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中坞,客家人的族源地
文/司卫平
提到客家人,就不得不说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不能不引出另一个词“衣冠南渡”。
永嘉之乱,是指西晋末年发生的一系列大规模战乱。这场战乱主要集中在永嘉年间(307—311年),最终导致西晋灭亡、中原陷入分裂,并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迁徙:衣冠南渡。而这一事件,也被视为中国历史由统一重新走向南北分裂的拐点。
引起这场动乱的直接原因,是西晋司马氏王室的“八王之乱”。宗室诸王为争夺权力,相互厮杀长达16年,导致国力耗尽,中央军事力量严重衰败,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间接原因是东汉以来,大量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内迁,西晋统治者对其压迫严重,加上连年天灾导致经济萧条,百姓生存困难,从而矛盾激化。而引发的必然结果,使得外部势力趁机崛起。
匈奴首领刘渊,趁内乱摆脱西晋,自称汉帝建国,拉开了五胡建国的序幕;石勒、王弥等势力趁机四处扩张,打击西晋政权,先对洛阳形成合围之势。公元311年,执掌朝政的东海王司马越病逝,其率领的十余万晋军主力,在宁平城被石勒军全歼,太尉王衍等宗室大臣被俘杀,西晋军事力量覆灭;同年六月,匈奴汉国联军攻破洛阳,晋怀帝司马炽被俘送往平阳,太子及宗室大臣多遭屠戮,中原士族纷纷逃出洛阳,为避乱,率着族人、部曲、佃客大举南迁江东,永嘉之乱达到了高潮,史称衣冠南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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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北方继匈奴之后,鲜卑、羯、氐、羌等民族相继建国,中原地区陷入长达百余年的动荡割据状态。
洛阳沦陷后,抵抗的力量并没有消失,“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坞堡不但是战乱年代一种特殊的聚居方式,也称为抵御外敌的核心堡垒。
西汉末年,强宗豪族开始修筑坞堡。王莽末年的内乱中,民众为自保经营的“营保”可视为坞堡雏形。东汉定都洛阳后,庄园经济发达,为满足家族居住和手工业、养殖业的需要,贵族地主往往修筑坞堡式建筑。黄巾起义后,据于坞堡中的官僚贵族和豪强,开始组织部曲(私人武装)以自保,坞堡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出新的姿态。
东汉末年,战乱不断,越来越多豪门大族带领宗亲乡党据险守隘,坞堡的特殊地位得以进一步发展。至曹魏时期,中原荒芜,朝廷在宜阳设典农使,鼓励民众开荒种地,修建坞堡庄园。不但当时的洛阳周围,涌现出大批坞堡建筑,广大北方地区很快遍布坞堡。
北魏郦道元《水经·洛水注》记载,洛阳周围的坞堡有百谷坞(今柏谷坞)、檀山坞、金门坞、一合坞、云中坞,《晋书》记载有石梁坞等古代洛阳坞堡。
《晋书》卷六十三《魏浚传》记载:“……永嘉末,(魏浚)与流人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硖石。时京邑荒俭,浚劫掠得谷麦,献之怀帝,帝以为扬威将军、平阳太守,度支如故。……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渐修军器。”《资治通鉴》对此也有记载。
这段记载,陈述了西晋将军魏浚在洛阳陷落后,在洛北的石梁坞率众抗击匈奴及羯族军队的事实。
《魏书•杜恕传》记载:“恕去官,营宜阳一泉坞,因其堑垒之固,小大家焉。”这段记载是说弘农太守杜恕营建了一泉坞。关于一泉坞的具体位置,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八《河南府三》诠释的更清楚,“《晋书》:一泉坞,在宜阳西南洛水北原上。又名乙泉戍。”
而《晋书•刘聪载记》说:“刘曜济自盟津,将攻河南,将军魏该奔于一泉坞。”这段话讲的是刘曜的匈奴军从盟津渡河,准备攻打河南,将军魏该退守到一泉坞。
《资治通鉴•晋纪九》也讲道:“浚(魏浚)族子该,聚众据一泉坞,藩以为武威将军。”扬威将军魏浚的族子魏该,率众据守在一泉坞,西晋太尉荀藩任命他为武威将军,统领坞西雍州、凉州流民。
这些只是记述了石梁坞、一泉坞在永嘉之乱中,所发挥的军事作用,虽然没有记述其它的坞堡,但也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当时的宜阳是战地中心地带,肯定都有战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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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载记第一》:“武部将军彭默为刘聪所败,见害,众军皆退。聪渡黄河,帝遣司隶校尉刘暾、将军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晋书列传第七十》:“聪等长驱至宜阳,平昌公模遣将军淳于定、吕毅等自长安讨之,战于宜阳,定等败绩。”《晋书载记第一》:“聪恃连胜,不设备,弘农太守垣延诈降。夜袭,聪军大败而还,元海素服迎师。”《晋书载记第一》:“弥、聪以万骑至京城,焚二学。东海王越距战于西明门,弥等败走。”
这几段记述是说永嘉三年(309年),刘聪(刘曜之弟)率匈奴汉军兵锋直指洛阳。沿途晋军望风瓦解,全无战力。刘聪乘连胜率军直逼宜阳,弘农郡门户洞开。弘农太守垣延见匈奴汉军进入宜阳后“怠不设备”,便以诈降为奇计,利用刘聪的骄弛,夜袭重创匈奴汉军,直接挫败匈奴汉国第一次大举进攻洛阳的战略企图。
同年十月,匈奴汉国皇帝刘渊再次命刘聪、王弥、刘曜率军七万卷土重来。匈奴汉军很快攻破宜阳外城,打通了从弘农到洛阳的通道。此战之后,宜阳完全落入匈奴汉国掌控,洛阳西面再无屏障。宜阳自此成为匈奴汉国进攻洛阳的前沿据点,三年间多次从宜阳出兵袭扰河南,最终在永嘉五年(311年),匈奴汉军从宜阳出发直抵洛阳,一举破城俘虏晋怀帝,酿成“永嘉之乱”,西晋就此走向灭亡。
当时的云中坞距宜阳城(今韩城镇)有数十里之遥,隔洛河可以相望。虽然历史没有记录云中坞被匈奴汉军荼毒的碎片,但防御是必不可少的。这且不重要,重要的是洛阳城破后的“衣冠南渡”,这里和一泉坞是否一样,也是一个南迁的原点。
《晋书·卷六十三·列传第三十三》的《魏该传》有这样一段记述:“时杜预子尹为弘农太守,屯宜阳界一泉坞,数为诸贼所抄掠。尹要该共距之,该遣其将马瞻将三百人赴尹。瞻知其无备,夜袭尹杀之,迎该据坞。坞人震惧,并服从之。……后渐饥弊,曜寇日至,欲率众南徙,众不从,该遂单骑走至南阳。……马瞻率该余众降曜。曜征发既苦,瞻又骄虐,部曲遣使呼该,该密往赴之,其众杀瞻而纳该。该迁于新野,率众助周访讨平杜曾,诏以该为顺阳太守。”
大致是这么个意思:杜预之子杜尹任弘农太守,屯守在一泉坞,被匈奴汉军屡次袭扰。杜尹请魏该同守一泉坞,魏该派部将马瞻率三百军士前往。马瞻趁杜尹不备,杀死杜尹,迎接魏该为坞主。坞堡里的杜氏族人及随众惧怕,都顺服了魏该。……后来坞堡里没有了粮食,外面刘曜又骚扰不断,魏该想带着坞堡中的人南迁,但众人都不愿意随行。魏该只好单人独骑前往南阳。……马瞻随后率坞堡中的军民投降刘曜。刘曜搜刮,马瞻骄横,坞堡兵忍无可忍,随暗中求救魏该回来。当魏该秘密潜回后,众人杀了马瞻,跟随魏该南迁于新野。
这是一泉坞人南迁的真实记录。南迁是没有目的地的,边打边走边逃避是常事,而最终是跨过长江。当时,魏该带走的除了杜氏家的族人、部曲、佃客,他还统领着坞西雍州、凉州流民。据后来的研究学者估计,人数大致在五万左右。魏该之所以成为后来的“流民帅”,这是依仗的资本。
关于云中坞,没有这样的记载,但笔者在无意间却找到了另一个史证,证明云中坞人也南迁了。
《晋书·皇甫谧传》中附有皇甫方回的事迹,明确记载他“少遵父操,兼有文才”,后“为荆州刺史王廙所杀”。
这里要说明一下背景,琅琊王司马睿在王导护持下南下江东,拉开了“衣冠南渡”的序幕。王导在琅琊王身边主政,他的族兄王敦主持军事,形成了天下第一高门“琅琊王氏”奉着“琅琊王”割据一方的态势。
“琅琊王氏”欲把持长江以南的地区,偏安一隅的他们虽然避开中原地区的战乱,却与久居江南的江东各方势力也进行了许多斗争。陶侃平定杜弢之乱,就是其中一例。荆州刺史陶侃虽然归顺于“琅琊王”司马睿和“琅琊王氏”,但其不论是军事才能和个人能力,在江南有很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平定杜弢后,声望更高。
《晋书》记载:永嘉初年朝廷征召皇甫方回为博士,但他没有赴任。西晋末为避战乱,举家迁居荆州,闭门闲居,耕织自给,不入城府,南方士民都很敬重他。荆州刺史陶侃对他礼遇甚厚,每次拜访都穿素士服、到门前下车步行进入。
陶侃平定杜弢后,准备去拜见王敦时,皇甫方回劝道:“吾闻敌国灭,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与二,欲无危,其可得乎!”他劝谏陶侃要慎行,以防不测。
陶侃犹豫不决,还是去见王敦。如皇甫方回所料,他果然被忌惮其功高的王敦扣留。后来靠周访营救才脱身,但被派往偏僻之地任广州刺史。王敦派堂弟王廙接任荆州刺史。
王廙接任荆州刺史后,因皇甫方回与陶侃交厚,又不肯前往拜见自己,便以“杜弢余孽”为借口,将其收捕处死。皇甫方回遇害,“荆土华夷,莫不流涕”,荆州士民对王廙大为失望。
这段史实说明,皇甫方回跟大部分的河洛人一样,带着族人避乱南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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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之乱中,除了“衣冠南渡”,还有“衣冠西渡”一说,这从《晋书·张轨传》记载,当时“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凉州成为中原士民眼中的世外桃源。洛阳沦陷,有人冲着江东的司马睿向南过了长江,也有人冲着凉州的张轨向西而去。大量中原士大夫、学者涌入凉州,使中原文化在河西得以延续。陈寅恪先生指出:“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
张轨采取分置郡县集中安置的办法,先后武兴郡和晋兴郡收容流民。流民带来了劳动力和先进生产技术,促进了凉州经济发展,人口从不足10万户增长到西晋灭亡时的20余万户。张轨的治理使凉州成为北方少有的安宁之地,为其子张寔建立前凉政权奠定了基础。他的临终遗言还是:“务安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宁家”。
如果此时的皇甫方回是在祖籍安定朝那,断不会再南下避乱,张轨也断不会将他推到数千里之外。其一,张轨是皇甫方回的学兄,有着兄弟之情;其二,张轨是其父倾囊相授二十余载的学生,更有师生之谊;其三,安定朝那距张轨主持军政的凉州咫尺之遥,能设置郡县收留大批中原流民,难道还不能收留皇甫方回及族人吗?只能说,皇甫方回是在云中坞,在祸乱的核心地带,而非是在安定朝那。所以,皇甫方回能在荆州被王廙所杀,说明是其聚集云中坞的族人、门客、佃客、部曲南渡的结果。云中坞和一泉坞南迁的路线应该是一致的,由洛阳西部过熊耳山到南阳,再到襄阳,再过长江到荆州。
客家人的族源地说是洛阳,一点也没有虚夸的成分,而且是千真万确,但具体到现在能够详实的点位,应该还各有所处。洛阳作为京都,是许多豪门士族的聚居地。譬如:天下第一高门“琅琊王氏”,虽然庄园田地全在琅琊郡,但在洛阳是子弟荟萃、府邸相连。还有颍川荀氏、陈郡谢氏、河东柳氏、太原王氏……大大小小、林林总总不下数百上千家。
西晋时期,尚不是科举制,选官以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由魏文帝曹丕于黄初元年(公元220年)采纳尚书令陈群建议创立,又称九品官人法。选官主要看三项:家世、道德、才能。以此形成“簿阀”和“状”两类材料,其中家世指父、祖官爵和族望。不难看出,家世是很重要的。
正是九品中正制的原因,这些地方上的高门大户,都是和琅琊王氏一样,田园故居在祖籍,为官在朝,官邸在京,成为了京城的豪门士族。也正是在洛阳沦陷之后,他们这成百上千家的豪门士族仓皇出逃,离开洛阳,南迁江东,才称得起“衣冠南渡”。
除过这些豪门士族,还有很多情势之下被迫无奈的随众。有天下第一美男、荥阳郡人潘岳(潘安)这样的代表人物,还有迁入福建的入闽八姓: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据《九国志》记载:“晋永嘉二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
这些豪门士族和达官显贵,不论他们的族人、佃客、部曲是从哪儿走的,但扔掉洛阳的荣华富贵逃命而走的他们,是这些宗亲族属的引导者和驱使者。
所以,不难看出云中坞和一泉坞一样,都是在永嘉之乱中,河洛之地“衣冠南渡”的一个能够详实的点位,是客家人族源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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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司卫平,男,回族,中共党员,国家二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多年来,出版和发表作品一千余万字。作品有长篇小说:《诗鬼李贺》《洛阳铲》《远方飘来的云》《大天使》《生趣》等十余部及中短篇小说集《淡淡忧伤》等;文化类作品:《洛阳城事白话》《千年北邙》《千年帝都》等十余部。获奖情况:获得1991年河南作协报告文学优秀奖;2010洛阳市“五个一奖”;2012年第五届“河南省社会科学普及优秀作品”一等奖;2014年第六届届“河南省社会科学普及优秀作品”特等奖;2014年洛阳市第二届文艺成果“牡丹奖”;并分别于 2012、2016、2020、2024代表河南作协入围中国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少数民族作家“骏马奖”;《大天使》获得中作协重点扶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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