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世叔伯不要我，大姑父把我领走，20年后，姑父笑了叔伯哭了

雨从后半夜就开始下，到了早晨也没有停的意思。顾念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书包，踩着泥泞的田埂往学校走。脚下的黄泥黏乎乎的，每走一步都要费些力气把鞋底拔出来。他已经八岁半了，上小学二年级，个子在同龄人里算不上高，但走路的姿势里有股子倔劲。

他不知道，这天早晨之后，他的人生会被硬生生地劈成两半。

第一节课是语文，王老师正带着大家念课文，教室门忽然被推开了。来的是隔壁班的李老师，身后跟着他二叔顾长河。二叔站在门口，脸色灰扑扑的，身上的衣服沾着泥水，像是赶了很远的路。王老师走出去，两人在走廊里低声说了几句。再进来的时候，王老师径直走到顾念的课桌前，轻轻敲了敲桌面。

“顾念，收拾一下书包，你二叔来接你了。”

顾念抬起头，透过窗玻璃看见二叔正靠在外面的墙边，低着头，右手的指头在裤缝上来回搓。他有些迟疑地站起来，把课本和铅笔盒一样一样塞进书包。同桌刘小涛小声问他：“你去哪儿？”他摇摇头。

跟着二叔走出校门的时候，雨还在下。二叔没有撑伞，走在前头，步子很快。顾念小跑着跟上去，书包在背后一颠一颠。他在心里想，大概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可他不敢问，二叔的脸阴得厉害，像是这雨天的云都堆到了他一个人脸上。

走到村口的时候，他听见远处传来几声鞭炮响，断断续续的，被雨声打得七零八落。接着他看见自己家的院门敞开着，门口停着一辆木板车，车上盖着一块白布。几个邻居站在屋檐下，远远地朝这边张望。二叔的脚步停了一下，随后推了他一把，声音像是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进去吧。”

顾念跨进院门，看见堂屋里摆着一口薄木棺材。大姑顾秀兰跪在棺材边的草垫子上，听见动静抬起头来，眼睛红肿得像是被蜂蜇过。她看见他，嘴唇动了动，喊了一声“念儿”，便再也说不出第二个字来。

他站在堂屋门口，目光越过棺材，落在正中间那张黑白照片上。照片里的男人四十出头，穿着那件他最熟悉的灰蓝色夹克，眼睛看着前方，嘴角有一点点上扬。那是父亲，顾长山。

父亲是前一天夜里走的。有人说是心脏的问题，也有人说是白天在石场搬石头的时候受了内伤，当时没当回事，夜里发作起来人就没了。村里的小诊所请了医生来看，说是心源性的猝死，来不及救。顾念站在棺材边上，始终没有哭。他只是觉得脚底发凉，凉气从被雨水浸透的鞋底一直窜到脊梁骨。

那天晚上，家里来了很多人。远房亲戚、村里的长辈、父亲在石场共事的工友。堂屋里点着长明灯，顾念坐在角落的小板凳上，看着大人们进进出出。大姑一边招呼来吊唁的人，一边拉着他的手，隔一会儿就用力握一握。二叔和三叔坐在八仙桌边，跟几个族里的长辈小声商量着什么。他听不真切，只依稀听见“安葬费”“田亩”“房子”这些字眼。

第二天出殡，雨停了。天色灰蒙蒙的，山路上全是泥泞，抬棺的人走得很艰难。顾念走在队伍前面，怀里抱着父亲的遗像。大姑走在他旁边，一手搭着他的肩。二叔和三叔跟在后面，各自的媳妇孩子也来了，脸上都挂着该有的悲戚。

下葬的时候，顾念看着那口薄木棺材被绳子吊着，缓缓落入挖好的土坑。泥土从铲子里抛下去，砸在棺材盖上，发出沉闷的咚咚声。他突然觉得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住了，堵得他喘不过气来。但他还是没有哭。他听见大姑在身边低声说：“念儿，哭出来吧，哭出来好受些。”他咬紧嘴唇，盯着坑里那些翻涌的泥土，直到最后一块黄土把棺材完全盖住。

从山上回来，亲戚们都聚到顾家老宅吃饭。按照习俗，白事要摆酒席，村里的人忙前忙后地张罗。顾念一个人坐在堂屋的门槛上，手里还攥着一块出殡时系在腰上的白布条。他看见二叔顾长河端着碗在院子里跟三叔顾长海说话，两个人的头凑在一起，声音压得很低。大姑从厨房端菜出来，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停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径直走进了堂屋。

这天下午，族里的长辈和村干部都来了，围坐在堂屋的方桌旁。顾念被叫了进去。他站在屋子中央，十几个大人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像是要把他从头到脚量一遍。

为首的顾姓族长咳了一声，说：“长山兄弟走得急，后事也办完了，现在得把该商量的事商量清楚。”他说着，目光在众人脸上扫了一遍，最后停在顾长河和顾长海身上，“尤其是这孩子，往后怎么办。”

堂屋里安静了一瞬。

顾长河把碗往桌上一放，清了清嗓子说：“按说呢，长山是我兄弟，他留下的孩子，我们当叔伯的不该推辞。可大家也知道，我家里什么情况——两个儿子一个闺女，大的读初中，小的才五岁，我身体又不好，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

他说着，叹了口气，朝三叔使了个眼色。

顾长海会意，接上去说：“二哥的情况我清楚，我家也好不到哪儿去。再说我这几年在外面打工，家里全靠媳妇一个人撑着，再添一口人确实困难。”

族长皱起眉头，看向大姑顾秀兰：“秀兰呢？你是长山的亲姐姐，血亲最近。”

大姑张了张嘴，还没出声，坐在她旁边的男人先开口了。

“这孩子，我家来养。”

说话的是周全，大姑的男人，顾念的大姑父。他四十来岁，个头不高，脸晒得黑黢黢的，手指粗短，关节上全是干农活磨出来的老茧。他坐在那里，背挺得直直的，声音不大，但在满屋子人的沉默里听得格外清楚。

顾长河先是一愣，随即露出一个不太自然的笑：“姐夫，你家不也紧巴巴的？再说你们在河东村，离这儿好几十里路，孩子上学读书也不方便。还是让他在本村待着吧。”

周全看着他，慢悠悠地说：“留在本村？留哪儿？你家还是长海家？”

顾长河不说话了，顾长海也把头低下去。堂屋里静得只能听见屋外滴水的屋檐声。

周全站起来，走到顾念面前蹲下，双手握住他的肩膀，平视着他的眼睛。他什么也没问，只说了两个字：“走，回家。”

顾念那一刻没有完全听懂“回家”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大姑父的手很粗糙，却很有力气，稳稳地托着他的肩。他抬头看大姑，大姑正用手背抹眼睛，朝他点了点头。

从那天起，他就离开了顾家老宅。

周全家在河东村，离顾家所在的河西村有三十多里路。山区的路不好走，周全用那辆旧三轮摩托载着大姑和顾念，沿着盘山的黄土路颠簸了一整个下午才到。河东村比河西村还要偏一点，房舍七零八落地散在山坳里。周全家的房子是两间土坯房，里间睡觉，外间做饭兼吃饭，墙皮剥落得厉害，屋顶的瓦片参差不齐，去年刮大风掀掉了几块，周全一直没空去补。

屋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台老式缝纫机，大姑年轻时候的手艺，用来给村里人缝补衣服、做点简单的活计，赚几块钱贴补家用。其次就是墙角摞着的那几袋稻谷，是上一季收成的余粮。

周全和大姑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周文，比顾念大五岁，已经在镇上读初三了；二女儿周玲，比顾念大两岁；小儿子周虎，和顾念同岁。三个孩子加上顾念，两口子要养四个孩子。在那个山窝窝里，多一张嘴吃饭不是轻松的事。

顾念最初的那些日子，住在外间靠墙搭的一张木板床上。周虎跟他睡一屋，两个孩子一人一头。周虎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表弟没有太大欢迎，也没有太强烈的排斥，只是好奇地观察着这个沉默寡言的新成员，偶尔把他自己的弹珠和纸牌拿出来，邀请顾念一起玩。顾念多半是摇头。他还没从父亲的死亡里缓过劲来，每个晚上闭上眼睛，眼前就是那口薄木棺材往土坑里落的样子，耳朵里满是泥土砸在棺盖上的咚咚声。

大姑看出了他的状态，但她不逼他说话。她只是每天变着法子给他做点好吃的——说是好吃的，其实也就多个鸡蛋，或者粥里多放两把米。她总说：“念儿，来，把这个吃了。”把鸡蛋往他碗里拨。顾念知道，周虎碗里没有鸡蛋，周玲碗里也没有。鸡蛋只有他有。这让他不安，也让他羞愧，但他没有推辞，因为他能看出大姑眼里的坚持。

真正让顾念心里一点点缓过来的，是大姑父周全。

周全是个话少的人。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去山脚下的田里侍弄庄稼，中午顶着太阳回来扒几口饭，下午又出去接着干。到了农闲的时候，他就去镇上找零工做，搬砖、扛水泥、修路，什么苦活累活都干。晚上回到家里，一身汗味和泥腥味，就在院子里打盆井水擦洗。

他不怎么跟孩子们说话，但每天晚上，他洗完脚坐在门槛上抽烟袋的时候，会让顾念坐到他旁边。

“念儿，”他总是这样开口，声音低而慢，“今天在学校怎么样？”

顾念开始只是嗯嗯啊啊地答。后来慢慢地说得多了，说老师教了什么，说跟同学有了什么小摩擦。周全就听着，一边抽他的旱烟，一边点点头，偶尔说一句“没事”或者“别怕”。

有一回，顾念在学校被几个男同学堵在操场边上。领头的男孩叫赵军，是村里的孩子王，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顾念的身世，带着一群半大小子围着他喊：“没爹的野孩子！你叔伯都不要你，把你扔给姑父了！”

顾念站在那里，嘴唇绷成一条线，拳头攥得骨节发白。他没有跑，也没有还嘴。等到那些人闹够了散去，他才一个人走到操场边上的老槐树底下坐下来。他也没有哭。

回家之后他没有说，但周全还是知道了——周虎跟他同校，听说了这件事，跑回家一五一十地讲给了他爹听。

周全听完，没说话。第二天傍晚，他从田里回来得比平时早，洗了把脸，换上一件干净的旧衬衫，拉上顾念的手说：“走，去赵家。”

顾念有些慌：“大姑父，别去了，他们就是说说。”

周全不管，拉着他就走。赵军家在村子西头，周全走到人家院门口，也不进院，就站在门外喊了一声：“赵军在不在？”

赵军的爹赵老八从屋里出来，见是全周，先是一愣，随后堆着笑说：“全哥，这是咋了？”

周全站在门口，声音不大但清清楚楚：“你家赵军领着一帮孩子在操场上堵我们家念儿，围着他骂。我来跟老八哥说一句，孩子小，打打闹闹没事，但指着人家的痛处戳，这不好。我不求别的，就求以后别再有这事。”

赵老八脸上挂不住，回头朝屋里吼了一声把赵军叫出来，当着周全的面给了儿子一巴掌，喝斥他赶紧道歉。赵军哭丧着脸说了句“对不起”。周全点点头，说：“行，那这事儿就过去了。”说完拉着顾念转身就走。

回家的路上，周全走得不快。夕阳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周全低头看了看顾念，说：“以后再有人欺负你，回来告诉我。我不打人，也不闹事，但这不代表咱好欺负。”

顾念抬头看着大姑父的侧脸，嘴唇动了动，小声说：“知道了。”

那一年冬天，河东村下了好几场雪。山区的雪比别处来得早，也下得厚。周全家的土坯房年久失修，风从墙缝里钻进来，呜呜地响。几个孩子挤在外间，把所有的被子都压在身上，还是冷得直打哆嗦。大姑找出旧棉袄给他们搭上。周全不知道从哪儿弄来几块塑料布，踩着梯子上了房顶，把漏风的地方堵了个大概。

过了几天，周全托人弄来两袋木炭，每天晚上在堂屋里生一盆炭火。四个孩子围坐在火盆边上写作业，小手烤得红通通的。大姑在一旁踩着缝纫机做活计，机针扎布的声音有节奏地响着。周全就坐在靠近门口的位置，借着火光搓麻绳、编竹篓。

那个冬天，顾念最深的记忆是冷。还有一种很细微的、说不清楚的感觉。很多年之后他回想起来，才明白那叫安全。你待在一个地方，知道自己是属于这里的，不会被赶走，不会被人像包袱一样推来推去。那种感觉在父亲去世后他就丢了，但周全用最笨拙、最沉默的方式，一点一点地给他找了回来。

春天来的时候，顾念已经完全适应了河东村的生活。他跟着周虎去上学，放学回来帮忙烧火做饭、打猪草。周全家的几分薄田里种着水稻和红薯，到了播种和收割的时节，全家人都要下地。顾念做事利索，插秧插得又快又直，连周全都夸过他两回。大姑说：“这孩子像他爹，手脚勤快。”

顾念的成绩也慢慢上来了。转学过来的时候他基础不太好，河西村小学的教学质量不如这边，再加上中间断了一个多月，刚来的时候差点跟不上。但他肯用功，每天做完家务就趴在油灯下读书。周文那时候已经从镇上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去了县里的职高学修理汽车。他每次回来，都会给顾念带几本旧书，有故事书，也有习题集。顾念如获至宝，一本一本翻得书角都卷起来。

周全看在眼里，没说什么，只是那一年的春节，他破天荒地没有给自己添一件新衣裳，却给顾念买了一双新胶鞋和一套新课本。胶鞋是解放牌的，军绿色，顾念穿着有点大，大姑往鞋头里塞了棉花，说这样能多穿两年。

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着。顾念十二岁那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件事，让他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周全的不容易。

那年雨水多，山洪暴发。周全家的几亩水田在山脚下，洪水一来全淹了，稻子在水里泡了好几天，抢回来的时候已经发霉。这几乎是全家大半年的口粮。周全站在田埂上，看着那些烂在水里的稻子，脸色铁青，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顾念站在他身后，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想起父亲，想起父亲在石场里搬石头的情景，想起父亲有一次从石场回来，肩膀上被石头划了一道口子，血从衬衫里渗出来，他还笑着说没事。那时候顾念也不懂什么叫生计艰难，只知道父亲每天早出晚归。现在他看着周全的背影，忽然间就明白了那种滋味。一个大男人，扛着一家人的吃穿，无论多难都得站着，不能倒。

那年秋天，周全不得不去县里找活干。他跟着一个建筑队，每天在工地上干十二个小时的活，晚上就睡在工地的简易棚里，一个月能拿三百多块钱。大姑在家带着几个孩子，种些红薯和蔬菜，养了几只鸡下蛋卖。

顾念记得，周全从县里回来那天，风尘仆仆的，胡子拉碴，整个人瘦了一圈。他从工具包里掏出几样东西：给大姑的一瓶雪花膏，给周玲的一根红头绳，给周虎的一包水果糖，还有给顾念的一支钢笔。

“你上五年级了，该用钢笔写字了。”周全把钢笔递给他，“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中学。”

那支钢笔是黑色的，笔帽上有一圈细小的花纹。顾念舍不得用，把它放在铅笔盒里，每天都看一眼。

那天晚上，他躲在被窝里，手里攥着那支钢笔，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也许是因为那支钢笔太贵重了，也许是因为大姑父那么瘦、那么累，却还惦记着给他带东西。那是父亲死后他第一次哭，无声无息的，眼泪浸湿了半截枕巾。

顾念小学毕业的那年，考了全镇第一名。

成绩出来那天，学校的老师专门跑到河东村来送喜报。大姑高兴得不行，在院子里转了好几圈，逢人就说“我们念儿考了第一”。周全没说什么，只是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嘴角的笑意藏都藏不住。

那天晚上，周全破例去村里的小卖部买了一瓶白酒，还把家里那只不下蛋的老母鸡杀了。大姑炖了一锅鸡肉，一家人在堂屋里围坐吃饭。周全给顾念夹了一只鸡腿，说：“好好念书，以后去镇上读初中，再去县里读高中，能读到哪儿，姑父就供你到哪儿。”

顾念把鸡腿夹回周全碗里，说：“大姑父，你先吃。”两人推来推去，最后大姑作势把鸡腿夹给周玲，周玲又把鸡腿放回顾念碗里，说：“你吃，你考了第一嘛。”周虎也附和：“就是，你吃你吃。”顾念低下头，一口一口地啃那只鸡腿，鸡油蹭得嘴角发亮。

那一年夏天，顾念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没有去镇上的初中，因为周全家离镇上有二十多里山路，走路要两个多小时，如果住校的话，食宿费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他决定去离家更近的邻村初中。那所学校叫青峰中学，就在河东村和河西村之间的青峰山下，步行只要四十分钟。

大姑开始不同意，说青峰中学的教学质量不如镇上的好。但顾念很固执。他说：“大姑，教学质量好不好看个人用不用功。我在哪儿都能学好。”大姑说不过他，周全也没再坚持。周全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想好了就行。”

后来顾念才知道，周全因为这件事偷偷去找过青峰中学的校长，问清楚了学校的情况，还托了在学校食堂打杂的一个远房亲戚帮忙照看顾念。这些事情周全从来没跟他说过。是大姑后来无意中提起的。

青峰中学的三年，顾念过得充实而安静。他每天天不亮出门，走山路去上学，放学后留下来在教室里做作业，有时候帮老师干点杂活，赶在天黑前回家。他的成绩一直排在年级前两名，数学和物理尤其出色。老师们都认识这个瘦瘦小小的男孩，知道他家里的情况，对他格外照顾。

初三那年冬天，顾念参加了县里组织的数学竞赛，拿了一等奖。县一中的招生老师专门来学校找他，说他的成绩可以免试进入县一中高中部，还有奖学金。

消息传回村里，周全正在田里翻地。周虎一路狂奔到田里，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爹！哥拿了一等奖！县一中要收他！有奖学金！”

周全直起腰来，把锄头从土里拔出来，脸上露出一个很淡的笑。那天晚上，他又杀了一只鸡。

但顾念心里清楚，奖学金能解决学费，但县一中的生活费、住宿费、资料费，加在一起还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他站在灶台边上，看着大姑把鸡剁成块，犹豫了很久，说：“大姑，县一中不去了，我去镇上高中也一样。”

大姑剁鸡的手停了一下，回头看他：“说什么胡话！县一中是好学校，你有奖学金，怎么不去？”

顾念低下头：“生活费还有住宿费，不想再给家里添负担了。”

大姑把菜刀往案板上一放，声音高起来：“念儿，你记住，你从来就不是负担！你要是因为钱的事不去县一中，我跟你大姑父得后悔一辈子！”

周全推门进来，听见了大姑的话。他走到顾念面前，蹲下身来，看着他，说：“念儿，你告诉姑父，你想不想去县一中？”

顾念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

周全笑了笑，露出两排被旱烟熏黄的牙齿：“那就去。钱的事你不用管，姑父有办法。”

顾念不知道周全说的“有办法”是什么。后来他才知道，周全把那一年收的粮食几乎全卖了，只留了很少的口粮。他还把家里养的两头猪提前卖了，又找村里的会计借了两百块钱。冬天的时候，他去镇上的一家木材加工厂打零工，每天早上五点多出门，晚上七八点才回来，一直干到腊月二十九。

顾念是后来在大姑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这些的。他站在县一中的校园里，看着新发的课本和宿舍里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心里翻涌着一种说不清的情绪。有感激，有愧疚，还有一股发狠的劲头：他必须好好学习，必须考出去，考一个好大学，将来让大姑父和大姑过上好日子。

高中的三年，顾念几乎没有松懈过。他是宿舍里起得最早的人，也是教室走得最晚的人。他的成绩从入学时的中游水平一路攀升，到高二下学期已经稳定在年级前十。他的英语是弱项，因为乡镇初中的英语教学基础薄弱。他就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背，一本一本的英语练习册做，硬是把成绩赶了上来。

那三年里，周全每年都会来看他几次。每次来，都穿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旧衣服，提着一个蛇皮袋子，里面装着大姑做的腌菜、炒米、鸡蛋，还有给顾念的几十块钱生活费。周全会说：“别省着，该吃吃，该喝喝。钱不够就跟姑父说。”然后坐不了多一会儿就走了，说还要赶车回去。

有一回，顾念送周全去车站。那时候已经是深秋了，天气转凉。周全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旧夹克，那是父亲顾长山留下的衣服。顾念认出来了，那件灰蓝色夹克，袖口上还沾着一块洗不掉的油渍。他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猛揪了一下。

“大姑父，这件衣服……”他忍不住开口。

周全低头看了看身上的夹克，哦了一声：“你大姑从你爹的遗物里翻出来的，让我穿。我寻思着，这也算是你爹的一片心意。穿着干活暖和。”

顾念别过头去，好一会儿才说：“您穿挺合身。”

周全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两个人站在车站等车，沉默着。远处有班车开了过来，烟尘滚滚。周全上了车，从车窗里朝他挥手：“回去吧，好好念书。”

班车开走了。顾念站在原地，看着那辆车消失在盘山路的拐弯处。风很大，他站了很久，直到眼眶里的湿热被风吹干。

高考那天，天气炎热。顾念从考场出来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最后一道数学题的解法。他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给周全打个电话，但村里只有小卖部有一部公用电话。他最终还是忍住了。

成绩出来的时候，顾念以全县第三名的分数考上了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消息传回河东村，全村人都惊动了。对于一个常年贫困的小山村来说，出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是了不得的大事。

周全那天破天荒地没有去田里。他坐在堂屋里，一根接一根地抽旱烟。大姑从外面回来，眼眶红红的。周虎兴奋得满村跑，见人就说：“我哥考上重点大学了！”

顾念回村那天，周全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等他。他还是那样，黑瘦，沉默，穿着那件灰蓝色的旧夹克。顾念走到他跟前，喊了一声“大姑父”。周全伸出手，在他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两下，说：“好，好啊。”

那天晚上，周全又杀了一只鸡。这已经是他家的最高待客规格。大姑做了一桌子菜，周文也从县里赶回来了，带着他的新婚妻子。一大家子人围坐在堂屋里，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饭。周文喝多了酒，搂着顾念的肩膀说：“念儿，你给咱家争了光。以后我修车，你读书，咱们都有出息。”

大姑白了他一眼：“行了行了，就你话多。”

周全端起酒杯，跟顾念碰了一下。酒是自家酿的米酒，浑浊的白色，入口辛辣。周全喝了一杯，又喝了一杯，话变得多起来。他开始讲顾念刚到河东村的时候，晚上睡觉说梦话，喊爹。讲那年发大水，稻田全淹了，顾念跟着他下田去排水，小身子泡在水里一天都不喊累。讲顾念考第一名那天，学校送喜报来，他正挑着粪桶去地里施肥，高兴得差点把桶打翻。

他说着说着，眼睛有些发红。他用力地吸了一口气，说：“念儿，你能有出息，姑父特别高兴。你爹在天上看到了，也会高兴的。”

顾念端着酒杯，看着周全。他发现大姑父老了。脸上的皱纹多了，头发也白了不少，那黑黢黢的脸庞上，每一道沟壑都刻着这些年的辛苦。他张了张嘴，有很多话想说，可最终只叫了一声“大姑父”，眼泪就掉了下来。

屋子里安静下来。大姑走过来，拍拍顾念的背，轻声说：“哭什么，这是好事。”周虎也凑过来，嬉皮笑脸地说：“哥，别哭了，给我讲讲省城是什么样的呗。”大家七嘴八舌地把话题岔开，一屋子的人笑着，闹着，暖烘烘的。

顾念去大学报到那天，周全执意要送他去省城。那是周全第一次出那么远的门。他让周文提前去县城买了两张长途汽车票，又收拾了一个大包袱，里面装着他的换洗衣服和给顾念带的土特产。大姑往包袱里塞了煮好的鸡蛋和几张烙饼，说路上吃。

长途汽车颠簸了一天一夜，从县城到市里，再从市里到省城。顾念看着窗外的风景从连绵的青山变成了高楼大厦，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悸动。他转头看周全，发现大姑父一直坐得笔直，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窗外的城市看得入神。

“大姑父，第一次来省城吧？”顾念问。

周全点点头：“可不是。真大啊。”他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以后我念儿就在这里读书了，好得很。”

到了学校，办完报到手续，周全帮顾念把行李搬进宿舍。宿舍里其他同学还没有来，周全四处看了看，又去水房试了试水龙头，回来把床铺仔仔细细地抹了一遍。顾念站在门口，看着周全忙碌的背影，忽然想起八岁那年，周全蹲在他面前说“走，回家”的情景。十年过去了，这个男人仍然在用最朴素的方式，尽力地照顾着他。

周全走的时候，从贴身的衣服兜里掏出一个旧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沓叠得整整齐齐的钱，有百元的，有五十的，还有不少十块二十块的。“这是八百块钱，你先用着。”他把钱塞到顾念手里，“大学花费多，家里还给你攒着。好好念书，别亏待自己。”

顾念不收，两个人推了好一会儿。周全板起脸来：“拿着！这是你大姑和我商量好的，给你的大学生活费。你要是不收，我回去没法向你大姑交代。”

顾念接过钱，只觉得那沓钞票沉甸甸的，压在掌心像一块火炭。他跟着周全走到学校门口，周全不让他再送了。周全说：“回去吧，我认得路。”然后转身走进了街道的人流里。

顾念站在学校门口，看着周全瘦小的身影一点一点远去，被来来往往的行人吞没。他忽然意识到，在这个热闹的、陌生的城市里，大姑父是那么不起眼的一个人。可在他的生命里，这个不起眼的人，撑起了一切。

大学四年的日子过得飞快。顾念学的是建筑工程专业，课程多，实践也多。他维持着中学时期的学习习惯，从不敢有片刻松懈。课余时间，他去做家教、发传单，还在学校的勤工俭学岗位上干过一段时间。每一笔挣来的钱，他都仔细地分成三份，一份用于生活开销，一份存起来交学费，还有一份攒着，准备寄回家。

大姑父和大姑每月都会给他打电话。那时候手机还不普及，宿舍里的电话是要排队的。顾念每次接到电话，都能听见那边传来的背景音，有时候是鸡叫，有时候是周虎在喊大姑，有时候是风吹麦浪的簌簌声。周全说得最多的就是：“钱够不够花？不够就说，别在外头苦了自己。”顾念总是说：“够，够，还多呢。”

大三那年秋天，顾念得到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参加全国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凭着一个乡村小学校的改造方案，获得了铜奖。这个奖项的含金量不低，他在领奖台上，面对台下数百名师生，说出了一段让许多人动容的话。

他说，这个方案的灵感来自他读过的两所乡村小学，那些低矮的教室、透风的窗户、下雨天漏水的天花板。他说，他想设计出最结实的房子，让在里面读书的孩子不用怕风雨。他没有提起自己的身世，但每一个字都真诚。

比赛结束后，一家在省城小有名气的建筑设计公司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毕业后直接去工作，开出的薪水很优厚。顾念没有犹豫太久就答应了。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周全的时候，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周全说：“行，你决定就好。姑父信你。”

大四毕业那天，周全又来了省城。这一次他是坐火车来的。他穿着一件新做的短袖衬衫，是大姑用攒下的布票去镇上扯的料子。他站在大学门口，看着顾念穿着学士服走出来，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们一起在学校门口合了一张影。周全站在顾念旁边，比他矮了大半个头，但腰板挺得笔直，脸上那种骄傲的神情，遮都遮不住。

顾念毕业后就进了那家设计公司。头两年，他拼命工作，加班加点地做项目。他聪明，肯吃苦，又懂得感恩，公司的老总待他很好，愿意放手让他去试。第三年，他主笔设计的一个社区图书馆项目在省里获了奖。他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业内的刊物上，机会越来越多，收入也水涨船高。

他每个月雷打不动地给家里寄钱。寄了三年，周全和大姑一分没动。顾念回家过年的时候，大姑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铁盒，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他寄回来的所有汇款单。大姑说：“你一个人在大城市打拼，正需要钱用。我们俩在家也花不了多少。这些都替你存着。”

顾念急了：“大姑，这是给你们花的，不是让你们存着的。你们把我养大，现在我挣钱了，给你们养老是天经地义的事。”

周全抽着旱烟，慢慢地说：“知道你孝顺。但这些钱你留着，以后成家立业，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我跟你大姑还能动，不着急。”

顾念知道拗不过他们，只能变着法子给家里花钱。他托人装了一部电话，又给周全和大姑买了很多衣服和生活用品。周全不肯穿新衣服，说旧的还结实。顾念没办法，只好每次回去都偷偷把旧衣服塞到一个袋子里，再告诉大姑那些新衣服是老款的，退了太麻烦，不穿就浪费了。

又过了两年，顾念在省城买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那是一套八十多平方米的两居室，不大，但格局很好。他在装修的时候，专门留了一间朝南的房间，床上用品、衣柜、椅子一样一样地挑，挑最软乎的床垫，最厚实的被子。他给那个房间装了一台电视，还在床头放了一个收音机。

周虎问他：“哥，那屋是给谁准备的？”

顾念说：“给大姑父和大姑。以后他们来省城就住那屋。”

那之后，顾念每次回去，都会跟周全提来省城住的事。周全总是笑着说：“城里我住不惯。”顾念就说：“那也来住几天试试。”周全就摆摆手，说再说再说。

这个“再说”一直持续了两年。

顾念二十八岁那年，他辞掉了公司的工作，开了自己的建筑设计工作室。创业初期很艰难，但他人脉和技术都有积累，加上拼命的劲头，工作室在第三年就站稳了脚跟。他承接的第一个大项目，是在家乡邻县设计一座青少年活动中心。业主方看中的，正是他那个获奖的乡村小学校改造方案里所体现出来的人文关怀和扎实功底。

这座青少年活动中心建了两年，落成的时候，顾念邀请周全和大姑来参加落成典礼。周全起初又推辞，但顾念说：“大姑父，这个项目对我很重要，我想让你们来看看。”周全这才答应了。

那天，顾念开车回家接人。周全穿上了那件灰蓝色夹克——就是父亲顾长山留下的那件。衣服已经旧得厉害，领口磨出了毛边，但洗得很干净。大姑换了一身新衣裳，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两个人坐在顾念新买的车里，有些拘谨。周全不敢乱碰车里的东西，两只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

顾念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们，心里又酸又暖。他开着车，一路往县里去。路比从前好了太多，以前那条坑坑洼洼的盘山土路，已经修成了宽整的柏油公路，原本两个多小时的车程，现在不到一小时就到了。

落成典礼很隆重。县里的领导、媒体记者都来了。顾念作为主创设计师，上台发言。他站在台前，看着台下乌压压的人群，目光在人群中搜寻，找到了周全和大姑的身影。他们坐在后排，周全挺着背，眼也不眨地看着他。

顾念在发言里讲了这座建筑的设计理念，讲了那些少年时代走过的山路和坐过的旧教室。他说：“我希望这个活动中心能成为孩子们的另一个家，一个挡风遮雨的地方。因为我知道，对一个孩子来说，有一个安全、温暖的地方，能让他安静地长大，比什么都重要。”

他的声音在礼堂里回荡，全场安静。说完最后一句，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掌声从四面八方涌来。顾念抬起头，看见周全在鼓掌，两只粗糙的手拍得又快又响，脸上全是笑。

典礼结束之后，顾念带着周全和大姑在活动中心里参观。周全慢慢地走着，摸摸这面墙，看看那扇窗。他站在一楼的多功能厅里，仰头看着挑高的天花板上洒下来的阳光，说：“念儿，这房子真大，真亮。”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带着一种由衷的满足，像是自己亲手盖起来的一样。

那一天，顾念发现周全的步子慢了很多。他走一段路就要停下来歇一歇，喘口气。顾念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周全摆摆手说：“没事，人老了，腿脚不如从前了。”顾念要带他去医院检查，周全说什么也不肯去，说自己身体自己知道。

可顾念不放心。他私下里问大姑，大姑叹了口气说：“你姑父这两年一到换季就喊胸口闷，干重活也喘得厉害。前阵子实在难受，去镇上卫生院看了，医生说是心脏的问题，给开了一些药，吃着倒是好一些。”

顾念听完心里一沉。他父亲就是心脏的问题走的。他不敢大意，坚持要带周全去省城的大医院做一个全面检查。周全起初还是不肯，说医院费钱。顾念说：“姑父，检查的钱我出。你要是不去，我在外面做事也不会安心。”

话说到这个份上，周全才答应下来。

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的表情让顾念心里咯噔一下。他让大姑陪着周全在外面的走廊坐着，自己进去跟医生谈。

“病人是长期劳累造成的心肌劳损，加上他以前有过病毒感染，没有及时治疗，现在已经发展成扩张型心肌病。心功能有中度下降，需要规范治疗和静养，不能再从事重体力劳动了。”

顾念拿着诊断书走出来的时候，感觉手上的纸比山还重。他走到走廊尽头，背对着周全和大姑的方向站了好一会儿，把那股涌上来的难受咽了回去。然后他转过身，脸上带着笑，走到周全面前说：“没什么大事，就是干活干累了，医生说多休息，按时吃药就行。”

周全看着他，似乎想从他的表情里读出什么。顾念躲开他的目光，说：“走，先回家，我让医生开了一周的药。以后每个月我接你们来复查。”

回到住处之后，顾念让周全和大姑在省城多住了几天。他请了假，带他们逛了城里的大公园，去吃了老字号的早点铺子。他还给周文、周玲、周虎都打了电话，让他们也到省城来聚一聚。

一大家子在顾念的房子里热热闹闹地住了几天。晚上，周全靠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顾念拿了条毯子给他盖上。台灯的光斜斜地照过来，他看见周全胸口随着呼吸起伏，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眉心舒展开来，像个孩子一样安然。

顾念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听着周全均匀的呼吸声。他忽然想，自己八岁那年第一次喊“大姑父”的时候，周全四十出头。二十年来，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男人，用一双扛惯重物的肩膀，替他挡了那么多风雨。而自己从今年开始，要替大姑父来挡风雨了。

也是在那段时间，顾念萌生了回老家看看的念头。

河西村，那是他的根，是他父亲埋骨的地方。二十年里，他回过去的次数屈指可数。确切地说，自从八岁那年离开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那个村子。他不想回去。那些记忆压在他心里太沉了——棺材、黄土、二叔和三叔低下去的头。后来他在外面读书、工作，名正言顺地有了不回去的理由。

但他始终记得，那片山脚下有一座孤零零的坟。墓碑上刻的是他父亲的名字。他已经二十年没有去烧过纸、添过土。每一年清明，都是大姑去。大姑会在前一天就准备好祭品，腊肉、米饭、酒，还有一摞纸钱。第二天一早，大姑就出门了，去河西村的山坡上给父亲上坟。顾念知道，但他从来没有问过。大姑也从来不提。

现在他想回去了。说不清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有了些能力，也许是因为看了周全日渐苍老的面容，也许是因为他想去父亲的坟前站一站，告诉他自己这些年过得很好，遇到了很好的人。

他先把这个想法跟大姑说了。大姑沉默了很久，说：“回去也好。你爹要知道你回来看他，会高兴的。”她的声音有些哽，但忍着没有哭。

周全没说什么，只是第二天出去了一趟，回来的时候带着一捆冥纸和一瓶酒。他把冥纸放到顾念面前，说：“给你爹准备的。烧的时候多念叨几句。”

顾念点头。他挑了一个周末，独自开车去了河西村。

车子开进村口的时候，顾念放慢了车速。这个村子变化不大，房屋还是那些房屋，只是有些翻新了，刷了白墙或贴了瓷砖。村口的那棵大樟树还在，枝叶比记忆中更加繁茂。几个老人坐在树下的石墩上，看见有车进来，好奇地张望着。顾念没有停车，沿着村道继续往西边开。

他把车停在村西边的一块空地上。下了车，站在田埂边往远处望。山坡上的竹林更密了，山脚下有一条小河，河水比当年浅了不少。他凭着记忆找到了那条上山的小路，提着冥纸和酒，一步步往上走。

父亲的坟在半山腰，被杂草和灌木包围着。墓碑有些倾斜了，上面的字被风雨侵蚀得模糊。顾念蹲下身来，用手一点一点地清理坟头的杂草。他的手被芒草划了几道口子，不觉得疼。拔完草，他把墓碑扶正，从旁边捡了几块石头垫在基座下面。然后他摆好祭品，点了三炷香，跪下磕了三个头。

“爹，我回来了。”他开口，声音平静，“您都走了二十年了。我今年二十八了。您放心，我过得很好。大姑和大姑父把我养大，待我跟亲儿子一样。我考上了大学，在省城有了工作，有了自己的房子。您就放心吧。”

香火在微风中轻轻颤动，烟柱直直地往天上飘。顾念在坟前坐了很久，把带来的冥纸一张张地叠好，慢慢烧。火焰舔着纸的边缘，化作黑色的灰烬，被山风卷着往远处飞。

他下山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走到村口，他犹豫了一下，拐上了去老宅的那条路。那栋老房子还在，但已经破败不堪。屋顶塌了一半，院墙也倒了大半截，院子里杂草丛生。院门虚掩着，门板烂得只剩下半截。顾念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没有进去。

就在他转身要走的时候，身后有人叫住了他：“是……是念儿吗？”

顾念回过头，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站在斜对面的院门边，正是他的三婶，顾长海的老婆。她比记忆中老了很多，瘦得厉害，手里还端着一个筛子。

“三婶。”顾念点了点头。

三婶迟疑地走过来，上下打量着他，眼里有些惊讶，也有些不自在：“你回来了？什么时候到的？怎么也不打个招呼……”

“回来看看我爹。就回去了。”

三婶搓了搓手，朝自己家方向指了指：“那你……你要不要进屋坐坐？你三叔在家呢。”

顾念沉默了一下，说：“不用了。我还有事，先走了。”

他转身的时候，余光扫到三婶脸上那种复杂的表情，有意外，也有一丝欲言又止的愧色。但他没有再回头。

开车回省城的路上，天已经完全黑了。山路两边的路灯稀稀落落地亮着。顾念把车窗打开一点，让夜风吹进来。他的心情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只是心里某个尘封已久的角落，像是被风吹开了一扇窗。

他想起二十年前那个雨天。想起二叔顾长河站在教室门口，衣服上沾着泥水。想起棺材落入土坑时那沉闷的响声。想起堂屋里那些推来推去的话语，那些躲闪的眼神。他以为自己会怨，会恨。但站在父亲坟前的那一刻，他发现心里更多的是释然。那些人和事，已经很久没有在他的生活中占据位置了。真正重要的人，一直在河东村等他回去。

从河西村回来之后，顾念做的第一件事，是在父亲坟前立了一块新墓碑。他找来了石匠，选了上好的青石，把墓碑做得宽大厚实。碑文是他亲自拟的，简洁朴素，没有那些繁复的敬称，只刻着一行字：“先父顾长山之墓。”下面是生卒年月，落款刻着：“子顾念敬立。”

他还托人把上坟的路稍微修整了一下，铺了些碎石子，免得大姑每次来都趟着泥水。

大姑知道这事后，抹了好一会儿眼泪。周全倒没说什么，只是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多喝了两杯酒。

这一年冬天，顾念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周文打来的，说三叔顾长海病倒了，在镇上卫生院住了好几天，情况不太好。周文在电话里说：“念儿，三叔一直想见你一面。你看看有没有时间回来一趟。”

顾念放下电话，沉默了很久。他在阳台的窗户前站了半个多小时，看着楼下的车来车往，心里翻涌着许多东西。最终他还是跟公司请了假，开车回了老家。

三叔顾长海躺在镇卫生院的病床上，身上盖着一床洗得发白的旧棉被。他瘦得脱了形，颧骨高高凸起，眼睛陷进眼眶里。看见顾念推门进来，他的眼睛亮了一下，挣扎着要坐起来，被顾念按住了。

“躺着吧。”顾念说，在床边坐下。

三叔看着他，嘴唇嚅动了几下，眼眶忽然红了。他伸出手，像是想要拉顾念的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

“念儿……”他的声音又低又哑，“三叔当年……对不住你啊。”

顾念没有说话。

三叔喘了几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那会儿我胆小，又穷，总怕拖累。你二叔说不养，我就跟着说不养。这些年我总想着这个事，老觉着心里欠了什么。你大姑父是好人，把你养得这么好。我们……我们没脸见你。”

顾念低下头，看着三叔那双干枯的手。他想起这二十年的路，想起周全蹲下身来说“走，回家”的样子，想起母亲早逝后父亲一个人拉扯他，想起那些饿着肚子在灯下读书的夜晚。他应该恨的。可此刻面对这个躺在病床上的老人，他的心里只剩下一种很淡的、说不上来的悲凉。

“三叔，”他开口，声音很平静，“那些事都过去了。我不怨你们。”

三叔瞪大了眼睛，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泪顺着他深陷的眼眶流下来，打湿了枕巾。他张开嘴，发出一种像是哭又像是笑的含混声音。

顾念在卫生院里待了半个多小时。离开之前，他从钱包里拿出两千块钱，放在床头的小柜子上，说：“买点好吃的，好好养病。我有空再回来看你。”

三叔哭得更厉害了，肩膀剧烈地抖动着，嘴里反反复复地喊着“念儿”“念儿”。顾念拍了拍他的手背，转身走出了病房。

走廊里，二叔顾长河站在那里。

他明显也老了。头发几乎全白，背也驼了，手里拄着一根竹棍。看见顾念出来，他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顾念走过去，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停下来。

“念儿……”顾长河的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磨过墙面。

“二叔。”顾念点了点头。

顾长河低下头，又抬起来，眼眶是红的：“你去看你爹了，是吧？我……我听说了。你给修了碑，还修了路。你大姑都告诉我们了。”

顾念没说话。

顾长河咽了咽口水：“我知道我没脸说这话。可是念儿，二叔当年……二叔不是不想养你。二叔是真的难哪。那几年你婶婶刚生了老三，我那时又得了胃病，家里五个孩子，我愁得夜夜睡不着。我不是不要你，我是怕养不起你，委屈了你。”

他越说越急，声音打着颤：“你要怪就怪我吧。是我的错，我认。我……我后来想过很多回，要是当年咬咬牙把你留下了，也不至于——”

“二叔，”顾念打断了他，“我理解你的难处。我没有怪你。”

顾长河愣住了。

“其实这些年，我想了很多。”顾念说，“我觉得大姑父说得对，人活着都不容易。你们有你们的难，我不该要求你们牺牲自己。真正该感激的，是那些在难处里还愿意伸出手的人。大姑父和大姑就是这样的人。”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稳，眼睛看着顾长河。顾长河站在走廊里，佝偻的身躯微微发颤，最终缓缓地蹲了下去，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顾念没有去扶他。他只是站在那里，沉默地看着这个曾经在他童年记忆里高大的男人，如今蜷缩在医院的墙边，哭得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后来，他到底还是把二叔扶了起来，扶到走廊的椅子上坐下。两个男人沉默着坐了一会儿。顾念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过去。顾长河摇头，说自己早戒了。顾念便自己点了一根，慢慢地抽。

“二叔，三叔的病，医生怎么说？”

顾长河叹了口气：“他那肝病是好几年了，一直没正经治。这次怕是挺不过去了。”

顾念低头抽了一口烟，没有接话。

“念儿，”顾长河忽然说，“你有出息了，二叔替你高兴。你爹要是还在，他也会高兴的。”

顾念“嗯”了一声。

两个人在走廊里坐了很久，都没有再说话。外头的天灰扑扑的，像是要下雨。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风吹进来，带着一股湿润的凉意。

那天顾念走的时候，顾长河送他到卫生院门口。他站在那里，佝偻着腰，目送顾念上了车。车启动之前，顾念放下车窗，朝他说了一句：“二叔，保重。”

顾长河用力地点了点头，抬起手来挥了挥，那只手在空中颤抖着。顾念开着车从卫生院门口驶过，后视镜里，那个佝偻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灰蒙蒙的暮色里。

三叔顾长海是在那年腊月去世的。顾念收到消息的时候正在省城，他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回去帮着料理了后事。葬礼上，二叔顾长河站在堂屋里，老泪纵横。顾念穿着一身黑衣，忙前忙后地张罗。河西村的人都看在眼里，私下里议论，说顾家老二的福气还是好的，虽然没有养这个侄子，但人家到底还是回来尽孝了。

顾念没有去理会这些议论。他做这些，不是为了让谁说什么，也不是要证明什么。他只是觉得，人死为大。三叔虽然当年推开了他，但毕竟是父亲的亲弟弟，是顾家的人。而他骨子里流着顾家的血，这一点永远变不了。

三叔下葬之后，顾念在河西村多待了两天。他帮二叔家修了漏水的房顶，还去山上给祖母的坟烧了纸。这些事情做完之后，他去了父亲的坟前，坐了一个下午。没有烧纸，也没有敬酒，就是坐着。冬日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山坡上，坟头上的枯草在风里轻轻摇晃。他伸手摸了摸那块新立的青石碑，指尖贴着“先父顾长山”那几个刻出来的字，一笔一划地描过去。

“爹，我二十八了。”他低声说，“有时候觉得自己已经很大了，有时候又觉得好像还是当年那个，在田埂上踩泥巴的小男孩。时间真快啊。”

他抬起头，看着远处的山峦。连绵的群山在薄雾中泛着青灰色，山脚下有炊烟缓缓升起。这是他的故乡。不管他走了多远，这个贫穷、沉默的小山村，永远是他生命开始的地方。

从河西村回到河东村，已经是傍晚。周全正坐在院子里的竹椅上等他。看见顾念进来，周全笑了笑，说：“锅里有剩饭，我去给你热热。”顾念说：“我自己来。”但周全已经站起来进了屋。顾念跟进去，看见周全佝着腰在灶台前忙活，火光映着他的脸，把那些皱纹照得一清二楚。

顾念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周全。他比周全高出将近一个头，这个拥抱的姿势有些别扭。周全身子一僵，手里的锅铲差点掉下来。

“念儿？咋了？”周全的声音有些慌。

“没事。”顾念把脸埋在周全的肩头，“就是想抱抱你。”

周全没动，过了一会儿，他抬起一只粗糙的手，轻轻拍了拍顾念的胳膊：“都当老板的人了，还撒娇。”

顾念笑了。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那年除夕，顾念把周全、大姑、周文一家、周玲一家，还有周虎，都接到省城来过年。他的房子虽然不算大，但热热闹闹地挤了满满一屋子人。大姑和几个女眷在厨房忙活年夜饭，孩子们在客厅里跑来跑去。周全坐在阳台上的躺椅里，腿上盖着一条毯子，手边放着一壶热茶。

顾念走到阳台上，搬了把椅子坐在周全旁边。城市的夜空被烟花点亮，一簇簇地炸开，红红绿绿的光映在两个人脸上。

“大姑父，新年快乐。”顾念说。

周全转过头来，看着身旁这个他养了二十年的孩子。客厅里的灯从身后照过来，勾出顾念已经成熟而英朗的面容。他不再是那个抱着书包、踩着泥泞田埂的小男孩了。可他眼里的那股倔劲和温情，还是跟从前一样。

“新年快乐。”周全说。

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像是想起什么似的，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到顾念手里。顾念低头一看，是一个红包。红纸已经有些褪色了，边上磨得起了毛。打开来，里面是一张崭新的百元钞票。

“大姑父，您……”顾念不知该说什么好。这些年他给家里寄了那么多钱，周全都存着。现在反倒给他塞红包。

“给你的压岁钱。”周全说，眼睛看着远处的烟花，“你八岁来家里那年的除夕，家里穷，没能给你包红包。后来你大了，去外面读书，一年也见不着几回。这个红包我准备了二十年了。现在给你，不晚吧？”

顾念攥着那个红包，低头看着。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烟花在头顶炸开，发出一声接一声的脆响，像是要把这二十年的光阴都炸裂开来。

“不晚。”他终于挤出两个字来。

周全笑了。那是发自内心的、满足的、安然的笑。顾念转过头，正对上那个笑容。他忽然觉得，如果时光能停在某一刻，就停在这里好了。他爱的人都在，爱他的人也都还在。所有的委屈、艰辛、误解和遗憾，都在这个除夕夜的烟花里，落定成安。

而很多年后，当人们问起顾念，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谁，他总会说起那个雨天的午后。一个黑瘦的男人蹲在他面前，握着他的肩膀，对他说：“走，回家。”

全文完结，虚拟演绎请勿当真，勿与现实生活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