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黄岩发动打盐廒暴动，继而创建红军游击队，不屈不挠奋战至死

戴元谱，化名戴江魁，1909年出生，黄岩县宁溪乡半岭堂村人。

1918年入当地私塾念书，1923年转宁溪南渠小学就读，1924年考入台州省立第六中学。1927年夏，戴元谱从六中毕业回乡。他家有15口人，全靠父母劳动，日子十分艰辛。

1928年春，戴元谱迫于生活，只好在薪水微薄的本村村校教书。正在这时，他的老师、原六中校长、共产党员戴邦定（戴介民）回家从事党的活动，向他灌输革命道理。

由于与贫苦农民朝夕相处，他深知乡间劳动人民受地主豪绅欺压和反动政府横征暴敛之苦，所以很快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真理，提高了政治觉悟。

1928年夏，戴邦定介绍他与戴元柏加入共青团，在半岭堂村校上举行了入团宣誓。接着，戴邦定介绍戴昌寅、张忠良等人入党，和戴元谱等一起在半岭堂村建立了黄岩西乡第一个党支部。同年，戴元谱在北山、葡萄坑等地发展了翁维英、陈守宏等人入党。

1929年2月，乌岩区委成立，戴元谱被指派为区委委员。

4月上旬，他受黄岩县委指示，在西乡发动群众举行进城“打盐廒”的武装暴动。他在半岭堂周围一带发动群众，筹措武器，并与永嘉石陈一支农民武装（后成为红军游击队）的头头潘小麻子（潘希堂）结成联盟。然后他在苍基寺亲自主持军事会议，作出了具体的战斗部署。

不料，4月14日情况突变。戴元谱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行动。他下令集结暴动动队伍，当日下午向黄城进发。他们一边行动，一边宣传，沿途群众纷纷拿起棍棒刀枪，自动涌入暴动行列，队伍到山头舟时已近万人。

国民党黄岩县府见势不妙，采取了缓兵之计：一面调兵遣将，固守城池；一面派陈少白，前来讲和。戴元谱识破敌人诡计，劝说潘小麻子不能轻信，命令队伍继续前进，16日中午“兵临城下”。

但因反动政府已有准备，紧闭城门，居高临下对暴动ࣘ群众疯狂射击。我方伤亡很多，无法强攻，戴元谱下令撤退。这次暴动ࣘ虽然攻城失败，但迫使当时的黄岩政府不得不取消了办办盐廒。

打盐廒受挫以后，浙江省反动政府悬赏200元银洋缉拿戴元谱。从此，他不得不隐蔽起来。后来他几经转折，到上海一家裁缝店里落脚，并与戴介民、林泗斋取得联系。不久，组织上考虑到工作需要，又派他返回原籍工作。

戴元谱于1929年9月回到黄岩。此时黄岩县委已经取消，党组织划为两区，直属台州中心县委领导。

他一回来，便被指派在中心县委负责军事和宣传工作。尔后，他时常深入西乡和永嘉境内隐蔽活动。

1930年春，他在家乡一带着手组织武装力量，为后来建立游击队打下基础。他还在永嘉平坦一带发展了钱瑞傲、汪德威等5人入党，建立了武工小组，并带他们到溪口、金竹溪的保卫团缴枪数支，不久发展成为一支红军游击队。

当年3月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建立时，戴元谱已与数支红军游击队有了联系。

这年春夏之间，西南山区饥荒严重。半山地主、反动军官许楠森，带领6名民夫到半岭堂地为戴元甫家借谷。戴元谱闻讯带领戴昌营、张忠良等几名党员，在路廊上拦截了即将挑走的6担稻谷，分给半岭堂的贫苦农民。

1930年4月，台州中心县委书记曹珍在路桥召开会议，重建了黄岩县委，戴元谱被指定为县委委员。同年7月，浙南特委委员曹珍来到黄岩，在戴大夫家召开黄岩县委会议，决定派戴元谱和戴大夫（县委委员）同去西乡，正式组建游击队。

会后，戴元谱、戴大夫直奔西乡。路经小里桥时，他们听说乌岩街来保安队，每个路口都有岗哨，对行人进行搜查。戴元谱觉得自己正受通缉，这样过乌岩街会有危险。两人商量以后，租了一顶轿子，戴元谱坐在轿内，戴大夫跟随轿后。

到了街口，哨兵盘问，戴大夫走上前说：“我家少爷病重，刚从城里看病回来。”哨兵听说轿里是位“少爷”，便不再追问。他们闯过这一关后，飞也似地往半岭堂方向去了。

经过戴元谱和戴大夫的努力，一支30余人的游击队很快在葡萄坑村建立起来，由戴元谱主要负责人。它隶属于红十三第一团（团长兼一大队长雷高升）。

游击队建立以后，面临给养、武器双重困难。戴元谱带领几名队员将日溪地主孔老启带到驻地，教育他支持红军。孔老启迫于形势，拿出数百银元。戴元谱利用这笔经费，解决了游击队的燃眉之急。

接着，他又带领队员筹粮筹枪，在附近的决要、兰田等村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斗争。游击队很快发展到60多人。

鉴于部分队员分散住在自己家里，为了便于集合，戴元谱要装备一支军号。他听说后岙村有一支军号，就派党员陈守宏去借。后岙人不但不借，反而把陈扣在那里。

这事，被兵痞流氓出身的便衣侦探王老湾获悉。他假惺惺建议戴元谱到北山翁老七家讲案，想趁此机会活捉戴元谱邀功领赏。

9月11日下午，戴元谱带领队员到北山时，王老湾早已偷偷跑到乌岩，将此情况报告给反动豪绅卢希旦并转报县团防游击队了。

正当戴元谱在翁老七家等待时，戴大夫派人送信说，红一团李寿庆和戴珊率领五六十人到葡萄坑来。戴元谱立即返回驻地。

当夜，团防游击队总队长蒋亨周带“木壳队”及乌岩哨共100余人偷袭北山，结果扑空。蒋亨周利欲熏心，马上又率队扑向葡萄坑村。

当蒋亨周的队伍至半岭堂时，群众就一次次地抄近路送来情报。戴元谱等对敌情作了分析判断，很快作好战斗方案。然后由他亲自带领几个队员在猪姆坑岭头观察敌人动向。

9月12日天刚破晓，敌人果然爬上山来。戴元谱立即带领队员撤到前门山上，隐蔽射击，由友军李寿庆部坚守驻地（戴元谱岳父潘老如家）。红军游击队沉着应战，敌人几次向我驻地发起冲锋，皆未得逞，反而被打死一个。

蒋亨周恼羞成怒，下令点火烧屋。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戴元谱见此情景，怒火填膺，恨不得冲上去杀他几个。但他想到自己一动就会影响战斗全局，只得把怒火压抑下去，等待时机，再作反击。

没等多久，他见一班敌人又在向我阵地运动。他随手拿过潘三妹的套筒，一枪打倒了领头的一个家伙，后续敌人一惊，转身后退。戴元谱随即高喊：“敌人逃了，同志们冲啊！”

这时，李寿庆赶紧命司员吹起冲锋号。一时间，几路兵力一齐反击。号声、杀声震动山谷。蒋亨周无心恋战，率部仓皇逃窜。我游击队乘胜追击，一直追到10里多远的马鞍山村。

葡萄坑战斗胜利后，戴元谱通过亲友介绍，主动去永嘉表山会见红十三军军长胡公冕，要求配合红主力攻占乌岩，进击黄岩。

1930年9月21日，胡公冕率部700多人与葡萄坑游击队在宁溪会师。当夜，胡公冕召集一纵队长雷高升、二纵队长胡协和及戴元谱等在戴长庆家开军事会议，决定次日分兵三路直取乌岩。

不料，在进军时我一路队伍与敌遭遇，双方交火。乌岩敌人听到枪声，慌忙撤退。我军占领乌岩后，土著友军夏云虎部烧了地主卢希旦的当店。为此，胡军长要把夏云虎按军法处死。

戴元谱前去为之说情，说夏是刚收编的土匪，劣性未改，教育他以后改正。在场的雷高升也说，夏在这场战斗中表现很好，终于使军长免了夏云虎的死刑。

第二天，黄岩敌军及浙保五团倾巢出动，红十三军撤回永嘉。

当月，戴元谱又被追加200赏金，在全省遭通缉。从此，葡萄坑游击队分散隐蔽，戴元谱到上海等地暂避。

此时，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白色恐怖遍及浙江。戴元谱面对艰难险阻，革命意志仍坚定不移。

1931年8月前后，他又重返永嘉，找到仍带领少数部队坚持斗争的雷高升，在雷部担任连长。

后来，由于浙保和各县反动武装联合“围剿”，雷部被围困在永嘉边界的小洋坑三四个月，在弹尽粮绝、处境险恶之时，国民党多次派人游说，施展招抚诡计。

1932年5月5日，雷高升为权宜之计，率部70余人，伪装接受“招安”，以图东山再起。5月23日，国民党要雷部集中在岩头东宗，突然向他们开枪捕剿。戴元谱持枪对战，跳出墙外，被敌人枪杀在稻田地里，时年23岁。

1966年4月，戴元谱经国务院内务部批准为革命烈士。1978年3月，由黄岩县人民政府拨款，将烈士的遗骸由岩头“十八坑”内迁葬于宁溪区富山乡的双坑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