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晋商,谁第一反应都是票号、乔家大院、走西口,最多再加个八大皇商的标签。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咱们熟悉的票号,其实是晋商辉煌五百年里最末期的样子。晋商能攒下那么大家业,起家根本不是靠汇兑,那两张真正的王牌,从宋朝就埋好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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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雍熙三年,朝廷跟辽国在北边对峙,几十万驻军等着吃饭,从内地运粮千里迢迢,损耗大到朝廷都扛不住。官家想出个折中的办法,让商人帮着往边境运粮,运完给你一张盐引,拿着这张凭证就能去盐场领盐,自己拉去卖赚钱。说白了就是拿食盐专卖权,换商人的物流服务,两边都不吃亏。
山西商人在这套规则里占尽了便宜,谁让晋南有个天然大盐池运城盐池,从上古就有人采盐,是国内最古老的产盐地之一。宋朝的制度一出,盐池边上的山西商人近水楼台,第一个吃到了政策红利。他们懂盐,离盐池近,还能运粮去边境,简直就是为这套制度量身定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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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庆历嘉祐年间,范祥在河东搞盐政改革推钞引法,商人交钱领券,凭券领盐自己卖。这套办法一年给朝廷省了几百万缗的运费,也催生出第一批靠河东盐池发家的山西盐商,这就是晋商最早的雏形。那会的晋商哪里是什么金融巨头,就是一群靠着盐池和边境吃饭的粮商盐商。
宋朝只是让晋商露了个脸,明朝的开中法,才把晋商正式送上了历史舞台。明朝建立后,蒙古残余势力一直在北边闹事,朱元璋在北边设了九个军事重镇,几十万大军扎在长城沿线,吃饭又是个天大的问题。官家还是不想自己掏腰包运粮,就照搬了宋朝的思路,搞了个升级版的开中法。
开中法逻辑很简单,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交给官府,官府按给粮的数量给对应盐引,拿着盐引去指定盐场领盐,再拉去指定区域卖。军队守边,商人供粮,拿盐当中间媒介,这就是开中法的由来。这套制度最大的赢家,还是山西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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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山西紧挨着九边的大同太原两镇,运粮路程短成本低,别的商帮根本比不了。二来山西本来就有盐池,商人世世代代做盐生意,门儿清得很。明朝学者沈思孝在《晋录》里写,平阳泽潞的豪商,富甲天下,没有几十万两银子都不好意思称富,说的就是这批靠开中法发家的山西盐商。
晋商还很会找方法降成本,直接招募流亡的农民去边境附近开荒种粮,收了粮食就地交给官府换盐引,省了从内地长途运输的麻烦。这种操作当时叫盐屯,朝廷拿到了军饷,商人赚到了盐利,流民有了活路,实打实的三赢。整个明朝前半叶,晋商靠着开中法闷声发大财,很快控制了长芦河东两大盐场,成了全国最大的盐商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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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策红利,还有两个很少被人提起的关键,帮晋商从地方小商帮做成了全国性的商业帝国。第一个就是明初大移民,那会山西是全国人口最密的地方之一,地少人多,朝廷组织了大规模移民,最有名的就是洪洞大槐树移民。从洪武到永乐,大批山西人迁往全国各个省份。
这个本来解决人地矛盾的政策,阴差阳错给晋商铺了一张遍布全国的人脉网。晋商走到哪里做生意,都有山西老乡帮衬,货源能对接,渠道能打通,信用能传递。做生意最怕人生地不熟,晋商根本没这个烦恼,大移民早就把路给铺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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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就是山西籍高官的加持,九边重镇本身就在山西辐射范围内,驻军多贸易量大,本来就是一块超大的商业蛋糕。更巧的是,从这片地方走出去的高官,不少本身就是盐商出身,身居要职。最典型的就是蒲州的王家和张家,王崇古是嘉靖年间进士,官做到兵部尚书宣大山西三镇总督,他父亲就是两淮大盐商。
王崇古的姐姐嫁给了长芦盐商张允龄,张允龄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内阁首辅张四维,两个人是舅甥关系,一个掌兵管边贸,一个在中枢说话有分量,两家背后连着一整个庞大的晋商利益网。还有蒲州人杨博,在边务干了四十多年,官做到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皇帝都夸有他在不用操心边防。这些山西重臣在朝,哪怕不公然谋私,定规则分利益的时候,分量自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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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年间,就是王崇古和张四维联手推动,朝廷开放了北部边疆贸易,也就是历史上说的隆庆和议。之后好几千里边境几十年不打仗,军民安居乐业,晋商也拿到了更大的市场,开始跟蒙古人女真人做起了生意。
到了明中期弘治正德年间,朝廷把开中法改成折色制,盐商不用运粮去边境了,直接拿银子买盐引就行。这一改,晋商直接出现分化,手里有积蓄的大盐商砸钱垄断了盐引,世代做贩盐生意,资本不够的中小商人买不起盐引,只能转行去做边境贸易。这也是晋商从盐业垄断转向多元贸易的转折点。
到了清朝,晋商又完成了一次大转型。康熙打准噶尔的时候,跟着清军走的旅蒙商,绝大多数都是山西人。乾隆嘉庆时期,晋商把盐铁麦棉卖到全国,又把南方的丝绸茶叶转运到西北蒙古甚至俄国,从张家口到恰克图的整条贸易线路,基本都被晋商垄断了。
之后就是大家熟悉的票号登场,道光初年,平遥的雷履泰把自家的西裕成颜料庄改成了票号,也就是日升昌。那会商人们做生意,最头疼的就是银子太重,路上不安全,汇款又慢。雷履泰搞出来用汇票代替现银运输的法子,一下子解决了全天下商人的痛点。
票号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它是建立在晋商几百年盐业和贸易积累下来的资金人脉信用网之上。没有之前好几百年运粮换盐打下来的底子,根本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汇通天下。
回头看晋商这五百年,有一条很清楚的线,他们借着政策风口起来,最后也因为政策变动倒下。宋朝折中法催生第一批晋商,明朝开中法让晋商成了全国最大的盐商集团,清朝的官款汇兑权让票号走到了最巅峰,每一次飞跃都离不开政策推动。
但政策能把你捧上天,也能把你摔下来。明朝改折色制,逼得中小晋商转型。清末票号深度绑定清廷,看着赚得盆满钵满,其实是把全部身家都押在了快要沉的船上。1904年朝廷筹办户部银行,邀请票号入股,山西的大掌柜们集体拒绝,觉得老法子就能赚钱,看不上银行那套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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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倒台,票号最大的靠山没了,各省的欠款变成了死账,王公贵族又挤着提存款,资金链直接断了。1914年日升昌宣布破产,曾经喊着汇通天下的金融帝国,没几年就土崩瓦解了。说白了,人靠着什么发家,往往最后也会栽在这个东西上,这不是晋商一个的悲剧,是所有依附红利起来的商人,都躲不开的宿命。
参考资料:
山西经济日报 晋商的历史贡献
大同晚报 三镇总督王崇古与他的晋商家族
晋录
明史
中国商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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