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马来西亚人，逛完中国福建后感慨：中马的差距，远比我预想的

我叫林志明，今年四十六岁，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我在吉隆坡一家贸易公司做经理，干了快二十年。我妻子叫陈美兰，在一家超市当收银员。我们有一个儿子，叫林小杰，今年十八岁，刚考上大学。日子过得不算大富大贵，可也安稳。我爷爷是从福建泉州下南洋的，我算是第三代华人。我从小在吉隆坡长大，上学，工作，结婚，生孩子。我从来没去过中国。我对中国的印象，大部分是从马来西亚媒体看来的。电视上说中国很穷，很脏，很乱，没有自由。我信了。我信了四十多年。直到去年秋天，公司派我去福建出差。去了十天。回来以后，我变了。我不再信马来西亚电视了。因为我亲眼看见了。我看见了福建的样子。我看见了福建的日子。我看见了福建人。我看见了以后，我才知道，中马的差距，远比我预想的。

我从吉隆坡飞厦门，飞了四个多小时。飞机上，我旁边坐了一个中国商人，姓王，四十多岁，做茶叶生意的，常年往马来西亚跑。他看见我，说，你去福建干什么？我说，出差。他说，好。我说，你去干什么？他说，回家。我说，你常去马来西亚？他说，一年去五六趟。我说，你觉得马来西亚怎么样？他说，好。我说，哪儿好？他说，干净，安静，有秩序。我说，还有呢？他说，还有，马来西亚人活得不慌。我说，那倒是。他说，你呢？你去福建，你觉得中国怎么样？我说，我还没到呢。他说，你到了就知道了。我说，你们中国人都这么说。他笑了，我也笑了。

飞机落地厦门高崎机场，是早上。我走出航站楼，第一反应是，这机场比吉隆坡的大多了，也干净多了。第二反应是，天是蓝的，没有雾霾。第三反应是，怎么这么多中国人，比我想象的还多。第四反应是，我一句中文都不会说，怎么活？王先生跟我一起出来，说，林先生，你咋样？我说，还行。他说，你才来，你多待几天就知道了。我说，知道啥？他说，知道福建是啥样。他说完，跟我握了握手，走了。我站在机场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想，这个中国人，说话说一半，烦人。

公司安排我住在厦门一家酒店，在思明区。当天下午，我去见了一个客户，谈了一个下午。晚上，客户请我吃饭。是一家海鲜店，很大，人很多。客户姓陈，五十多岁，胖胖的，戴着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他点了一桌子菜，有鱼，有虾，有蟹，有贝。我说，陈总，你点太多了。他说，不多，你尝尝。我吃了第一口，鲜得我眯起眼。他说，鲜吧？我说，鲜，好吃。他说，你多吃点，福建海鲜有名。我吃了好多，吃得满头大汗。吃完了，我说，陈总，这顿饭多少钱？他说，你猜。我说，三百马币？他说，你猜多了。我说，两百马币？他说，你猜多了。我说，一百马币？他说，你猜多了。我说，那是多少？他说，四百多。我说，四百多人民币？他说，对。我掏出手机算了一下，说，六十马币。六个人，六十马币。我愣了。在吉隆坡，六十马币，一个人吃一顿都不够。我说，不可能。他说，可能。我说，你们怎么这么便宜？他说，因为中国吃饭便宜。我说，为什么便宜？他说，因为我们种得多，养得多，做得多。我说，我们也种，我们也养，我们也做。他说，你们贵。我说，为什么贵？他说，因为你们中间环节多，人工贵，房租贵，税也贵。我说，那你们呢？他说，我们中间环节少，人工便宜，房租便宜，税也便宜。我说，那你们幸福。他说，还行。

第二天，陈总带我去坐地铁。厦门地铁很新，很干净，有空调。我进了地铁站，东看西看。我看见一个老太太上车，旁边一个年轻人马上站起来，说，奶奶，您坐。老太太说，谢谢，你坐。年轻人说，我年轻，站着没事。老太太坐了，年轻人站在旁边，扶着栏杆。我看着，心里热了一下。我想起吉隆坡的地铁，也这样。可我又想，吉隆坡的地铁，没这么多人。厦门的地铁，人这么多，还能这样，不容易。我跟陈总说，你看那个年轻人。他说，看啥？我说，看他的眼睛。他说，眼睛咋了？我说，眼睛在笑。他说，你这个人，观察得挺细。我说，我是做贸易的，我就看这个。他说，那你看出了啥？我说，我看出了教养。他说，啥教养？我说，让座的教养。他说，马来西亚也让座。我说，马来西亚让座，是规矩。中国让座，是习惯。他说，有区别吗？我说，有。规矩是逼出来的，习惯是养出来的。他说，你这个人，说话怪。我说，我不怪，我说的是实话。

第三天，陈总带我去了一家医院。不是我病了，是陈总的母亲病了，他带我去看他母亲。医院很大，人很多，但井井有条。陈总用手机挂了号，付了钱，带我去诊室。医生看了病，开了药，他又用手机付了药费，然后去药房取药。整个过程不到两个小时。我问陈总，多少钱？他说，挂号加药，两百多。我说，两百多人民币？他说，对。我说，合多少马币？他说，不到一百五。我说，不可能。他说，可能。我说，在马来西亚，看个感冒要两百马币。他说，那是你们。我说，你们怎么这么便宜？他说，因为我们医院多，医生多，药也便宜。我说，我们医院也不少。他说，你们医生少。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们医生太贵了。我说，那你们医生不贵？他说，我们医生也贵，可我们人多，分摊下来就便宜了。我说，那你们幸福。他说，还行。他说，林先生，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看病不害怕。我说，真的？他说，真的。我说，为啥？他说，因为习惯了。我说，习惯啥？他说，习惯看得起病。我说，看得起病也能习惯？他说，能。你天天看得起病，你就觉得看得起病是应该的。你要是哪天看不起了，你才觉得不对。我说，那倒是。

第四天，陈总带我去了一家超市。超市很大，东西很多。有卖菜的，有卖肉的，有卖鱼的，有卖水果的。我看了看价格，青菜两块五一斤，苹果三块一斤，香蕉两块一斤，西瓜一块一斤。我愣了。我说，陈总，这咋这么便宜？他说，便宜吧？我说，便宜。他说，比马来西亚便宜？我说，便宜多了。他说，那你多买点。我说，我买不了，我拿不动。他说，我帮你拿。我说，你拿得动？他说，我拿得动。我说，你比我大。他说，我比你大，可我比你壮。我笑了，他也笑了。我买了些水果，装在袋子里，拎着走。陈总说，林先生，你拎得动吗？我说，拎得动。他说，我帮你。我说，不用。他说，你嘴硬。我说，我随你。他笑了，我也笑了。

第五天，陈总带我去了一家中学。中学在厦门，很大，有教学楼，有操场，有图书馆，有体育馆。我们跟着一个老师，看了几节课。一节数学课，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三角形，让学生们看。学生们盯着三角形看，看了五分钟。老师说，你们看见啥了？学生们说，它在动。老师说，往哪儿动？学生们说，顺时针。老师说，对了。我愣了。我问旁边的中国学生，你们真的看见三角形在动？他说，真的。我说，我怎么看不见？他说，因为你没静下心。我说，我静了。他说，你没静。我说，我静了。他说，你试试。我盯着那个三角形看，看了五分钟。我没看见它动。我说，我还是没看见。他说，那你再试试。我又试了五分钟。我还是没看见。我说，我放弃了。他说，你别放弃。我说，我看不见。他说，你看得见。我说，我看不见。他说，你看得见。我笑了，他也笑了。可我心里想，这个中国学生，他看见了。他看见的，不是三角形在动。他看见的，是他心里的静。我静不下来。我脑子里全是事。我担心我的工作，我担心我的家庭，我担心我的未来。可他不担心。他坐在那儿，看着三角形，心是静的。他静了，他就看见了。我没静，我就看不见。这就是差别。

第六天，陈总带我去了一家养老院。养老院在厦门郊区，环境很好，有花园，有活动室，有医务室。我们进去的时候，老人们正在做操，有的在打太极，有的在跳舞，有的在下棋。一个老奶奶看见我，说，小伙子，你哪儿来的？我说，马来西亚。她说，马来西亚好。我说，你去过？她说，没去过。我说，那你怎么知道好？她说，马来西亚有棕榈油。我笑了，她也笑了。她说，你坐。我坐了。她说，你吃了吗？我说，吃了。她说，吃的啥？我说，海鲜。她说，好吃吗？我说，好吃。她说，你多吃点。我说，好。她说，你一个人来的？我说，跟朋友。她说，你朋友呢？我说，在那边。她说，你让他也来坐。我说，好。她拉着我的手，说，小伙子，你多待几天。我说，我待十天。她说，十天不够。我说，够了。她说，不够。我说，怎么不够？她说，你没看见中国的好。我说，我看见了。她说，你看见啥了？我说，我看见你们笑了。她说，我们天天笑。我说，为啥？她说，因为日子好。我说，啥日子好？她说，吃得饱，穿得暖，有人管，有人陪。我说，就这么简单？她说，就这么简单。我听了，心里热了一下。我想起马来西亚的养老院，我也去过。那里的老人，坐在轮椅上，看着窗外，不说话。我问他们，你们好吗？他们说，好。可他们的眼睛，是空的。可这里的老人，眼睛是亮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日子，是满的。

第七天，我自己出去转。我去了一个菜市场。菜市场很大，东西很多。有卖菜的，有卖肉的，有卖鱼的，有卖水果的。我看了看价格，青菜两块五一斤，苹果三块一斤，香蕉两块一斤，西瓜一块一斤。我愣了。我在吉隆坡，一斤青菜要五马币。一斤苹果要六马币。一个西瓜要十马币。我站在菜市场里，看了半天。一个卖菜的大妈看见我，说，小伙子，买菜不？我说，我看看。她说，你是外国人？我说，马来西亚来的。她说，马来西亚好。我说，你去过？她说，没去过。我说，那你怎么知道好？她说，马来西亚有榴莲。我笑了，她也笑了。她给我抓了一把枣，说，尝尝。我说，多少钱？她说，不要钱。我说，那不行。她说，拿着。我拿了，吃了一个，甜。我说，谢谢。她说，不客气。我走了，可我心里想，这个大妈，她不认识我，可她给我抓了一把枣。在吉隆坡，我走进一家店，店员跟我说“你好”，然后我买东西，然后她说“谢谢”，然后我走了。就三句话。可这个大妈，跟我说了四句话，还给了我一把枣。她的笑是真的，不是挤出来的。她说话的时候，眼睛弯弯的，跟月牙似的。我想起我奶奶，她活着的时候，也这么笑。我奶奶走了五年了，我很久没见过这样的笑了。

第八天，我去了泉州。我爷爷就是从泉州下南洋的。我找到了我爷爷的老家，一个叫晋江的小村子。村子变了，路修了，房子新了，可我爷爷的老院子还在，在村东头，三间瓦房，墙是红砖的，没抹水泥。我站在门口，没进去。我看见院子里那棵老榕树，叶子绿绿的，粗壮的枝干伸过墙头。我听见屋里有声音，有人在说话。我推门进去，一个老人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他看见我，说，你找谁？我说，我找林家的后人。他说，我就是。我说，你贵姓？他说，我姓林。我说，我爷爷叫林德厚。他愣了。他说，林德厚？我说，对。他说，你爷爷是林德厚？我说，对。他说，你是他孙子？我说，对。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看了我半天。他说，你像他。我说，我没见过他。他说，你像他。他拉着我的手，说，进来坐。我进去了。他给我倒茶，说，你爷爷走了多少年了？我说，二十年了。他说，二十年了。他说，你爷爷当年下南洋，我才五岁。他说，他走的时候，跟我说，阿弟，你在家守着，我去南洋挣钱，挣了钱回来盖房子。他说，他去了，就没回来。他说，他寄过钱，寄过信。他说，后来信断了。他说，我们都以为他不在了。我说，他在马来西亚，一直到我十岁。他说，他做什么？我说，他开橡胶园。他说，他过得好吗？我说，好。他说，那就好。他哭了。他说，你爷爷是个好人。我说，我知道。他说，你回来就好。我说，我回来看看。他说，你以后常回来。我说，好。那天我在老院子里坐了一下午。我想起我爷爷，想起他跟我讲过的故事，想起他说泉州老家有棵大榕树，树底下有口井。我看见了，树还在，井还在。我爷爷不在了。可我回来了。我替他回来了。

第九天，我要走了。走之前，陈总请我吃饭。他带我去了一家小馆子，点了几个菜，要了两瓶啤酒。他说，林先生，你回去了，别忘了福建。我说，忘不了。他说，你回去了，别忘了我们。我说，忘不了。他说，你回去了，把福建好的东西带回去。我说，我记住了。他说，你记住了什么？我说，我记住了，你们福建人，心里有底。他笑了，说，什么底？我说，你们知道，自己是谁，要去哪儿。他说，那你们马来西亚人呢？我说，我们有时候知道，有时候不知道。他说，那你就回去，告诉你们马来西亚人，福建人怎么知道的。我说，好。那天晚上，我喝多了。我站在路边，看着厦门的夜景，高楼，路灯，车流，人流，亮堂堂的。我想起吉隆坡，也有夜景，可没有这么亮。我想起我爷爷说，你去看看老家。我看了。我学了。我要回去了。我要把在福建看到的，学到的，带回去。我要告诉我的马来西亚同胞，我们被骗了。不是被中国骗了，是被我们的媒体骗了，被我们的偏见骗了。我们以为中国穷，中国脏，中国压抑。可中国不穷，不脏，不压抑。中国在跑，在跳，在喘气。中国在干活，在吃饭，在笑。中国在过日子。我们看不见，是因为我们不想看见。我们看见了，我们就服了。我服了。我回国以后，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的标题是：我是马来西亚人，逛完中国福建后感慨：中马的差距，远比我预想的。

我回到吉隆坡，回到公司。我同事看见我，说，志明，你回来了？我说，回来了。他说，中国怎么样？我说，好。他说，哪儿好？我说，哪儿都好。他说，你以前不是这么说的。我说，我以前没去过。他说，现在你去了。我说，对。他说，那你服了？我说，服了。他说，服什么？我说，服他们的日子。他说，他们的日子有啥好？我说，他们的日子，比我们好。他说，哪儿好？我说，哪儿都好。他说，你具体说。我说，我具体说。我说，我逛了十天，没看见一个要饭的。他说，你运气好。我说，不是运气。我说，那是什么？我说，是管得好。他说，咋管得好？我说，政府管，社会管，大家管。他说，那倒是。他说，可他们有自由吗？我说，有。他说，有自由？那他们为啥不能骂政府？我说，他们能骂。他说，真的？我说，真的。他说，你咋知道？我说，我亲眼看见了。他说，你看见啥了？我说，我看见他们在网上说政府不好，政府没抓他们。他说，那倒是。他说，可他们有民主吗？我说，有。他说，有啥民主？我说，人民当家作主。他说，那叫民主？我说，那叫中国式民主。他笑了，说，你被洗脑了。我说，我没被洗脑，我亲眼看见了。他说，你看见啥了？我说，我看见中国人在干活，在吃饭，在笑。我看见中国人在修路，在盖楼，在造手机。我看见中国人在过日子。他说，那又怎样？我说，那又怎样？那说明中国不是我们想的那样。他说，那是哪样？我说，你去了就知道了。他说，我不去。我说，那你就别瞎说。他不说话了。后来他说，志明，你变了。我说，我变了啥？他说，你以前跟我们一样，说中国不好。我说，我以前没去过。他说，现在你去了。我说，对，我去了。他说，那你服了？我说，服了。他说，服什么？我说，服他们的日子。他说，他们的日子有啥好？我说，他们的日子，比我们好。他不说话了。

后来，我在吉隆坡跟朋友们喝茶，他们问我，志明，你去中国了？怎么样？我说，好。他们说，好什么好，那地方不是穷吗？我说，不穷。他们说，不穷？那地方不是脏吗？我说，不脏。他们说，那地方不是没自由吗？我说，有自由。他们说，你被洗脑了。我说，我没被洗脑，我亲眼看见了。他们说，你看见啥了？我说，我看见中国人在干活，在吃饭，在笑。我看见中国人在修路，在盖楼，在造手机。我看见中国人在过日子。他们说，那又怎样？我说，那又怎样？那说明中国不是我们想的那样。他们说，那是哪样？我说，你去了就知道了。他们说，我们不去。我说，那你们就别瞎说。他们不说话了。后来有一个朋友说，志明，你变了。我说，我变了啥？他说，你以前跟我们一样，说中国不好。我说，我以前没去过。他说，现在你去了。我说，对，我去了。他说，那你服了？我说，服了。他说，服什么？我说，服他们的日子。他说，他们的日子有啥好？我说，他们的日子，比我们好。他不说话了。

现在，我坐在吉隆坡的办公室里，写着这些。窗外是吉隆坡的街，车来车往，安安静静。我想起厦门的街，也是车来车往，可热热闹闹。我想起泉州的街，也是车来车往，可亮亮堂堂。我想起那个卖菜的大妈，想起她跟我说了四句话，想起她眼睛弯弯的，跟月牙似的。我想起那个养老院的老奶奶，想起她拉着我的手，说，小伙子，你多待几天。我想起那个中学的学生，想起他盯着三角形，看见了动。我想起陈总，想起他说，林先生，你回去了，把福建好的东西带回去。我想起泉州的老院子，想起那棵大榕树，想起那口井，想起我爷爷。我想起那十天。十天，不长，可够了。够了，我就服了。我服了，我就写了。我写了，就感慨了。为什么感慨？因为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中国不是我想的那样。我看见了中国比我想的好。我看见了中马的差距，远比我预想的。马来西亚有马来西亚的好。马来西亚干净，安静，有秩序。可中国有中国的强。中国快，中国新，中国大，中国有劲。我们看不见，是因为我们不想看见。我们看见了，我们就服了。我服了。我是马来西亚人，逛完中国福建后感慨：中马的差距，远比我预想的。这话，我信了。你信不信？你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去看看。你看了，你就知道了。你知道了，你就服了。你服了，你就不会说我们被骗了。你会说，我们被骗了，可我们现在知道了。知道了，就好了。这就是我，林志明，四十六岁，吉隆坡贸易公司经理。我去福建十天，回来写了一份报告。报告感慨万千。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