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秋，山东济南城外，王建安面对即将展开的攻城部署，身边既有负责政治工作的干部，也有各纵队指挥员。有人问他：“攻城部队最要紧的是什么？”王建安回答：“不是嗓门大，而是把兵带好，把仗打明白。”这句话，恰好说出了他一生带兵的特点。
王建安的名气，常被许世友、叶飞、宋时轮等同为开国上将的将领遮住。可在华东野战军的战斗序列中，他既能独当一面，也能整训部队、经营根据地，更难得的是，能够把分散力量锻造成真正的主力。
他的军旅起点并不显赫。1927年黄麻起义时，王建安还是一名普通战士，曾在攻打黄安城时登上城墙。此后，他从班长做起，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和团级干部，靠的是一次次战斗中的表现，而不是特殊照顾。
进入鄂豫皖苏区后，王建安长期在一线作战。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之际，他担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政治委员。这个职务看似属于政治工作，实际上同样要承担整顿队伍、稳定军心和协同作战的重任。
有意思的是，王建安并没有因为转任政工干部而离开战场。反“六路围攻”期间，八十八师师长汪烈山牺牲，他兼任师长，继续指挥部队作战。一个人同时承担军事和政治两副担子，且能把部队带出战斗力，这正是“四方面军三王”之一的分量。
红四方面军时期，王建安曾与许世友搭档。红四军的指挥班子中，后来走出了张宗逊、王近山、陈锡联等一批名将。部队经历长征和多次转战，王建安也在严酷环境中形成了鲜明的带兵风格：要求严格，但不摆架子；敢于担责，也善于听取基层意见。
抗日战争开始后，王建安较早进入山东。山东原本地形复杂、力量分散，既有日军据点，也有伪军和地方武装。部队要站住脚，不能只靠几场伏击，更要建立交通线、扩大根据地、整顿地方武装。王建安在山东纵队和鲁中军区长期工作，承担的正是这种既打仗又建军的任务。
1944年至1945年，鲁中部队连续拔除据点，打击伪军，扩大根据地。攻克沂水以及临朐、博山、益都等地的行动，使鲁中与滨海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山东军区所属各部队中，王建安和许世友的战绩尤其突出，因此被称为“山东双雄”。
真正能体现王建安建军本领的，是他与两支主力部队的关系。抗战胜利后，鲁中部队一部分进入东北，后来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这支部队在韩先楚指挥下参加四平、锦州、辽西和平津等战役，成为东北野战军的重要力量。
另一部分留在山东，经过整训和战斗锤炼，逐渐发展为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鲁南、莱芜、孟良崮、沙土集、洛阳、开封和淮海等战役中，第八纵队以攻坚能力强著称。淮海战役期间，它承担了艰苦任务，部队作风也由此更加硬朗。
一支部队打出了名声，靠的是几位名将；一支部队能够长期保持战斗力，则离不开成熟的组织和训练。王建安既重视战术，也重视干部培养，更强调部队纪律。后来人们追溯东北第三纵队和华野第八纵队的源流，都会看到他在山东时期留下的印记。
1948年，徐向前身体欠佳，中央曾调王建安前往山西协助指挥晋中战役。山东方面出现新的指挥需要后，他又奉命返回。这样的调动，说明组织看重的并不只是他的战功，还有他在复杂局面下稳定部队、协调各方的能力。
济南战役后，王建安代理山东兵团司令员。谭震林曾评价说，自己主要做政治工作，军事指挥多依靠王建安，“有他指挥，我们放心”。淮海战役中，他担任围攻黄百韬兵团部队的总指挥之一，承担了决定性阶段的指挥任务。
1949年1月，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王建安出任第七兵团司令员。这个任命并非偶然，而是多年军政历练、山东战场实践和兵团指挥经验共同形成的结果。
建国后，王建安长期担任沈阳、济南、福州军区副司令员。职位没有始终处在聚光灯下，名字也因此不如一些长期主持方面工作的将领响亮。但在军队内部，他始终被视为能打硬仗、善于治军、服从大局的老将。叶剑英曾称赞他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这句话，正是对他后半生选择的准确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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