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部队黑幕：死亡工厂、秘密交易与数万冤魂

“对那个军医来说，那天跟平时上班没什么两样。”

很多年以后，一名曾在731部队服役的日本医生回忆起二战期间，在中国哈尔滨郊外那座秘密军事实验室里，他对活生生的人进行解剖的情景。

这绝非夸张，也不是误传。对于这支部队里的很多人来说，用活人做实验、让人染上鼠疫和霍乱、拿战俘测试化学武器，统统都是“分内工作”——而且还有正规的操作流程、实验报告、录像记录，甚至经常有高级军官来“参观指导”。

在二战正式结束的纪念日这天，我们重新翻开这段历史，就是要说清楚：这种令人发指的“常规操作”，是怎么得到日本高层批准的；生物武器怎样在战俘身上试验；以及战争结束后，美国为什么拒绝追究这些日本战犯的责任。

日本怎么会冒出“死亡工厂”这种鬼地方

1926年，日本国王裕仁登基。那时的日本，国内极右翼情绪本来就很浓，很快便一头扎进了极端军国主义。这背后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日本当时在东亚地区算是最富最强的，中国在打内战，朝鲜早就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精英阶层觉得，机会来了，必须大大扩张自己在东亚的势力范围。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是第一步——日本声称中国军队炸了铁路，借机派兵占领了中国东北（当时叫满洲），然后在那里弄了个傀儡政权“满洲国”。接下来，日本还想吞掉整个中国。

第二，日本国内大肆宣传“大和民族优越论”。虽然没有像纳粹德国那样搞出一套正式的理论，但这种想法在日本社会里很有市场，很多人真信这套。

1937年，倭寇军队在中国南京附近

1932年发生的一件事，最能说明当时日本有多疯狂。

温和派首相犬养毅想限制军队干政，结果被海军军官和极右翼组织“血盟团”的刺客杀了。天皇收到一份请愿书，签名多达35万人，有人用血签名，还附带了11根断指——那是极右翼分子用自己的手指头来替刺客求情。最后，刺客只被判了象征性的刑期，国家的实权彻底落到了军队手里。

日本，已经迈出了通向二战的关键一步。

军医石井四郎的“发家史”

1928年，京都大学毕业的年轻医生石井四郎去了欧洲。这人性格严厉、不爱交际，但脑子很灵。他在欧洲正式学习化学战剂和细菌学。

他得出了一个关键判断：一战时，欧洲被化学武器和西班牙流感折腾得够呛，各国政府特别怕新的瘟疫和毒气。虽然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禁止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但石井觉得，正因为大家怕，生物武器反而能击垮敌人的意志。

1930年回国后，石井找到了大靠山——极端民族主义的陆军大臣荒木贞夫，还有日本首席军医小泉亲彦。小泉亲彦从一战开始就对化学武器着迷，1915年德军在伊普尔用氯气给他留下了极深印象，他正想找人把这事儿搞大。

1933年，他们拿到了天皇的批准，启动了一个绝密项目。从一开始，他们就不仅打算开发生物武器，还铁了心要在活人身上做实验。

从秘密小屋到杀人堡垒

731部队之所以设在满洲，不是偶然的。占领东北后，日军可以随便抓中国人当实验“材料”，而且几乎不受任何制约。

另一类受害者是苏联公民，主要是俄罗斯族人。从1930年起，日本特务就在边境抓苏联人，想套取情报。哈桑湖和诺门罕战役中被俘的红军战俘，也被送了进来。这些人失踪多年，家属以为他们死了，其实他们被关在集中营里。如果战俘不肯交代苏联的军事、政治情报，先被酷刑折磨，然后送到731部队当试验品。

中国和苏联是日本在二战中的主要假想敌，所以医生们专挑这两个国家的人做实验。大概70%的受害者是中国人，剩下30%左右是苏联人，还有少量朝鲜人、满洲本地人和蒙古人。

项目最早设在中马城监狱里的一个小秘密实验室，但有几个囚犯逃跑了，于是日军决定搞个更安全的大本营。

他们打着“关东军给水防疫部”的幌子，在哈尔滨南郊的平房区建了一座真正的堡垒。为了腾地儿，拆了大约300户农民的房子，盖起了兵营、实验室，甚至修了私人机场。部队总人数大约3000人。

二战开打后，日军在占领的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缅甸等地也建了类似机构，统称“石井网络”，总人数接近一万。

731部队内部分了好几个部门：有的研究鼠疫、伤寒、炭疽、霍乱等各种病毒和细菌；有的专门设计能投撒生物武器的炸弹；还有的负责大量生产病原体。另外有个部门叫“灭迹班”，专指处理那些被用来做实验的“材料”——其实就是杀人灭口。

1940年731部队航空与摄影班拍摄的731部队方形大楼特写照片

一开始，731部队拿战俘、反日游击队员和普通罪犯做实验。起初还会给这些人吃好喝好，有时还给肉、鱼甚至酒，为的是先把身体养好，再开始残忍的试验。

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

（特别提醒：下面这些内容非常骇人，请做好心理准备。）

囚犯被强行感染鼠疫、炭疽、霍乱、伤寒、淋病、梅毒。还有人被拿来测试身体能扛住多严重的脱水和冻伤。说白了，这些实验模拟的就是日本军队在东南亚和苏联远东打仗时会遇到的环境——比你想的更“实战化”。

比如，为了研究炸弹和手榴弹弹片伤怎么治最好，士兵把囚犯绑在柱子上，然后在不同距离引爆炸弹和手榴弹。炸死的就解剖，炸伤的先治好，但治好也不是放人，而是留着下次接着用。火焰喷射器也拿来烧人。

冬天，囚犯（包括集中营里出生的婴儿）被拖到冰天雪地里，按进冰水，看多久会冻死。为了研究梅毒等性病会不会传给胎儿，部队里的人经常强奸女囚，强迫她们怀孕。

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活体解剖——人还活着，就被切开肚子、胸腔，甚至脑袋，为了观察身体在极端情况下的反应。那个日本医生后来回忆说“对外科医生只是普通上班日”，真不是开玩笑。还有更离谱的：如果医生需要某个器官比如大脑，就命令看守去找个“合适”的囚犯。看守直接抡起斧头砸碎那人脑袋，取出大脑交给医生，剩下的尸体就扔进焚化炉。

此外，囚犯还被长期饿着、塞进高压舱、用重物压、电击、活埋、活活烧死。磷、光气、芥子气等毒气的毒性也拿人测试。

所有这些暴行都有人录像，说明这根本不是个别疯子发神经，而是整套流程化、制度化的操作。有些医生事后被吓坏了，但也有人毫无悔意，甚至把活人实验写成科研论文。

更变态的是，有高级官员来视察时，部队就把活人开膛、毒气测试这些场面当成“表演节目”，供贵宾取乐。

生物武器真的上了战场

731部队的医生不只是待在实验室里。1939年，日军和苏联在诺门罕交战，日军就在客运列车上偷偷带上伤寒病毒瓶，倒进界河里，导致苏联境内暴发疫情。

后来，日军至少对中国12个城市发动了细菌攻击。最典型的是在宁波和常德，日机低空飞行，撒下带鼠疫的跳蚤，造成几万平民死亡。战争期间，日军还大面积污染农田、水井、水库，甚至假装空投“救济物资”，其实投的是带病菌的食物和衣服，谁碰谁感染。

据不同统计，至少有20万中国人死于日军散布的鼠疫、霍乱和炭疽。

日本甚至想用生物武器打美国。1944年12月，海军计划从潜艇搭载的飞机上，由神风飞行员携带731部队开发的鼠疫、霍乱和伤寒菌，袭击洛杉矶、旧金山、圣地亚哥等加州城市。飞行员死后，潜艇船员也故意感染病菌，然后登陆美国海岸继续传播。

不过，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先叫停了这项行动，后来日本投降，计划彻底泡汤。

拼命毁尸灭迹

日军原本也想对苏联使用生物武器，但关东军被苏联红军打得溃不成军，没来得及实施。

眼看要战败，日本军方疯狂销毁证据——炸毁731部队和所有分部的实验室，烧掉文件、病菌储备和实验记录。大约300名还没死的囚犯和600名中国工人被集体杀害。

这是当时日军的惯用手法。比如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当天，日本宪兵在海拉尔抓了19个苏联普通老百姓，直接处决，理由是怕他们“叛变投敌”。

日本731部队的哈尔滨生物武器设施遗址

所以，几天后苏联红军赶到731部队驻地时，只看到一座空荡荡的死亡营。到那时，至少有3600人直接死于这些惨无人道的实验，而间接死于生物武器攻击的，多达几十万。

战后的算账与“交易”

日本投降了，但731部队的事没完。苏联和美国都知道日军搞过这些非人实验，也都想干两件事：一是从那些日本医生手里拿到实验数据，二是惩罚战犯。

苏联是真想惩罚——毕竟苏联公民也被害了。但美国有另一套打算。

美国战后要重建日本，让它成为自己在亚洲的盟友，所以决定保住天皇裕仁，不追究他的战争责任。731部队的主要支持者们，下场各不同：小泉千彦按武士传统自杀了；另一位支持者佐藤在监狱待了几年，1956年放了。

最戏剧性的是石井四郎。苏联红军占领满洲前，他带着大部分手下和档案先撤到朝鲜，又逃回日本。战后美国人在日本找到了他。

一开始石井嘴硬，不承认拿人做实验。但美国军方给了他一个没法拒绝的条件——你把所有人体实验和生物武器的研究资料交出来，我们就完全不起诉你。

于是石井和同伙整理了一份报告，美国人自己评价说“绝对宝贵”。之后，石井和其他日本科学家在美国庇护下，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搞科研。

倭寇陆军大佐荒木貞夫与陆军外科医生小泉千彦

美国拼命压住这件事，但苏联1949年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搞了一次公开审判。731部队和相关机构的12名高级军官和科学家，因开发和使用生物武器，被判战争罪，关进西伯利亚劳改营。

日本方面，一直很不情愿、也很拖拉地承认731部队的存在。直到2018年，存有3607名队员名单的档案才被解密。

历史不能忘

在二战结束纪念日里，我们不光要记住“战争很可怕”这种空话，更要记牢具体的历史事实——一个极权战争机器怎么把人的命踩在脚下，怎么把道德扔进垃圾桶。战败之后，这帮人大多没受惩罚。

731部队里很多人后来活得很长，日子过得不错，有的当教授，有的经商发财。

而那些死在集中营里的数千冤魂，以及被生物武器夺去生命的数十万无辜百姓，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套反人类体系的罪行记得清清楚楚，绝不让它重演。

（原文：https://www.rt.com/news/645093-inside-unit-731-death-fa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