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了63年，终于懂了个道理，那就是千万不要对任何人抱有一点期望

我活了63年，终于懂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千万不要对任何人抱有一点期望

我活了63年，终于懂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千万不要对任何人抱有一点期望。

这个道理不是看书看来的，不是听人劝来的，是我自己用大半辈子换来的。六十三年的光阴，足够让一个懵懂的少年变成满头白发的糟老头子，也足够让心里那些热乎气一点点凉透，凉到最后跟腊月里厂区水管子上结的冰溜子一样，硬邦邦的，敲都敲不动。

我叫赵德全，在鲁西南这座三线小城的机械厂干了一辈子车工。厂子九十年代红火过，后来改制，再后来半死不活地吊着，前年彻底关了张。我拿了那点买断工龄的钱，办了退休，每个月领两千出头的养老金，日子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老伴儿刘桂芬比我小两岁，以前在棉纺厂挡车，退休金比我少几百。我们俩住在厂里早年分的旧楼房里，五十来平，两室一厅，墙皮起了碱，卫生间下水道总堵，但收拾得干净，窗台上那盆君子兰是桂芬的心头好，养了十多年了。

我真正开始明白这个道理，得从去年秋天说起。

那天是九月三号，我记得清楚，因为我翻日历看还有多久到中秋节。儿子赵磊打电话来，说晚上要回家吃饭。这稀罕，他跟他媳妇在城南开了个饭馆，忙得脚不沾地，平时也就是周末打发孙子过来吃顿饭，自己很少露面。桂芬高兴得不行，一早就去菜市场买了排骨和活鱼，在厨房里忙活了小半天。

赵磊是晚上七点多到的，进门时候脸上挂着笑，但那笑跟抹上去似的，底下的愁色遮都遮不住。桂芬没看出来，只顾着往桌上端菜，嘴里念叨着：“瘦了，又瘦了，饭馆再忙也得顾着身子。”

我也没吭声，倒了杯酒放在他跟前。这小子打小随我，心里装不住大事，真要有什么，憋不到三杯酒。

果然，第二杯酒下肚，他把筷子一搁，闷声说了句：“爸，妈，我跟你们说个事儿。”

桂芬还笑着给他夹排骨：“说呗，一家人有啥不能说的。”

“饭馆……我盘出去了。”赵磊低着头，不敢看我们。

屋里静了一下。桂芬的筷子停在半空，排骨啪嗒掉回盘子里。“为啥？那不是干得好好的吗？”她声音都变了调。

“这两年一直赔，我借了不少钱，利息滚利息，实在撑不住了。上个月连房租都交不上，我就……”赵磊攥着酒杯，指节发白，“盘出去还了一部分债，还差二十多万窟窿。”

桂芬的眼圈一下就红了。那饭馆开了三年，头一年赵磊管家里要了八万块钱，说是入股，其实我们都知道是填进去了。桂芬心疼儿子，隔三差五还去帮忙洗碗端盘子，回来腰疼得直不起来。这下可好，全打了水漂。

我心里也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但面上没露。我问他：“差谁的？”

“银行贷了一笔，还有……还有跟朋友借的，有借条。”

“多少？”

“加起来二十二万。”

桂芬这时候急了：“你媳妇呢？她娘家能不能帮衬点？”

赵磊脸更白了：“妈，我跟小敏……离婚了。上个月的事，没跟你们说。”

桂芬眼泪刷就下来了。我也愣住了。那媳妇虽说嘴碎些，但跟赵磊过了七八年，孙子上小学了，怎么说离就离了？

“为啥？”

赵磊揉着脸：“过不下去了，天天吵，为钱吵，为孩子吵。她说跟我没奔头，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他抬起眼看着我，那眼神跟我年轻时犯了错一个模样，“爸，我实在没法了，银行催得紧，利息一天天涨。你跟我妈能不能……帮我先垫上？我保证，我出去找活干，慢慢还你们。”

桂芬已经泣不成声了，她转过头看我，嘴唇哆嗦着：“老赵，咱存折上……”

我知道她要说什么。存折上有二十四万。那是我们俩一辈子的积蓄，有我加班费、桂芬省吃俭用攒下的，还有我前年退休时厂里补的那笔钱。原本打算换套带电梯的房子，桂芬膝盖不好，爬不动楼了；再留点钱防老，万一生病，不用伸手跟谁讨。

我看着赵磊。他三十四了，眼角有了细纹，头发乱糟糟的，衬衫领子磨得发毛。他是我们两口子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当年为了供他上那个三本大学，桂芬去给人家当保姆，我去建筑工地看大门。后来他毕业，找不到像样工作，折腾过卖保险、开网店、跑运输，干啥啥不成。最后要开饭馆，我们劝他踏实找个班上，他不听，说年轻不搏一把这辈子就完了。搏了三年，搏得媳妇离了、一屁股债。

我心里那杆秤来回晃，压得我胸口疼。不给？他是我儿子，总不能看着他让银行起诉成老赖。都给？我跟桂芬往后怎么办？六十三了，还能去工地扛水泥吗？

桂芬还在看我，眼巴巴的。她那眼神我懂，她一辈子就这样，对儿子只有心软，没有原则。

我端起酒杯，把剩的半杯一口闷了，火辣辣从嗓子眼烧到胃里。我说：“行，明天我去银行取钱。”

赵磊扑通一声从椅子上站起来，差点把桌子带翻。“爸！”

“别叫了。”我摆摆手，“这是最后一次。赵磊你听好了，往后你的路你自己走，我跟你妈没本事再管了。”

他点头如捣蒜，鼻涕眼泪糊了一脸。桂芬也跟着哭，过去搂着他肩膀直拍。

那天夜里，桂芬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知道她心里又难受又庆幸，难受的是儿子遭了难，庆幸的是我们还能帮上忙。她小声跟我说：“老赵，咱苦点没啥，只要孩子能缓过来……”

我没接话，面朝墙躺着，后槽牙咬得生疼。那二十四万是我在车床前站了四十年的血汗，一块铁屑一个毛刺磨出来的。我闭上眼，全是厂子里的画面——铁屑飞溅的火星子，机油味儿，皮带转动的嗡嗡声，还有八十年代我拿第一个月工资给桂芬买的那条红纱巾。这些跟存折上的数字绑在一起，现在说没就没了。但心里有个声音压着另一个声音：谁让他是你儿子呢？你不对他抱期望，还能对谁抱？

那是我第一次把“期望”两个字硬生生往下咽，咽得满嘴都是铁锈味儿。

钱给了赵磊之后，他消停了大概半个月。后来桂芬听说他去了南边一个城市，在物流公司开货车，一个月能挣七八千。桂芬在电话里千叮咛万嘱咐，让他攒着钱，别乱花。赵磊在电话那头嗯嗯啊啊地应着，说等稳定了把孙子接过去住几天。

桂芬挂了电话，脸上终于有了笑模样。她跟我念叨：“老赵，咱儿子这回该踏实了。跑货运虽然辛苦，但收入稳当。过两年攒下钱，说不定还能再成个家。”

我没吭声，拿抹布擦着我那把用了三十年的卡尺。那是我退休时候从厂里带出来的唯一一件东西，铜亮的尺身上磨得光滑，刻度都模糊了。桂芬看我不接话，白我一眼：“你这老头，儿子改好了你也不高兴。”

我放下卡尺，对她说：“日子长着呢，看后面吧。”

桂芬觉得我扫兴，扭头去阳台浇花了。其实我不是不高兴，是不敢高兴。我这辈子，高兴的时候不多，每次一高兴，准有糟心事在后头等着。我十四岁那年，爹说等我考了全班第一就给我买双白球鞋，我拼了命考了第一，结果那年冬天我爹在矿上出了事，人没了，白球鞋成了一辈子的念想。二十六岁，我拼命表现想转正式工，车间主任拍了胸脯说没问题，结果厂里来了个关系户把我顶了。四十多岁，厂里效益好的时候说要集资建房，我交了钱盼着住新房，结果钱被挪用了，房子黄了，只退回来个零头。我就发现，这人啊，只要你心里头有了盼，有了期望，老天爷就非得给你浇盆冷水不可。

桂芬不一样，她天性热，对谁都是掏心窝子的好。她对她弟也好，当年我岳父岳母走得早，桂芬把小她八岁的弟弟拉扯大，供他上技校，帮着他娶媳妇。她弟在矿上当了工人，头些年逢年过节还走动，后来矿上效益不好，他下了岗，两口子卖起了水果。渐渐地来往就淡了。去年桂芬弟弟来借钱，说要盘个店面，桂芬二话不说拿了五千。后来我路过他弟的水果摊，看见他正跟人打牌，店面的事根本没影。我跟桂芬说了，她愣了半天，才喃喃地说了句：“他肯定有难处。”

我气得胃疼，又不好多说。她对她弟有期望，可她弟对她只有伸手。这不，那五千块钱到现在没提过一个字。

真正让我心里那道裂缝变成沟壑的，是我那位几十年的老工友，周铁柱。

周铁柱比我大三岁，我们是一个师傅带出来的。八十年代在车间里，我们俩搭档开一台车床，三班倒，晚上饿了分一个馒头，他用搪瓷缸子泡茶，总是先给我倒一杯。后来他当上了工段长，我还在车床边站着，但关系没断。我儿子满月他来了，他闺女出嫁我去了。退休之后，我们隔三差五在厂区门口的小公园碰头，下下象棋，骂骂物价，说说以前的事。他老伴前年没了，一个人住在厂里老宿舍楼，日子过得潦草。

去年入冬的时候，周铁柱在公园叫住我，说他儿子在省城买房，首付差十万块，问我能不能借五万，过完年就还。他搓着手，那双以前拿锉刀稳如磐石的手，瘦得青筋凸起，不停地抖着。他说老赵我知道难为你，但实在没法了，我那几个亲戚都借遍了，就剩你一个能说上话的。

我看着他，想起三十年前一个冬天的夜班，车间暖气坏了，我俩裹着棉大衣缩在车床后头，他把自己的棉帽子摘下来扣我头上，说你小子年轻火力差，别冻坏了。那棉帽子上全是机油味，但暖和。

我没犹豫，第二天就取了五万给他。他写了借条，按了手印，说最晚次年三月还。桂芬知道后念叨了两句，我说周铁柱不是外人，他吐口唾沫都是钉。当年在厂里谁不知道周铁柱最讲信义？为了一句承诺，他能在腊月二十九替别人顶班，自己年夜饭都赶不上。

可我忘了，人是会变的。

过了年，到了三月，周铁柱没动静。四月底我在公园碰见他，他躲着走，我追上去问了句，他含含糊糊说儿子那边出了点状况，再宽限宽限。我心想谁没个难处，又等了两个月。六月，我主动去他家找他，敲门没人应，邻居说他上个月搬走了，房子租出去了，去哪儿不知道。我给他打电话，停机。给他儿子打电话，通了，我刚说我是谁，那边就把电话挂了。再打，死活不接。

我拿着那张借条站在他家门口，楼道里一股潮湿的霉味，走廊灯一闪一闪的。我站了足足有十分钟，手心里的汗把借条角都洇湿了。五万块钱，我得攒多久？不算养老金，我去外面给人家看大门，一个月一千八，得攒将近三年。可钱还不是我最难受的。我最难受的是那个当年把棉帽子扣我头上的老哥，那个跟我一起骂厂长是王八蛋的兄弟，躲了。他连个理由都不肯给我编一个。

桂芬知道后气得血压都高了，要拉我去派出所报警。我把借条叠起来塞进抽屉最里面，说算了。她瞪着眼问我算了？五万块不是小数目，你跟那姓周的交情值五万？我说值不值都给了，人找不着了，你闹去派出所也没用，他豁得出去脸，我还豁不出去呢。

桂芬哭了，说赵德全你就是个窝囊废，一辈子对谁都掏心掏肺，到头来谁把你当回事？我让她骂，一声不吭。她说得没错，我就是窝囊，可我能怎么办？跟他打官司？就算打赢了，他没钱，我还能把他房子扒了？六十多岁的人了，我不想把最后这点脸面也撕扯干净。

那天晚上我躺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道多年前漏雨留下的黄渍，翻来覆去睡不着。后半夜我爬起来，摸到厨房倒了杯水。窗外路灯昏黄，照进来一条光带，落在灶台上。我突然想起年轻时候在厂里，有一回车床的刀头崩了，铁屑溅进我胳膊里，周铁柱二话不说拿了把镊子替我往外挑，一边挑一边骂我不长眼。那铁屑挑出来绿豆大一块，带着血丝，他拿棉球给我擦，手稳得很。现在那胳膊上还有块疤，浅浅的月牙形，我拿指头摸了摸，心想这疤还在，人已经不见了。

五万块买了个道理，贵吗？不算贵。真正贵的是后面的事。

八月中旬，赵磊突然回来了。没提前打电话，半夜敲的门。我起来开门，吓了一跳。他黑了瘦了，胡子拉碴，眼窝深深陷进去，背着个破双肩包，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长途车的味儿。桂芬从床上爬起来，看见儿子这副模样，差点软在地上。

赵磊进了门，也不坐，直挺挺在客厅站着，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沓现金，大概两三万的样子。他说：“爸，这是我攒的，先还你一部分。货车那边活儿少了，我换了工作，在一个仓库当搬运工，钱少点，但包吃住。”

桂芬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又去厨房给他下面条。我把信封放在茶几上，看着赵磊，问他：“这次回来啥打算？”

他低着头说：“就回来看看你们，明天还得走，就请了两天假。”

我说不上心里啥滋味。欣慰吗？有一点，他好歹知道还钱了。可更多的是凉。以前他回来，那是回自己家，现在回来，像个住店的，匆匆一夜，明天又走。桂芬端着面条出来，他蹲在茶几旁边西里呼噜地吃，吃相跟他小时候一模一样。桂芬就坐在旁边看着他，眼神里头那点光，挡都挡不住。

第二天他走的时候，桂芬往他包里塞了两罐自己腌的咸菜和一千块钱。我看见了，没吭声。赵磊出了门，在楼道里回头喊了声爸，妈，我走了。桂芬趴在窗台上往下看，一直看他走出小区大门拐了弯，才慢慢转过身，眼圈红红的。

那天下午桂芬说心口不舒服，闷得慌。我让她躺下歇歇，给她倒了杯热水。她喝了水，迷迷糊糊睡着了。我坐在床边，看着她头发里那些藏不住的白，还有脸上越来越深的褶子。她跟着我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年轻时候我在车间三班倒，她在家带孩子操持家务，手指头常年裂口子，用胶布缠着。她这一辈子对两个人期望最高，一个是我，一个是她儿子。对我，她期望我能升个一官半职让她脸上有光，结果我在车床边站到退休，连个工段长都没混上。对儿子，她期望他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结果现在离了婚背着债在仓库扛包。

我呢？我谁也不期望了。

我本来以为这就是我领悟那个道理的最终篇章了，没想到九月底又出了事。

那天早上桂芬去菜市场买菜，回来的时候在楼下摔了一跤。邻居帮忙打了120，送到医院一检查，左腿股骨颈骨折，必须做手术换关节。大夫跟我说，老太太年纪大了，骨质疏松，这手术得做，但费用不低，加上后续康复，准备个七八万。

我当时脑袋嗡的一声。存折上只剩不到两万了。给赵磊那二十二万，借周铁柱那五万，再把平时零零碎碎的开销算上，我就剩了个底。退休金每个月到账就花得差不多了，哪来的七八万？

桂芬躺在病床上，麻药劲儿没过，迷迷糊糊拉着我的手，含混不清地念叨：“老赵……咱不换……太贵了……”她疼得脸都白了，还在替我省钱。

我攥着她的手没说话，转头去走廊里打了个电话给赵磊。响了很久，他接了，背景音嘈杂，他喂了一声。我把情况说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然后他说：“爸，我手头……就剩千把块钱了，这个月工资还没发。要不……你先跟亲戚借借？”

我没发火，嗯了一声，把电话挂了。站在医院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冲得人头晕，墙上挂着的健康教育宣传画，一个老太太笑眯眯地做着康复操。我盯着那画看了半天，心里空空荡荡的。

亲戚？我有个亲弟弟在邻市，十年前我借给他两万块钱给他儿子交学费，到现在他见我面都不提那钱的事，只当没发生过。桂芬娘家那边更别指望，她弟那五千都没影呢。找谁借？

我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了一个多小时，来来往往的护士病人从我眼前过，有个小男孩举着气球跑过去，被他妈拽着胳膊拉走。我两只手撑着膝盖，感觉浑身的骨头都在吱嘎作响。六十三了，我头一回觉得自己老了，老得连给老伴看病的钱都掏不出来。

后来我想起来，我还在单位入了份职工互助保险，退休后没断，每年交两百多块，里头有个大病住院补助。我赶紧回家翻了半天找出保单，打电话去问，人家说骨折置换关节属于意外伤害，不在大病补助范围。我又问那意外伤害险呢？人家说那个要另买，我没买。

那天下午我在家把抽屉翻了个底朝天，把我跟桂芬所有的存折、银行卡、保单、借条、房本摊了一桌子。窗外天阴了，风刮得楼下的梧桐叶子哗啦啦响。我坐在那一桌子纸片中间，想起刚上班那年，我拿了第一个月工资，三十八块六毛，我给桂芬买了条红纱巾，剩下的全给了我妈。那时候觉得日子长着呢，钱没了再挣，只要人齐整，啥都好说。现在才知道，人齐整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时候，等你到了需要用钱来换人齐整的当口，啥都晚了。

最后是社区主任帮了大忙。她是个四十多岁的妇女，热心肠，听说我家的事，帮我们申请了临时困难救助，又联系了医院走绿色通道，手术费用可以先垫一部分，剩下的分期还。桂芬的手术做了，换了个人工髋关节，术后恢复得还行，就是以后走路得拄拐，干不了重活了。

出院那天我用轮椅推着桂芬回家，楼下邻居大爷看见了，帮我们抬轮椅上楼。桂芬坐在轮椅上，腿用夹板固定着，脸色蜡黄，但还是冲人笑。进了门，屋里落了灰，窗台上那盆君子兰蔫了，叶子发黄耷拉着。我把桂芬安顿在床上，烧了壶热水，给她倒了杯放在床头柜上。她看着那君子兰，喃喃说了句：“老赵，你给花浇点水，养了十来年了，别死了。”

我端着杯子去阳台给花浇水，自来水哗哗地流进花盆里，浸透泥土的声响细碎绵密。我的眼泪突然就下来了，一滴接一滴砸在花盆沿上，溅起小小的泥点。没出声，就站在阳台上，背对着屋里的桂芬，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这辈子流过几次泪？我爹走的时候我十四岁，躲在被窝里哭了一整夜没出声。周铁柱还钱没影的时候我憋着。儿子落魄回来的时候我也憋着。这一刻站在阳台上浇一盆花，我憋不住了。

那盆君子兰是桂芬五十岁生日那年从早市上买的，十三年了，年年冬天开花，橘红色的，一簇一簇的，桂芬喜欢得跟什么似的，天天拿软布擦叶子。她说这花皮实，不用怎么管就能活，开花还好看。像她一样，皮实，啥苦都能吃，给点阳光就灿烂。

我哭完了，抹了把脸，回屋把花盆端进来放在床头柜上。桂芬睡着了，呼吸匀称，嘴唇干得起皮。我坐边上看着她，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想起年轻时她梳两条大辫子站在厂门口等我下班，一会想起她生赵磊那天疼得满头汗咬着毛巾不喊出声，一会又想起她摔倒在菜市场楼下那个早晨，篮子里的西红柿滚了一地，红彤彤的在水泥地上碎了好几颗。

我拿起手机翻了翻通讯录，从头到尾，一百多个名字，真正能打个电话说说心里话的，挑不出一个。有的走了，有的远了，有的像周铁柱那样，不见了。我最后给赵磊发了条短信，就一句话：“你妈手术做完了，恢复挺好，别惦记。”他回了个“嗯”，再没下文。

我把手机扣在床上，闭上眼。脑子里空了，什么都不想了，也什么都不指望了。

日子还是要过。桂芬慢慢能拄着拐下地了，我每天买菜做饭洗衣服擦地，伺候她吃喝拉撒。以前她干这些活觉得稀松平常，真到自己上手，才知道有多缠人。光是做饭就费劲，我炒菜不是咸了就是糊了，桂芬坐轮椅上指导我，急得直拍扶手。我让她别指挥了，爱吃不吃。她气得骂我老犟驴。

家里就我们两个人了，吵吵嘴倒热闹些。孙子被他妈带着，偶尔周末赵磊接过来送我们这儿待半天。赵磊又换了工作，跟人合伙搞了个快递驿站，忙得脚打后脑勺，送孩子来也是放下就走。孙子叫豆豆，八岁，上二年级，来了就趴地上玩他的变形金刚，玩够了吃饭，吃完饭他爸来接走。我试着跟豆豆说几句话，问问他学习咋样，他头也不抬地回一句还行。桂芬拄着拐追着给他喂水果，豆豆满屋跑，嚷嚷着不吃不吃。

我看着他们祖孙俩，心里说不上啥滋味。这孙子跟我们不亲，他从小在姥姥那边长大，跟我们见面少。桂芬有时候念叨，说等腿好了多带带豆豆，培养培养感情。我没接话。培养啥？等感情培养出来了，他一走，你心里又空一块。何苦呢。

转眼过了年，开了春，楼下的梧桐树发了新芽，嫩绿嫩绿的。桂芬的腿好多了，能自己扶着墙去厕所，也能站在灶台前炒个简单的菜了。她把君子兰又搬回阳台，天天晒着太阳，叶子重新绿油油的，就是不知道今年冬天还开不开花。

三月的一天，周铁柱来了。

他站在我家门口，瘦得脱了形，头发全白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脚上的鞋沾满泥点子。我开门看见他，愣了一下。

他张了张嘴，嗓子哑得像砂纸：“老赵……我回来了。”

我没让他进门，也没关门。我俩就隔着那道门框站着。楼道里的穿堂风刮过来，他夹克下摆飘了飘，露出来的毛衣袖口磨得起了毛球。

他从怀里掏出个塑料袋，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沓现金，五千块。他递过来，手抖得厉害：“老赵，先还你五千。我……我儿子那边房子没买成，钱让人骗了。我躲出去，是想凑钱，在工地上给人看了半年大门，攒了这些。剩下的……我慢慢还，行不？”

我看着那五千块钱，又看着他。他眼里头红红的，嘴角起了一圈燎泡。那个当年跟我拍肩膀骂厂长的周铁柱，现在像个犯了错的孩子，头都不敢抬。

我把钱接过来，没数，揣进兜里。我说：“老周，进来坐坐？桂芬包了饺子。”

他愣了一下，眼泪刷就下来了，连忙拿袖子去擦。他说不坐了不坐了，还得去闺女家看看。他转身往楼下走，走了两步又回头，叫了我一声：“老赵，对不住。”

我摆摆手，把门关上了。

桂芬在屋里听到了，问我谁来了。我说周铁柱，还了五千。桂芬叹口气，说：“还算他有良心。”

我嗯了一声，没多说。

那天晚上我自己在厨房就着蒜瓣喝了二两酒，把那张借条从抽屉里翻出来，在“五万”旁边用圆珠笔划了一道，写上“已还五千，余四万五”。然后把借条又折好放回去。

心里头那点凉气稍微热乎了一丁点儿，也只是一丁点儿。

日子又往前走了几个月。六月初，赵磊回来了，这回是大白天回来的，带了两瓶酒一条烟。他胖了点，精神头好了，说他跟人合伙的快递驿站效益还行，一个月能分个万把块。他把一个信封放在茶几上，里面是两万块，说再还我一部分。

桂芬高兴得合不拢嘴，赶紧去厨房炒菜。我坐在沙发上，看着那信封，又看看赵磊。他坐在我对面，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坐姿端正，不像以前那样歪歪扭扭没骨头的样子。他跟我说了这半年的事，说在南方开了半年货车攒了点钱，回来跟朋友合伙干快递，虽然累，但踏实了。

我听着，没怎么插话。临了他问我：“爸，等我再攒攒钱，把豆豆接回来住行不？我一个人带。”

我看着他说：“你自己的日子，你自己拿主意。过好了别跟谁显摆，过砸了别找谁哭。就行了。”

赵磊沉默了一下，点点头：“知道了爸。”

那天他吃了饭走的时候，桂芬又给他装了一袋子自己蒸的馒头。她腿脚不方便，就站在门口递给他，嘴里叮嘱着开车慢点注意安全。赵磊下了楼，桂芬照例趴在窗台上看。我过去把她拉回来：“别看了，又不是不回来了。”

桂芬扭头瞪我：“你这人咋这么冷呢？儿子有出息了你不高兴？”

我坐回沙发上，拿起那张存折——新办的，上面存着赵磊还的两万、周铁柱还的五千，还有我每个月从养老金里省出来的一千，攒到现在快四万了。我翻了翻，放回抽屉里。

“高兴，”我说，“但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不是过给谁看的。”

桂芬撇撇嘴，拄着拐去阳台了。窗外传来楼下孩子们追逐打闹的笑声，透过纱窗飘进来，脆生生的。

我一个人坐在屋里，听着那笑声，心里头没有波澜。

六十三岁了，我用了大半辈子明白一个道理：期望这东西，你揣在心里头，就是给自己上枷锁。你期望儿子成才，他不成才你痛苦；你期望老伴健康，她病了你就觉得天塌了；你期望朋友信义，他失信了你比丢了钱还难受。人这一辈子啊，最该想明白的就是，谁都不欠你的，你也别欠谁的。你把日子过成自己的，谁来你接着，谁走了你送着，不盼不怨，不惊不喜，才能把这剩下的路走稳当。

阳台上的君子兰今早开了花，只有一朵，橘红色的，迎着太阳开得挺精神。桂芬拄着拐站在那看了半天，回头冲我乐：“老赵，快来看，还当你浇的那些水白浇了，人家争气着呢。”

我走过去，跟她并排站在阳台上。楼下那棵老梧桐的叶子绿得发亮，风一吹，哗啦啦响成一片。

花开了，我想，挺好。但我也知道，明年冬天它开不开，随它去。

我活了63年，终于懂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千万不要对任何人抱有一点期望。懂了之后，心反而踏实了。剩下的日子，就这么过吧。不盼着好，也不怕着坏。来什么，接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