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老祖宗流传的一句话说“家有四样，不破也亡”，究竟是哪四样，你知道吗？

清代雍正五年，也就是1727年，湖南浏阳澄潭江，陶良瑜坐在灯下，写下一篇《戒赌文》。陶氏原本是从江西迁来的家族，几代人辛苦经营，到了康熙年间，田产渐丰，人口渐旺。谁能想到，一场嗜赌的风气，竟让祖上传下来的四十多亩田地陆续易手。

陶良瑜在文中写得很重：“赌者，亡身丧家、奸盗贼害之所由起也。”这不是书生的空谈，而是他亲眼见过的家事。

有人输红了眼，拿田契作抵押；有人把一家人的口粮搬进赌局；还有人白天不下田，晚上不归家。家里老人急得捶胸顿足，夫妻互相埋怨，孩子也跟着失去依靠。

陶良瑜曾劝族人：“再这样下去，输掉的就不只是田。”

族人低着头，没有回答。

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不是一个人的嗜好，而是整个家族的病。一个人染上恶习，损失的是自己的钱；一群人把恶习当成习惯，败掉的便是门风、亲情和家底。

这正是老话里所说的第一样：家中有人失去自制，坏习惯蔓延成风。

陶氏后来并没有只靠训诫。族中几位妇人牵头，设立戒赌会。入会之家每年缴纳稻谷，全年无人赌博，便有所奖励；有人再犯，入会粮食被扣，还要受到族规惩戒。

办法并不文雅，却很管用。

多年以后，陶氏逐渐收回失去的田地，重新积攒到八十多亩。戒赌会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不久，才因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变化而停止。

这个细节很值得注意。家族要改掉一个坏习惯，靠几句训子格言往往不够，还得有人执行，有章可循。规矩若只挂在墙上，和没有规矩相差不远。

第二样，是门风改变。

东汉末年的王朗，曾任曹魏司空、司徒，是当时有声望的士大夫。其子王肃精通经学，著述颇多，在经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王肃之女王元姬嫁给司马昭，后来成为晋武帝司马炎的母亲。这个家族一度兼有学术、仕宦与婚姻上的显赫。

可是，家族的名声不会自动传下去。

西晋建立后，王氏与司马氏关系更加紧密，子弟身居高位，田宅丰厚。王肃之孙王恺，正是晋武帝的舅舅。他与石崇争相斗富，奢侈程度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

史书记录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了猎奇。一个靠经学、名节和仕宦立身的家族，到了后人手里，却把财富炫耀当作本事，门风已经发生了变化。

从勤学立业到竞逐奢华，中间并没有惊天动地的转折。可能只是长辈少管了一次，子弟多享受了一分，家中对奢靡多宽容了一回。日子久了，原来的精神骨架就被掏空。

家族最怕的不是一时贫穷，而是忘记自己凭什么起家。

第三样，是骨肉之间开始算账。

北宋黄庭坚在《家戒》中谈到，他四十多年间见过许多豪门由盛转衰。起初家中父慈子孝，兄弟和睦，夫妻之间也没有隔阂。等到人口增多，田产扩大，妯娌之间、兄弟之间便渐渐有了计较。

“这块田为什么给他？”

“那间屋子凭什么归你？”

话听着不大，次数一多，亲情便被一寸寸割开。

南宋理宗年间，曾有张氏兄弟分割母亲遗产的案件。兄长张辐做官，自认为有见识，嫌几个弟弟不成器，便不愿按照家产份额分给他们。弟弟们不服，告到了官府。

知州审理时反问张辐：“既然你自称贤明，弟弟们不贤，那么分财产时，贤明的人少拿一些，不贤的人多拿一些，岂不就平了？”

这句话看似诙谐，实则把争产的根子挑明了。

张辐争的未必只是几亩田，而是“我为什么不能多拿”。弟弟们守的也不只是财产，而是“你凭什么把我排除在外”。

程颐曾说，后世骨肉成为仇怨，多半是因为争财。钱财本身没有善恶，真正危险的是亲人之间把每一笔账都变成尊卑之争。

黄庭坚还留下过一句很实在的话：“无以小财为争，无以小事为仇。”家人相处，不能事事都要赢。每一次争执看似占了便宜，实际上都可能把一家人的信任削薄一层。

第四样，是夫妻之间失去信任。

朱熹在家训中说：“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这里的“和”，不是一味忍让，而是遇到家事时能够商量，不把怒气变成伤人的话；所谓“柔”，也不是没有主见，而是不逞强、不把家庭变成彼此较劲的地方。

古代婚姻受礼法约束很多，个人感情往往不能摆在家族利益之前。唐律中有“七出”和“三不去”，其中既有对妻子的限制，也有对丈夫休妻行为的约束。曾经为公婆服丧三年、丈夫贫贱时结发、离婚后无娘家可归，符合这些情形，便不能轻易休弃。

这些条文未必符合后世对婚姻的全部理解，但它们反映出一个事实：在传统家族中，夫妻关系并非两个人的私事，而牵连着老人赡养、子女教育和家产延续。

唐代宰相元载的覆亡，就是一个反面例子。元载掌权后贪赃受贿，家人也参与其中。史书说他“外委胥吏，内听妇言”，外面的事情交给属吏，家中的安排又听从妻子王韫秀。王韫秀和儿子元伯和不仅没有劝阻，反而参与收受财物。

元载一家不是一个人犯错，而是夫妻、子女共同把贪欲当成了本事。后来元载被赐死，家产被查没，家庭成员也受到牵连。夫妻同心本是家族的力量，走错方向时，也会变成加速败亡的力量。

有人问：“夫妻吵几句，真有那么严重吗？”

偶尔争执，并不会毁掉一个家。

怕的是互相防备。丈夫认为妻子只顾娘家，妻子怀疑丈夫偏袒兄弟；今天藏下一笔钱，明天瞒下一件事，久而久之，家里每个人都学会了留一手。孩子看在眼里，也会把算计当作处世之道。

这几样问题，常常不是单独出现。

门风一歪，子弟便不再敬畏规矩；规矩一松，财产分配便容易失去公道；亲属开始争财，夫妻之间也会彼此猜疑；家庭失去约束，赌博、酗酒、偷窃等恶习便可能乘虚而入。

家族就这样一层一层往下坠。

唐代博陵崔氏曾是著名门阀。自魏晋以来，崔氏子弟多有人出仕，唐代仍有不少族人担任刺史、尚书、学士等职务。可是到了晚唐，门阀的光环已经难以替代个人能力和现实处境。

大中十二年，也就是858年冬，博陵崔氏子弟崔文龟在长安患病。次年859年三月四日，他吐血去世，年仅二十七岁。这个年轻人没有考中进士，没有做过官，也没有留下子嗣，临终前只托亲友整理自己平生所写的文章。

一个曾经显赫的家族，到了后代，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拥有同样的人生。祖先的官爵只能说明过去，不能替子孙读书，也不能替子孙谋生。

这件事还有另一层意味：家族声望越高，越容易让后人误以为祖业会自然延续。可真正能传下去的，从来不是一块匾额，而是读书的习惯、做事的分寸和面对困境的能力。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反复强调，治家要从父母做起。长辈自己奢侈，却要求孩子节俭；自己偏袒一个，却训斥另一个；自己满口道理，遇事却只认钱，这样的教育很难让后辈信服。

家风不是写给别人看的文章，而是每天吃饭、分家、待人、处事时的一举一动。

曾国藩总结家族延续的经验，认为官宦之家最容易骤盛骤衰，商贾之家次之，较能长久的往往是耕读之家和孝友之家。他看重的不是贫富，而是家族是否有一套能约束众人的秩序。

在曾国藩看来，不能只依靠一两个人突然发迹，更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官爵上。家中人人有事可做，子弟知道读书，族人懂得互相扶持，这些看似平常的安排，反而比一时富贵更牢靠。

“耕”让人知道粮食如何得来，不至于忘本；“读”让人明白是非，不至于只看眼前利益。耕读并不保证家族永远富贵，却能给家族留下重新起步的本领。

黄庭坚所见的那些败家过程，往往就是从小处开始。先是兄弟为几亩田争执，接着夫妻彼此猜防，再后来有人沉溺恶习，年轻人也不肯读书做事。等到田地荒芜、粮仓空虚，家中有人戴上刑具，有人挑担离乡，才发现最早那道裂缝已经存在多年。

“家有四样，不破也亡”，说的并非四件神秘之物，而是四种逐渐扩大的失序：门风坏了，亲情薄了，夫妻疑了，习惯邪了。

它们未必一夜之间毁掉家业，却能让一个家慢慢失去自我修复的能力。陶氏靠戒赌会挽回田产，张氏兄弟却因分产留下怨结；有的家族靠读书和家规延续，有的家族守着祖先名声却无力支撑。

古人把家族兴衰写进家训，也写进判案和族谱。话说得不玄，落到日常，无非是少一点贪心，多一点自律；少一点猜忌，多一点公道；少把祖上的功劳当成自己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