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文庙立起的两通记事石碑，其中一通原本并不属于这个院落

听闻吉林文庙今年立起两通记事古碑，近日偷闲前往参观。

吉林文庙内曾设有一座碑林，吉林市周边墓碑、纪功碑、记事碑、庙碑、界碑多被收纳、陈列其中。后来碑林被取消，距如今两通古碑重立，已间隔很长一段时日。

两通石碑立在大成殿石阶两侧，东侧一通较大，石碑额首为九孔透龙；西侧一通略小，石碑额首为七孔透龙。两通石碑皆由赑屃驮承，有趣的是这两个赑屃样子相似，好似一对。两通石碑的碑身皆有破损拼接的痕迹，雕凿的字体为楷书，字迹清秀俊朗。文庙博物馆在每通石碑一侧立有牌子，上面有碑文内容，可惜没有断句，不熟悉文言文的人读起来，恐怕会十分吃力。

两通石碑分别为清同治十年（1871年，七孔）和民国十一年（1922年，九孔）所立，均是与吉林文庙有关的记事碑。七孔碑断句后的碑文为：

粤自乾隆七年，吉林永吉州魏士敏始建立圣庙、黉宫(黉宫：古代官学、学堂)。事经初创，规模虽具，而局势未宏。三十年，经同知图善于庙内东南隅建魁星楼一间，上奉魁宿，下祀文昌。五十五年，城内火灾，庙宇俱毁，仅存魁星楼。经将军琳宁奏请，动用官款重修殿庑门堂，一切俱备。正殿悬有圣祖仁皇帝（即康熙帝）御书“万世师表”匾额，并悬有仁宗睿皇帝（即嘉庆帝）御书“圣集大成”匾额。

至嘉庆十一年，斋房又毁。十四年，奉天学政茹棻奏请颁发内版经籍各书于奉省各学，饬建尊经阁。于是同知富元、学政孙铽白，将军秀林、副都统达禄，率所属官员、绅士，捐资修建尊经阁于斋房故址。此吉林庙学兴建之原也。

至道光十八九年，风雨摧残，损坏已甚。绅士会同商议，劝捐修葺。其时有侯庆川（侯翰/汉宗）、葛泰庵（葛清怀）、于建庵（于凌云）、庆赋川（即晚清名臣贻谷的祖父庆福，姓乌雅氏，字赋川）、高传真诸公总理其事，特举公正人宣俭监管工程。旧者新之，阙者补之，期月间工竣，而规模局势迥异往昔。

至咸丰八年，孝廉庆赋川、附生侯之屏起义倡捐，另建文昌正殿与魁星楼，工毕。次年春，并将圣庙正殿、卷棚、大成门、棂星门、圣域贤关、礼义各门、泮池，改修石桥，以及内外宫墙，俱为重修，咸与为新。兹因修建考棚，又将庙学各工重为整洁严肃，另建明伦堂(学宫内宣讲礼教的厅堂)三间，砖仪门一间，并新修大门、周围垣墙，足以壮观瞻而起文明焉。故累述历年修建之颠末（事情的起源与经过），勒石以志之。

道光壬辰科举人、丙申科进士、原任河南睢州刺史梁协南撰。满字号附生保成书。同治十年岁次辛未孟冬之月谷旦(良辰吉日，碑记、匾额常用)立。

由此碑文内容可知，此石碑应是清代吉林城内老文庙的记事碑，其放置位置并非今大成殿前，而应是今吉林市第一实验小学，即老文庙庙址。

另一通九孔石碑是民国十一年秋八月，新文庙再次修缮并举行祭孔仪式后，吉林本地人士请杭州人钟广生撰文，大连人李西写碑文并题写碑额的记事碑。此碑文回顾了清末吉林建省，另择地筹建新文庙的沿革，以及民国初年战乱，庙宇破败，鲍贵卿、孙烈臣等人筹款重修的过程始末。希望振兴文教，继续教化之功，刻石留存后世。

由于立碑之时已进入民国时期，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旧式文化已遭到西学为代表的新文化冲击，文庙虽在社会上拥有不容小觑的影响力，但终究不如科举盛行的清代。

至于晚清吉林地方出于何种考量，在取消科举考试后仍旧大张旗鼓地修建文庙，通常的记载为巡抚朱家宝和提学使吴鲁认为“原有文庙简陋，不足崇礼，乃聘江苏训导管尚莹去关内考察文庙，决定在东莱门外拓建新庙”。而这个理由正是出自这通九孔石碑的碑文——“巡抚朱公家宝、提学使吴公鲁来莅是邦，惧简陋不称，无以崇礼展敬。乃度地于东莱门外，拓为新基。”

只不过真实的历史与碑文记述并不相同。晚清时，老文庙经过义和堂破坏、沙俄驻军，内部已显破败。日俄战争后，老文庙又被日本帝国主义窃取为领事馆，直到宣统年间才让出。朱家宝和吴鲁提出新建文庙的动议时，老文庙正为日本驻吉领事馆，因此“简陋”之说，实为找台阶下的自圆其说。

从民国九年至民国十一年，新文庙经历了建庙之后的第一次大修和扩建。此后（解放前），还在1925年、1934年、1936年、1943年经过4次维修，但这些维修未见刻碑记事。

尽管两通石碑中的一通原本安放在他处，但历经岁月，仍未湮没，并能与新文庙中的石碑共诉文庙流变往事，让游人一览吉林文脉丰华，总是一件令人欣慰的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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