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去武汉，黄鹤楼下碰见个姑娘卖光盘我嘴欠：光盘要，人也想要

黄鹤楼下的姑娘。

那年我二十七岁，去武汉出差。

二〇〇三年的夏天，热得不像话。我从武昌火车站出来，浑身像从水里捞出来的，衬衫贴在背上，能拧出半斤汗。手里拎着个黑色公文包，里面装着几份合同和两件换洗衣服。那是单位第一次派我单独出差，来武汉跟一个客户谈设备采购的事。

临出门前，我妈塞给我五百块钱，说穷家富路。我把钱揣在内裤口袋里，用别针别着，走路时硌得慌，但踏实。

谈完事，多出一天空闲。客户老刘说，来了武汉，总得去黄鹤楼看看。我说行啊，明天去。

第二天一早，我坐了辆公交车，一路晃到蛇山脚下。买票进去，顺着人流往上爬。太阳毒辣辣的，像要把人烤化。我爬一会儿歇一会儿，到黄鹤楼底下的时候，已经灌下去两瓶水了。

楼是真高。仰头看，飞檐翘角刺进蓝天里，气势很足。我正琢磨着是进去还是就在底下转转，旁边忽然凑过来一个人。

“大哥，要光盘不？”

我扭头一看，是个姑娘。

她二十出头的年纪，扎着马尾，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短袖，领口汗湿了一片。脸晒得红扑扑的，鼻尖上有几粒细密的汗珠。她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牛仔包，带子勒进肩膀里，看起来沉得很。

见我看她，她也不怵，麻利地从包里抽出一张光盘，递到我眼前：“最新的大片，《英雄》，高清版，刚上的，别处都买不着。”

我摇摇头：“不要。”

她也不失望，把光盘塞回去，又抽出一张：“那这个，《无间道》，刘德华梁朝伟演的，好看得很。”

我还是摇头。

她眨巴眨巴眼睛，上下打量我：“大哥你是来旅游的？那给你拿几张武汉风光的？回去送人也行。”

这姑娘嘴挺利索，一套一套的。我摆手说：“我不爱看电影，你找别人去吧。”

她撇撇嘴，把包往肩上一甩，转身要走。鬼使神差地，我嘴欠了一句：“光盘嘛，可要可不要。人倒是挺好看。”

她脚步顿住了，扭过头，眼睛瞪得溜圆：“你说什么？”

我这才意识到刚才那话轻浮了，脸上有些挂不住，干笑两声：“没、没什么，开玩笑的。”

她上上下下把我扫了一遍，忽然笑了。露出一排细细白白的牙，左边有颗小虎牙，尖尖的，显得俏皮：“想什么好事呢！我是卖光盘，不是卖我。”

说完她鼻子一皱，转身钻进了人群里。那个鼓鼓囊囊的牛仔包，像个小山一样压在她瘦瘦的肩膀上。

我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觉得又尴尬又好笑。抬头看看黄鹤楼，太阳白花花的，照得人眼花。

没来由地，我有点后悔。连她叫什么名字都没问。不过转念一想，问什么问，一个卖盗版盘的，萍水相逢罢了。

我转身进了黄鹤楼，一层一层地爬。楼里人挤人，汗味混着檀香味，闷得厉害。爬到顶层，风倒是很大，呼呼地往领口里灌。我站在栏杆边，看长江在远处拐了个弯，灰蒙蒙的，像条细带子。江上有船，慢慢悠悠地走。

不知道怎么回事，脑子里一直晃着那个姑娘的影子。她出汗的样子，她翻包的动作，她说“想什么好事呢”时那又气又笑的表情。

从黄鹤楼下来，已经中午了。我在路边找了个小馆子，要了碗热干面，浇了两勺辣子，吃得满嘴流油。旁边坐着一对老夫妻，操着武汉本地的口音，说话像在吵架。我听着听着，忽然笑了。这地方真有意思。

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谁知道，傍晚又碰上了。

我吃完晚饭，在长江大桥边上溜达。天刚擦黑，风从江面上吹过来，带着水汽和腥气，凉快了不少。桥底下有摆地摊的，卖什么的都有，拖鞋、皮带、塑料玩具，还有几个卖光盘的。

我一眼就认出了她。

她换了一身衣服，黑T恤，牛仔短裤，头上多了顶棒球帽。还是那个鼓鼓囊囊的牛仔包，还是那副风风火火的样子。她正跟一个中年男人讨价还价，声音比白天还脆：“大哥，三张十五块，已经最便宜了。你上别处问问，哪个不是八块一张？我这儿都是最新版，画质好得很。”

那男人磨了半天，最后掏出二十块，拿走了四张。她利索地找零，笑着挥手：“慢走啊大哥，好看再来！”

我走上去，清了清嗓子。

她抬头，认出我，眼睛眯起来：“又是你？”

“缘分。”我笑。

“谁跟你有缘分。”她白我一眼，但嘴角是翘的，“怎么，来看大桥？”

“随便转转。”

她没接话，蹲下来把包里的光盘重新码了码。我站在旁边，有点手足无措。过了几秒，我讪讪地问：“你天天在这儿卖？”

“不是天天。周末人多，平时白天在电脑城那边。”她头也不抬，“你问这个干什么？”

“随便问问。我叫陈建国。”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像在判断这个名字的真伪：“我叫周晓梦。”

“你武汉人？”

“孝感的。离这儿不远，坐车一个多小时。”她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灰，“你哪儿的？听口音像北方人。”

“河北的。”

“哦，来出差？”

“对。明天就回去了。”

她点点头，没再说话。江面上有艘船呜咽着过去，汽笛声在桥墩间回荡。天彻底暗下来了，桥上的灯次第亮起，把她的脸照得半明半暗。

我蹲下去，随手翻了翻她包里的光盘。她“啪”地打了我手背一下，不轻不重：“不买别乱翻，弄乱了不好收拾。”

“我买。”我抬头看她，“你给推荐几张，我真买。”

她怀疑地瞅着我，像在判断我是不是逗她玩。我掏出一张五十块，在她眼前晃了晃。

“行。”她利索地抽了五张出来，“这几张都是卖得最好的。五十块，便宜你十块。”

“三十吧。”

“你抢啊？”她声音拔高，“四十五，不能再少了。”

“四十，凑个整。”

她想了想，一咬牙：“行，算我交个朋友。以后来武汉，记得找我买盘。”

我接过光盘，付了钱。她找给我十块，钞票皱巴巴的，还带着潮气。

“你不数数？”她忽然问。

“信你。”

她愣了一下，笑了笑：“你这人有点意思。”

我也笑了。那十块钱我揣进了兜里，湿软的一小团，像揣了片纸。

后来我又在江边站了很久。她在旁边也不赶我，自己张罗生意。有人来，她就上前搭话，嘴甜得很。没人了，就蹲那儿理货，哼着一首听不出调子的歌。

我偶尔偷看她一眼。她的侧脸在路灯下显得很柔和，汗湿的鬓角贴着脸颊，小小的耳垂上没戴耳环，光秃秃的，像颗米粒。

“你明天几点的车？”她突然问。

“早上八点，武昌站。”

她“哦”了一声，低头扯了扯衣角：“那还挺早。这边过去得半个钟头，你得六点多就起。”

“是啊。”我点点头，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们之间安静下来。江风一阵阵地吹，把她的帽檐吹得往上翻。她伸手按了按，又说：“你住哪儿？”

“火车站附近，一个小宾馆。”

“哦。”她又“哦”了一声，然后就笑了，“我们俩这是在聊什么呀？像在汇报工作。”

我也笑了。确实，有一搭没一搭的，全是不咸不淡的话。可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聊着，居然也聊了快一个钟头。

临走时，她叫住我：“喂，陈建国。”

我回头。

“你白天说的那句话，是不是认真的？”

我愣住了：“哪句？”

她歪着头看我，眼睛里闪着狡黠的光：“你说呢？”

我张了张嘴，脸上热起来，像被人抓住了小辫子。她“扑哧”一声笑出来，摆摆手说：“逗你的！快走吧，明天还赶车呢。”

我转身走了。走了十几步，又回头。她站在桥底下，冲我挥挥手：“再见啊，陈建国！”

我也挥了挥，没说话。喉咙里像堵着什么东西。

第二天清早，我退了房，往火车站走。天刚蒙蒙亮，街道上人还少，只有几家早点摊支起了棚子，热气从蒸笼里溢出来，白茫茫一片。

我进站，过安检，找到候车室，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外面渐渐亮起来，阳光穿过灰扑扑的玻璃，照在脚边。

我掏出手机，想给家里报个平安。刚按了几个键，忽然有人从背后拍了我一下。

我扭头，看见周晓梦站在那儿，弯着腰喘气，帽子歪到一边，额头亮晶晶的全是汗。

“你怎么来了？”我站起来，有些惊喜。

“来送你啊。”她把帽子正了正，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喏，给你的。绿豆冰沙，路上喝。”

我接过来，凉的，杯壁上凝着水珠。

“你怎么找到我的？”

“汉口那边有个大客户要货，我今天正好来这边。再说武昌站就一个进站口，我猜你在这儿。”她气喘匀了，站直身子，“几点的车？”

“还早，四十分钟后。”我盯着她的脸看，她今天气色不错，眼睛亮亮的。其实她挺耐看的，干干净净，不化妆也好看。

“那你可得快点进站。”

“先坐会儿吧。”我往旁边挪了挪，腾出位置。

她坐下来，我们并排坐着，中间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她的手指头绞着牛仔包的带子，像在绕一个看不见的结。

“陈建国。”她轻声说。

“嗯？”

“你昨天是不是挺后悔的？”

“后悔什么？”

“后悔没敢把话说下去。”

我沉默了。火车站的广播在头顶响了，一个女声机械地报着车次。她没看我，眼睛盯着前面一个小孩在跑。

“我这个人吧。”她顿了一下，“从小在江边长大，喜欢热闹。可热闹看多了，有时候也想有人真心实意跟我说句话。”

我转头看她。她仍不看我，只是睫毛轻轻颤了颤。

“周晓梦。”我叫她。

“嗯。”

“我昨天说的不是玩笑。”

她终于转过头来，眼睛弯了弯，像月牙：“我知道。”

“那你笑什么？”

“我笑你嘴笨。”她说，“心里有，又不敢说。不是嘴笨是什么？”

我想反驳，却说不出来。她说得对，我这个人，越是在意，越是不敢。

广播又响了，这次是我的车次，开始检票。我站起来，她跟着站起来。进站口排起了队，我走了几步，她忽然从后面拽住我的袖子。

“留个电话。”她说，声音里带了点急切。

我报了一串数字。她掏出手机，一个一个地按。那个手机很旧了，屏幕上有道裂纹。按完了，她抬头看着我：“我给你拨过去，你存一下。”

我手机响了，一个陌生的号码。我按掉，存下她的名字，周晓梦。其实是三个字，但在那个小得可怜的屏幕上，排成一行，稳稳当当的。

“我该进去了。”我说。

“嗯。”她松开手，“路上小心。”

我走进队伍，随着人流往前移。快到检票口时，我回头。她还站在原地，那个鼓鼓囊囊的牛仔包背在肩上，把她衬得越发娇小。她举起手，挥了挥。

我也挥了挥。

然后我转身，检票，进站。

车开动的时候，我靠着车窗，打开那杯绿豆冰沙喝了一口。甜的，很凉，从嗓子眼一路滑到胃里。我忽然笑了。

那年夏天，我在黄鹤楼底下欠了一句话。但还好，她替我说了。

后来呢？后来我回河北，我们打了三年电话。再后来，她来河北了。再过一年，她成了我媳妇。现在我家抽屉里，还压着一摞旧光盘，都是当年她卖不出去的存货。

有时候我们吵架，她还会翻旧账：“当年你多轻浮啊，头回见面就嘴上占便宜。”

我理直气壮：“那叫嘴欠，不叫轻浮。而且我也不是白欠的，不是把你娶回来了吗？”

她就笑，一记枕头砸过来。

那枕头软软的，跟那年夏天的江风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