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扫黑除恶不是一群人在前方打，另一群人在后方看——它是一场被官方明确定位的“人民战争”，群众是这场战争的核心力量来源。
从侦查端的角度来看，群众提供的信息正在填补传统侦查手段最大的盲区。黑恶犯罪正在从“网下”向“网上”变异，从“显性”向“隐性”迁移，软暴力催收、网络敲诈、恶意索赔这类新型犯罪，分布在全国各地，受害者分散，团伙成员无需固定线下聚集，仅靠警方日常巡查很难主动发现。
全国12337智能化举报平台在三年专项斗争期间累计收到群众举报线索126万余条，其中近4%的线索最终转化为案件。
就在今年8月，江西赣州兴国公安接到群众上报的软暴力催收线索后，组织100余名警力集中收网，抓获涉案人员30名，该团伙长期滋扰全国400余名债务人及关联亲友，受害人数达数千人。长春百万粉丝网红“松哥打虎”以“维权打假”名义对全国百余户商家实施敲诈勒索。
河南警方打掉的专门通过电商平台恶意投诉网店实施敲诈勒索的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1名。在新型黑恶犯罪领域，群众举报是目前最主要的线索来源，没有之一。
而对群众端而言，举报意愿的波动，直接取决于制度设计能否打消三个核心顾虑：不敢举报、不愿举报、担心白举报。
深圳2024年落实最高10万元举报奖励、配套全流程保密机制后，全年受理群众涉黑涉恶举报线索594条，累计发放举报奖励金40.65万元，裸聊敲诈勒索案件同比大幅下降95%。
甘肃张掖落实实名举报全流程反馈、身份保密机制后，当地实名举报数量同比上升34%，重复举报占比同比下降16%。河南三门峡推行“一信四告知”闭环机制——受理即告知、办理前告知、进展中告知、办结后告知，群众不再担心举报“石沉大海”。
这三组数据的指向是一致的：当举报人保护机制和反馈机制真正落地，群众的举报意愿会有可量化的跃升。
站在制度设计者的角度，把群众举报纳入制度化的正向循环，是当前扫黑除恶从“阶段性攻坚”转向“常态化治理”的关键一环。
内蒙古即将于9月9日正式公布的新修订《扫黑除恶奖励办法》，将举报线索范围从旧版的15种扩充到4类23条，新增裸聊敲诈、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等此前处于监管盲区的线索类型，同时把“隐性利益输送”纳入“保护伞”情形。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现场
规则层面同步细化：多人举报同一线索原则上奖励第一举报人，后续举报人提供关键新增信息也可酌情奖励，举报材料全流程严格保密，打击报复举报人依法从重追责。
这套设计的逻辑很清晰——用规则明确化消解“白举报”的顾虑，用保护严格化消解“不敢举报”的恐惧，用范围扩大化覆盖此前被遗漏的新型犯罪隐性线索。
三方视角合在一起，一个结论是明确的：群众举报已经不只是扫黑除恶的“辅助手段”，而是侦破新型黑恶犯罪的核心信息入口。
辽宁沈阳市常态化扫黑除恶以来累计收到群众举报线索316件，查结率100%，依托这些线索深挖侦办涉黑恶案件21起，抓获嫌疑人514人，破获刑事案件557起，挖出涉黑涉恶腐败及保护伞问题162件。
天津静海周某恶势力犯罪集团案，办案机关最初就是通过群众主动举报才获得线索，后续深挖彻查将整个团伙连根拔起，首要分子周某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处罚金。
群众的作用，不是抽象的“支持”，而是落到每一通举报电话、每一条平台线索上，实实在在地决定着黑恶团伙能否被及时发现、能否被精准打击。
在黑恶犯罪不断变异升级的当下，举报机制本身正在成为扫黑除恶的“免疫系统”——群众看到的，警方才能看到；群众敢说的，案件才能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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