遗产税等税种；此外，也为孙辈的教育问题未雨绸缪。”李荣打算到多伦多后，谋求一份幼教的工作，过稳定而优质的生活。
2013年11月，李荣花了不少时间才弄懂IIP的细节，并准备了一系列材料等待申请开闸，但最终却在第一时间听到风声：联邦投资移民项目或将永久关闭。
2014年2月11日，在加拿大联邦财政部提交国会下院表决的年度预算案中，终结IIP的原因被明确阐述。其中谈到，投资移民未能达到预期的经济效应，纳税远低于其他经济类移民，英语或法语能力低，且伪造境内居住证明获取公民身份。
而CBC则援引移民部的调查指出，IIP过去尤其受到中国富人的欢迎，但这些富人往往利用这个项目把家人送到加拿大定居，自己则仍然留在亚洲经商，因此，联邦政府决定取消这个项目。
“过去，我们谈到中国的移民潮时一直存在误解，认为投资移民带走了资金和资源，但现在，加拿大政府发现，中国的这些富人实际上既没有带来太多资金，也没有‘移’来很多资源，更没有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夏威说。
夏威进入移民中介这一行当多年，而他接触的加拿大投资移民案中，十之八九是为子女教育。“海外留学的费用不菲，而办理移民后，子女可以享受当地居民的教育待遇，比如，便宜的学费，同时，获得移民身份后，他们被当地大学录取的几率远高于中国学生。”
而这成就了“中国式”移民的某种典型：父母在国内工作、生活，同时，通过购买新身份使得孩子拥有获得更好的教育的权利。
“我们并不想为那个国家做出贡献，只是获得一个身份，运用他们的资源。而且，既然是花钱获得，那就是正当买卖，不存在夺取资源一说。”对“投资移民”，李荣是这样理解的。
“从我接触的客户来看，大多数移民者并非真的离开中国，他们只为谋求资产的平衡性，追求生活品质或是为子女教育做打算。”刘建宇认为，跳脱来说，投资移民最终可以促进国家之间的互动，不少移民者会选择从事双边贸易，并在国外进行一些投资，比如房产，从而增进了两国的投资、贸易流通。
但这并非加拿大一方的看法。2月16日，加拿大联邦就业及社会发展部长康尼表示，他为自己没在移民部长任内取消IIP而感到后悔，因为，“很多投资移民者，他们的投资不为加国创造就业，而他们在原居国工作，亦不用缴付加国的入息税。”
移民中介大洗牌？
一纸终止IIP的提议不仅震动了数万移民申请者，还有他们背后的移民中介。
2月13日，40多岁的林宝来从坐上返回上海的火车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接手机接到手软，而且清一色是客户的询问电话。他做移民中介十多年，每天和自己的雇员一样接听咨询者来电。但此时的他与那些咨询者一样茫然，除了焦急等待，他似乎没有别的办法。
据加拿大公民与移民部媒体事务负责人索尼娅·勒萨热2月17日透露，目前，联邦投资移民计划待受理的申请者超过6.5万。
而香港《南华早报》引用一份加方文件称，截至去年1月8日，香港递交的加拿大移民签证积压了5.35万份，其中99%的申请来自中国大陆。
根据上述预算案，对于这些已经递件的投资移民申请案，加拿大移民部将在未来数月返还投资金及申请文件等。
加华移民签证中心总裁官国荣则表示，预算案并未说明哪些申请会被退案，可能性有两种，一是只退旧案（即当年申请时投资额为40万元的个案），保留新案（即2010年12月31日之后申请、投资额为80万元的个案）；二是旧案新案都退还，只保留少数已经审核的个案。
“这批客户中有不少旧案，很多申请人是在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期间递交的文件，至今已等待三四年了。”刘建宇说。
IIP众所周知的缺点就是时间没谱，等起来短则两三年，长达五六年。移民中介圈中甚至有个“经典”案例：一位申请者递交文件时儿子才念大学，而等他读完了硕士、博士，这份移民申请还在等待状态。
由于IIP的申请周期长，移民中介大多需要预收至少一半中介费，待结案后，客户再支付尾款。“一个投资移民的申请，中介费以均价6万计，预收一半就是3万，而按照个别公司此前做广告时打出的业务量，目前，他们可能将面临高达几千万的退款。”林宝来说。
而在陈建宇看来，加拿大调整移民政策，对于以加拿大业务为主的移民中介而言，影响很大。因为，自2012年7月始，新的IIP申请就已停止，很多公司指望加政府每年批复一些积压的申请以收取尾款，但目前，他们不仅没钱进账，反而要支付相当数量的退款。“这些企业可能会出现经营问题，移民市场也存在洗牌的可能。”
其实，这已不是移民中介第一次遭遇政策“围剿”。
2012年，肯尼在任加拿大移民部长之时，就曾以清理积案之名，将2008年2月27日前送件、但尚未进行最后裁决的联邦技术移民申请案全数作废，受此影响者多达28万。
“28万人中，保守估计，中国申请者最少14万，而其中，至少8成通过中介申请，也就是10多万人。换言之，国内较为正规的移民中介也就几十家，而当时，整个行业突然面临十几亿的退款。”陈建宇分析。
而这一次的政策突变，有些移民中介自称早已“洞若观火”。按照夏威的说法，他们在两年前就察觉到了这种动向，一些客户还在等待移民的过程中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转向其他通道，只在IIP项目下挂了个名。
不过，更多接受时代周报采访的移民中介倾向于认为，在移民市场上赚钱“愈发困难”。不仅移民项目的难度系数越来越高，而且，移民输入国在移民政策上也是“花样百出”，手法多，变化快，“而加拿大尤其是个麻烦制造者”。
“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传统的移民目的国，他们每年都会调节移民配额，但这个数字的增长速度远慢于移民申请者。由于长期供不应求，这些移民输入国必然要提高门槛，或是拖长审理周期，或是提高拒签率，甚至干脆一刀切关闭通道。”林宝来感慨，这个行业无常的外部风险让他无时不焦虑。
一扇门关上，一扇门打开
其实，就投资移民而言，不止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等传统的中国人比较喜欢的移民目的国目前都有收紧政策之势。
2012年，新加坡终结金融投资移民计划，原因在于当地居民担心房地产价格受到影响。
2013年底，新西兰宣布收紧隶属商业移民类别的创业移民政策。而不少移民顾问预测，该国的投资移民政策或将在2014年缩紧。
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方一份去年12月提交的报告认为，美国公民及移民局缺乏法律授权有效管理EB5投资移民计划，譬如，即使发现申请案虚报或危机国家安全，移民局也没有能力阻止。报告要求移民局尽快采取措施，提高审核要求。
但正如《圣经》中说：“当上帝关了这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
与之相对，英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目前却正放开胸怀，全力争夺中国的新富阶级。譬如去年，英国“百万英镑”投资移民签证中的近三成就发给了中国人。
而葡萄牙、希腊等备受债务危机困扰的欧洲国家更是把移民门槛一降再降，希望那些传统移民国能把中国富人让给他们。
据统计，2012年底至2013年10月，葡萄牙政府共颁发“黄金签证”（在葡萄牙投资物业超过50万欧元或投资业务超过100万欧元的家庭即可获得居留权及工作签证，记者注）560张，香港及内地人竟拿到了其中九成。
“如果走IIP通道的客户想转案，我们的建议是欧洲。”刘建宇说，目前，欧洲项目十分火爆，因为不管欧元还是投资，都处于历史低位，“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李嘉诚，他都抛售内地房产，抄底欧洲去了”。
2月18日，时代周报记者走访了沪上的几家移民机构。其中一家的陈经理表示，他手头受到加移民政策调整影响的申请者中，超过一半正在考虑欧洲的项目，而一小部分则计划转投加拿大省提名投资移民项目。
而另一家中介机构反馈的消息是，受影响客户目前的选择包括转战欧洲项目、美国的EB5，以及继续等待观望。
不出意外，加拿大很快将推出新的经济类移民项目。2月11日，加拿大联邦移民部长亚历山大就已表示，将在未来数月内宣布全新的“投资移民创业基金”试点项目以及“商业技能计划”。
“加拿大投资移民的大门其实并没有关闭，只是将改变一种形式，比如，某种类似于FB5的机制，但是，无风险投资移民加拿大的时代彻底画上了句号。”夏威说。
而林宝来认为，“加政府其实希望通过投资移民吸引一些优秀人才，他们能够在加拿大生根发芽，经营企业，或者从事投资，为当地创造就业、积累财富，同时，过滤那些拿了门票却连国门都不迈进半步的投资者。而这也是一些老牌移民国发觉自己的移民配额供不应求、奇货可居后的一种普遍诉求。”
“从近20年的发展来看，加拿大移民政策的变化体现于，首先，门槛不断提高；其次，更加实际。比如，技术移民从原来的200多项职业列表砍到只剩20多项，这说明他们只欢迎最缺少的人才，而投资移民也一样，他们欢迎的是那些能够直接让他们看到经济效益的投资者。”刘建宇说。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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