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打仗,乌克兰就开始安排"退路"了。
9月2日,一份编号为16009的法案悄然在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登记——战时总统及其家人卸任后可获终身国家保护,高级军事、情报和安全官员离职后最长保护10年,国家保卫局编制从2993人直接扩编至5500人。法案的提出者说,这是为了应对俄罗斯的暗杀威胁。但外界的疑问远比法案条文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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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被保护、保护多久、怎么取消
第16009号法案的核心内容可以用三句话概括: 战时总统终身保护,核心安全官员离职后保护5到10年,国家保卫局人员编制扩充近一倍。
具体而言,法案覆盖的"被保护人"范围相当广泛。 在战争状态或戒严状态期间行使权力的最高统帅参谋部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NSDC)的现任及前任成员,均在保护之列。这意味着以下职位的现任和前任官员都将被纳入保护网: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总参谋长、国家安全局局长、对外情报机构和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内政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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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护时限上,法案做了分层设计。 总统及其家属在任期正常结束后获得终身国家保护——但有一个关键例外,如果总统因弹劾程序被免职,则不适用终身保护条款。 前最高统帅参谋部成员和NSDC成员卸任后在乌克兰境内获得10年国家保护。在战时担任总理和议长的前总理、前议长也被纳入保护范围。
对于其他官员的家庭成员,保护期限则相对有限。 在官员任职期间及卸任后一年内,其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享有国家保护。但法案设置了一个特殊条款:如果最高指挥人员或NSDC成员因公殉职,其家人在戒严期间以及戒严结束后五年内将继续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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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落实这套保护体系,法案提出了一项引人瞩目的配套措施——大幅扩编国家保卫局。 乌克兰国家保卫局目前的最大授权编制为2993人,法案拟将其扩充至5500人,增幅超过2500名工作人员。 这意味着乌克兰将把近乎翻倍的人力和财政资源投入到要人安保体系中。
法案的提案人之一、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罗曼·科斯坚科在接受《乌克兰真理报》采访时给出了解释。 他表示,参与战时决策的官员在离任后仍然是俄罗斯情报部门的打击目标,"做出过关键战时决策的官员的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韧性"。这番话道出了法案背后的核心逻辑——战争的威胁不会因为职务的终结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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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是真实的,但法案的时机耐人寻味
必须承认一个事实:乌克兰高层官员面临的暗杀威胁确实真实存在。 2024年5月,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宣布破获了一个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第五局操控的特工网络,逮捕了乌克兰国家保卫局的两名上校安德烈·古克和德尔卡奇。据乌方披露,这两人被指控收集并传播包括泽连斯基在内的受保护人员的机密信息,筹划对目标人物实施导弹袭击,必要时甚至计划动用自杀式无人机。
前军事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的遭遇更为触目惊心。 据多方报道,布达诺夫曾至少躲过10次暗杀企图。俄罗斯法院于2023年对布达诺夫发出缺席逮捕令,指控他"组织104起恐怖袭击"。更令人震惊的是,布达诺夫的妻子也曾遭到下毒,这被认为是针对其本人暗杀行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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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威胁的真实性并不能完全解释法案提出的时机。 9月2日,正值美国特使库什纳和威特科夫启程前往莫斯科和基辅进行穿梭外交之际,乌克兰内部却在悄悄推进一项事关政治权力格局的立法。 法案登记当天,泽连斯基还向议会提交了另一份关于打击诈骗呼叫中心的法案,两份法案同日登记,前者的政治敏感度显然远高于后者。
泽连斯基的政治处境提供了另一层理解维度。 根据评级集团(Rating Group)2026年5月底至6月初进行的民调,如果此时举行总统选举,32%的乌克兰人会在第一轮投票中支持泽连斯基,16%支持前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11%支持现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泽连斯基仍然领先,但与2022年高达94%的支持率相比,其政治光环已经大幅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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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a的数据则显示了另一个趋势: 2026年6月泽连斯基的整体施政认可率为68%,虽然仍高于半数,但较2022年4月战争初期的94%大幅下降。更值得关注的是,扎卢日内的支持率在过去一年中从25%下降到16%,而布达诺夫的支持率却从5%跃升至11%。 政治格局正在悄然重塑。
乌克兰目前仍处于戒严状态,总统选举被无限期推迟。 泽连斯基的五年法定任期早在2024年5月就已届满,但依据戒严法,选举无法如期举行。围绕泽连斯基是否应在战时继续执政、何时恢复选举,乌克兰国内外一直存在争议。在这一背景下推出"终身保护"法案,难免被解读为对后战争时代政治博弈的提前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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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折射出的乌克兰政治深层逻辑
第16009号法案看似只是一项安保立法,但其政治含义远远超出"保镖"的范畴。 它实际上揭示了乌克兰政治精英层对"后战争时代"的一种集体焦虑——当战争结束、戒严解除、权力更迭到来时,今天做出决策的人将以何种姿态退场,又将面对怎样的政治清算风险?
法案的"弹劾除外"条款尤其值得玩味。 终身保护的前提是总统"正常卸任",被弹劾免职则不在此列。这一条款既是对制度制衡的保留,也是一种政治信号——它暗示法案设计者意识到,战后的政治追责可能不仅来自外部敌人,也来自国内的政治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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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近年来的政治内部博弈提供了注脚。 2025年11月,泽连斯基的亲密幕僚、被称为乌克兰"二号人物"的叶尔马克因贪腐调查辞职,其住所遭到搜查。这一事件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引述的一名乌克兰情报官员形容为对泽连斯基的"原子弹级别"打击。 此后,乌克兰两大反腐机构——国家反腐败局(NABU)和专门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SAPO)——的独立性问题引发了大规模街头抗议。
2026年1月,泽连斯基将布达诺夫从军事情报总局局长调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即叶尔马克辞职后留下的核心权力位置。这一人事安排被广泛解读为泽连斯基试图"收编"这位迅速崛起的政治潜在对手。布达诺夫在军中和情报界拥有极高威望,其支持率的快速上升使得泽连斯基不得不将其纳入更直接的权力圈层以防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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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第16009号法案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乌克兰战时一系列权力整合动作的延续。 2025年7月,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了一项备受争议的法案,收紧了对国家反腐败局和专门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的限制,实质上削弱了两大反腐机构的独立性。
泽连斯基在全国多地爆发抗议的压力下签署了该法案,随后又承诺将推出新法案"作为回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为此专门致电泽连斯基,表达"强烈关切"。 这一事件暴露出乌克兰战时治理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以国家安全为名的权力集中与民主制衡之间的张力日益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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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前总司令瑟尔斯基在持续的国内抗议和欧洲盟国不满声中被撤换,德拉帕蒂少将接任乌军总司令一职。军方人事的频繁调整与高层安保立法的同步推进,构成了一幅耐人寻味的画面——战时决策圈正在经历一场既要稳固权力核心、又要安排"体面退场"的双重博弈。 在这个意义上,终身保护法案与其说是面向俄罗斯的防御措施,不如说是面向乌克兰内部政治未来的一次制度性预判。
将视角拉远来看,第16009号法案的出台正值一个极其复杂的时间节点。 一方面,美国特使正在莫斯科和基辅之间进行穿梭外交,试图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和平的曙光若隐若现。另一方面,泽连斯基本人在9月6日的记者会上坦承,与俄罗斯的冲突可能将在冬季继续。 战争既看不到尽头,又随时可能因为谈判进展而突然转入"后战争模式"——在这种不确定性中,提前搭建政治安全网成了一种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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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目前由最高拉达国家安全、国防和情报委员会进行审议。 考虑到泽连斯基所属的"人民公仆"党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法案获得通过的概率相当可观。 反对党"欧洲团结"和"声音"党此前在其他争议立法中曾试图封堵讲台阻止投票,但最终未能改变结果。
冲突持续四年半,超过15万人丧生,450万人流离失所。 当战火尚未熄灭之时,乌克兰的政治精英已经在为"战后"做准备。终身保护法案既是安全需求的现实回应,也是权力格局变迁的提前预演。 至于它究竟会成为乌克兰国家制度建设的一块砖,还是沦为政治工具箱里的一枚棋子——答案只有等到战争真正结束的那一天才能揭晓。
信源参考: 《欲刺杀泽连斯基?乌克兰两名上校被逮捕,俄方回应》——环球时报/新华网客户端,2024年5月9日 《泽连斯基:即刻起至9月7日停止袭击莫斯科》——新华社,2026年9月5日 《美重启穿梭外交 俄乌短暂停火 和平进程仍漫漫》——财联社,2026年9月7日 《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莫斯科会晤普京后抵达基辅》——新华社/央视新闻,2026年9月6日 《普京下令暂停空袭基辅3天 将会见美国特使》——新华社/环球网,2026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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