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毛主席作出批示：如果任中医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

毛泽东，很早就关注我国传统医药的发展，在革命年代就提出中西医要相互配合，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中医遭遇的困境，他多次作出指示，及时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偏差，1954年，他专门就中药、中医保护写下批示，里面写道，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国家的医疗卫生基础十分薄弱，全国西医的数量很少，大多集中在大城市，广大农村地区，老百姓看病，主要依靠遍布乡间的中医。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把“团结中西医”确定为国家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之一，毛泽东也为大会题词，号召新老医药人员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服务人民的卫生事业。但是政策在往下落实的时候，出现了不小的偏差。

一部分卫生部门的干部，片面认为中医不够科学，对中医采取轻视、排斥的态度。1951年公布《中医师暂行条例》，本意是规范行业管理，但是在配套考试办法和各地实际执行当中，考核偏重于西医相关科目，很多常年行医、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老中医，无法通过考试，难以获得合法的执业资格。不少地方的公立医院不收中医，医学院不开设中医相关课程，公费医疗也没有将中医诊疗纳入。中药行业缺少统一的管理，药材种植、炮制、流通都处于放任的状态，很多地道药材产量逐年下滑，一些老药工的手艺后继无人。大量珍贵的中医古籍，长期无人整理，不少孤本、善本面临散佚失传的风险。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年，中医从业者不断反映问题，群众也有很多意见。1953年，中央已经注意到卫生部门在中医工作上的错误，对相关问题进行批评纠正。到了1954年，各地反映上来的材料显示，轻视中医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写下了那段分量很重的批示，除了提出不能让中药衰落，还明确要求，要整理中医书籍，组织有学识的中医，把有用的古籍逐步整理出来，条件成熟后，结合临床经验，编纂系统的中医著作。

同年6月，毛泽东和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谈话，再次讲到看待中医的态度，他指出，看不起本国的医学遗产，这种思想是很不对的，西医要主动向中医学习，不能一味照搬国外的东西。中医不只是看病治病的技艺，更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要把它发展到能够对全世界作出贡献的高度。之后，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相关会议，传达中央对于中医工作的指示，强调做好中医工作，关乎亿万群众的健康，也关乎民族自信心的树立，必须真正把中医重视起来。

195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一系列具体举措，吸纳中医进入公立医疗机构，设立中医门诊，改善中医的从业环境，号召西医学习中医，着手整理中医药文献，扶持中药产业发展。卫生部随后逐步调整相关规定，废止了不合理的中医师考核办法，各地开始开办中医进修班，鼓励老中医收徒传承技艺。按照毛泽东此前的指示，国家决定筹建专门的国家级中医科研机构，1955年12月，中国中医研究院正式成立，也就是今天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前身，全国各地的名老中医被召集到北京，开展系统的研究工作，同时开设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培养第一批中西医结合的专业人才。

在地方上，各省陆续建立中医院，一些综合医院增设中医科，中医不再只能在私人诊所行医，正式纳入国家医疗卫生体系。1956年，经国务院批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所中医学院开始筹建并招生，我国第一次有了专门培养中医人才的高等院校，中医传承不再只依靠传统的师徒口传心授，开始形成规范的现代教育体系。

这一系列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观念的扭转需要很长时间。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中医如何发展，怎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直都在不断探索。毛泽东也多次提醒，对待中医，不能简单全盘肯定，也不能粗暴全盘否定，要以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甄别，吸收其中有用的部分，逐步实现中医药的科学化发展，最终目标是把中医和西医的长处结合起来，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医学、新药学。

回望那一段历史，1954年的批示，起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作用，它及时叫停了中医不断被边缘化的趋势，确立了保护、研究、发展中医药的方向。正是从那时开始，国家一步步搭建起中医的科研、教育、医疗体系，很多濒临失传的医术、药方、典籍得到抢救，一批批年轻的中医人才被培养出来，中医药事业慢慢走出困境，不断向前推进。

这份来自七十多年前的警示，提醒着后人，中医药历经数千年沉淀，是属于整个民族的宝贵财富，做好传承、保护、创新，是一项长久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