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史上的千年龙虎榜——聊聊神奇的北宋嘉佑二年进士科

文I海叔

编辑I海叔

——————前言——————

公元1057年，大宋仁宗嘉祐二年。

这一年，开封城里发生了一件大事——科举放榜。按理说每年都放榜，有啥稀奇的？但这一年的榜单，后来被史学家称作 “千年龙虎榜”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你想想，一张进士榜上，同时集齐了——唐宋八大家里的三个（苏轼、苏辙、曾巩），宋明理学的两位开山鼻祖（张载、程颢），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干将（章惇、吕惠卿、曾布），还有一位拓边两千里的战神级人物（王韶）

这哪是一张科举榜单？这分明是大宋未来五十年的“领导班子花名册”。

但也正是这批人，后来在朝堂上互相往死里掐——昨天还是把酒言欢的同年，今天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有人流芳百世，有人被写进奸臣传。同一条起跑线上出发，命运却天差地别。

今天咱们不聊那些老生常谈的苏轼轶事，换个角度，扒一扒这张“千年龙虎榜”背后那些更带劲的故事。

一、史上最“任性”的学霸：因为侄子考了第一，他直接弃权了

先说说章惇。

章惇

这哥们儿是个什么人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个 “卷王中的卷王” 。

嘉祐二年，章惇和侄子章衡一起进京赶考。放榜那天，章惇一看名次——自己考得不错，二甲。但再往上瞅一眼，状元的名字赫然写着：章衡。自己的亲侄子，考了全国第一。

换了普通人，可能觉得“哎呀家里出了个状元，脸上有光”。但章惇不这么想。他觉得—— “我一个当叔叔的，考得还不如晚辈，这脸往哪儿搁？”

于是这哥们儿干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他把敕书一扔，不干了。“这进士我不要了，回家复读，明年重考！”

两年后，嘉祐四年，章惇卷土重来。这一次，他考了全国第五——一甲第五名。这回满意了，这才老老实实去上任。

你想想这是什么人？科举考试，多少人考了一辈子都中不了，他考上了说扔就扔，而且两年后还能考进全国前五。这要么是天才，要么是疯子，而章惇两样都占。

后来这哥们在政坛上也是这个风格——钢铁直男，谁都不怕。宋哲宗去世后，向太后要立端王赵佶为帝，满朝文武没人敢吭声，只有章惇梗着脖子喊：“按礼法应该立简王！”结果赵佶还是当了皇帝，就是后来的宋徽宗——没错，就是那个凭一己之力把北宋搞亡的宋徽宗。

有人说，要是当年章惇不那么耿直，顺着太后的意思推荐赵佶，向太后反而可能不选赵佶。阴差阳错，偏偏是章惇的“直”把赵佶推上了皇位。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一个人的优点，可能恰恰酿成了最大的灾难。

二、那个考了快二十年才中进士的“老男人”

曾巩

再来说说曾巩。

在唐宋八大家里，曾巩可能是知名度最低的一个-25。但你不知道的是，这老哥的科举之路，比谁都惨。

曾巩从小就是天才，十二岁就能写文章。二十岁就名动四方，欧阳修赏识他，王安石是他的铁哥们儿。按说这种人考进士应该手到擒来吧？

结果呢？屡试不第。

王安石

原因也简单——他擅长的是策论，是那种有思想、有内容的文章，但当时的科举考试喜欢花里胡哨的骈文。这就好比你写的是深度调查报告，考官要的是网红爆款文案——不对路啊！

更要命的是，曾巩家里人口众多。父亲去世后，四个妹妹、九个弟弟，外加一堆表弟，全指望他一个人养活。他一边当家教教弟弟们读书，一边抽空去考试，考了快二十年都没中。

直到嘉祐二年，三十九岁的曾巩带着两个弟弟、一个堂弟、两个妹婿，一家六口集体进京赴考。

这一次，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大力推行古文、反对骈文。

欧阳修

结果呢？曾家一门六人，全部考中进士。

三十九岁啊兄弟们！苏轼二十一岁就中了，苏辙才十八。曾巩熬了快二十年，才终于熬出头。

但正是这二十年的蹉跎，磨出了曾巩的韧性。他后来做官多在地方，踏踏实实修水利、办学堂、整理古籍。他不像弟弟曾布那样在朝堂上呼风唤雨，但他留下的文章和品格，让后世把他和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放在了一起。慢一点没关系，关键是别停下来。

三、被历史“低估”的状元郎

章衡

说完章惇，再说说那个让他“弃权”的侄子——章衡。

在嘉祐二年这张星光璀璨的榜单上，章衡是那个被大多数人忽略的名字。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是教科书上的人物，而章衡这个状元，反而没什么人提。

但这哥们儿其实很了不起。

他考试时写了一篇赋，开头八个字—— “运启元圣，天临兆民” ——直接把宋仁宗给震住了，钦点状元。

入仕之后，章衡干了一件大事：他发现当朝的史料残缺不全，就自己动手，编了一部十卷本的编年体史书《编年通载》，涵盖从唐尧到宋英宗三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宋神宗看了之后赞不绝口，说“可冠冕诸史”。

《编年通载》

更厉害的是，章衡在财政领域是个革新派。他首创了年度财政预算制度，构建了三重账册核对体系，设计了标准化的财务审批表单。换句话说，他是北宋的“财政系统架构师”。

而且这人特别刚。他在盐铁判官任上发现三司账目混乱、征税无度，直接上书要求整顿，结果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被排挤到地方。到了地方他也不消停，发现有人侵占百姓四千二百顷土地，立刻奏请朝廷还给老百姓。

好友苏轼评价他： “子平之才，百年无人望其项背” 。

你看，同一个榜单上，有人靠诗词流芳百世，有人靠思想开宗立派，有人靠实干造福百姓。成功的路从来不止一条。

苏轼

四、那个从文官“逆袭”成战神的狠人

嘉祐二年进士里，还有一个人特别有意思——王韶。

这哥们儿考中进士之后，被安排去当了一个小县的主簿，相当于现在的县委秘书-。按说这条路走下去，顶天也就是个地方官。

但王韶不甘心。

他后来参加了皇帝亲自主持的制科考试，结果没考上。换了一般人，可能就认命了。但王韶没有——他换了一条赛道。

王邵

当时北宋西边有西夏，再往西是吐蕃部落。王韶敏锐地意识到，如果能在吐蕃打开缺口，就能从侧翼包抄西夏。于是他写了三篇《平戎策》呈给宋神宗。

宋神宗一看——这主意靠谱！于是任命王韶去经略熙河。

结果这哥们儿太猛了。一场熙河之役，拓边两千余里，收复了熙、河、洮、岷、叠、宕六州。从一个小小的县主簿，逆袭成了大宋的战神。

一个文官出身的进士，硬是打出了武将都打不出来的战绩。谁说读书人只能动笔杆子？

五、从“生死之交”到“不共戴天”

当然，这张“龙虎榜”上最让人唏嘘的故事，还是苏轼和章惇。

前面说了，章惇是个狠人——敢走万丈深渊上的独木桥去石壁上题字那种狠。苏轼当时就预言：“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

但这俩人年轻时关系好得不得了。苏轼在凤翔做官，章惇在商洛，两人经常一起游山玩水、喝酒聊天。章惇还冒雪赶了五百里路去看苏轼。

后来王安石变法，章惇是新党的干将，苏轼是旧党的中坚。政见不同，但私交还在。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眼看就要掉脑袋，满朝文武没人敢救。只有章惇站了出来，在朝堂上跟宰相王珪正面硬刚。

王珪想用苏轼诗里的“蛰龙”二字做文章，说苏轼有不臣之心。章惇直接怼回去：“龙是皇帝，那诸葛亮还叫卧龙呢，难道诸葛亮也要杀头？”

苏轼这条命，是章惇救下来的。

王珪

但后来风向变了。旧党得势后，苏辙带头疯狂攻击章惇。章惇认定这背后有苏轼的默许甚至指使。朋友反目，比敌人更可怕。

章惇重新掌权后，把苏轼一路贬到了惠州，苏轼写诗自嘲“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章惇一看——哟，你还挺乐呵？那就再远点——直接送去了海南儋州-。在当时，那已经是天涯海角了。

后来章惇失势被贬，他的儿子章援担心苏轼报复，写信求情。苏轼拖着重病的身子回信，信里说：“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

四十多年的交情，最后只剩一句话。

他们没有和解，但苏轼选择了不恨。

这大概是整张“龙虎榜”上，最让人动容的一个结局。

六、唐代也有一个“龙虎榜”

其实在嘉祐二年的两百多年前，唐朝也有过一个“龙虎榜”——贞元八年（公元792年）。

那一年的主考官是陆贽，他打破常规，让古文运动的先驱梁肃帮忙推荐真才实学的考生。结果录取了一批寒门学子，高官子弟反而落榜了。

这一榜出了谁呢？韩愈-——唐宋八大家之首，“文起八代之衰”的那位。还有三位宰相：李绛、崔群、王涯。

一个榜单，出了一个文坛领袖、三个宰相——已经够牛了吧？

但跟嘉祐二年比起来，还是逊色了。

韩愈

为什么？因为嘉祐二年那一榜，不只是出了几个牛人，而是把整整一代精英几乎一网打尽。从政坛到文坛，从思想界到军事界，未来五十年的顶梁柱，全在这张名单上了。

七、同一条起跑线，不同的终点

回过头来看嘉祐二年这张榜单，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同一批人，起点差不多，但后来的路天差地别。

苏轼靠诗词流芳千古，章惇靠铁腕政治名震朝野，曾巩靠文章和教育被尊为“南丰先生”，张载靠“横渠四句”影响了中国思想史一千年，王韶靠打仗拓边两千里，章衡靠财政改革和修史书默默耕耘。

有人进了《宋史》的奸臣传，有人成了万世师表。同一条起跑线上出发，选择不同，结局就完全不同。

这张“千年龙虎榜”告诉我们什么？

宋史

第一，人才的多样性。 同一场考试选出来的人，有人成了文豪，有人成了思想家，有人成了武将，有人成了改革家。考试只是选人的工具，真正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是他自己的选择和坚持。

第二，人品比才华更重要。 章惇才华横溢，但睚眦必报，最后落得个“小人”的名声。曾巩才华也许不如苏轼耀眼，但他踏踏实实做事、教书育人，反而赢得了千秋美名。

第三，朋友反目是人间常态，但不恨是一种境界。 苏轼和章惇的故事告诉我们，再好的朋友也可能因为立场不同而分道扬镳。但苏轼最后的选择——不恨——才是真正的强大。

公元1057年那张榜单上的大部分人，都已经化作了历史的尘埃。但他们留下的故事，依然在提醒着我们：

人生是一场长跑，起点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选择往哪个方向跑，以及你用什么姿态跑到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