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共产党，楼下国民党——祖父与红十三军渠口交通联络站

我的祖父叶滨儒，1908年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渠口村。七岁入初小，两年后考取枫林高小，因家贫仅读一学期便辍学，随曾祖父学中医。曾祖父过世后，他边务农边行医，靠着刻苦自学，渐有医名。解放后加入联合诊所，成为专业医师。1998年冬，祖父在温州安然辞世，享年九十一岁。

祖父的一生横跨三个时代，而最令我刻骨铭心的，是他青年时代与红十三军生死相依的那段岁月。

祖父年轻时嫉恶如仇，目睹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的惨状，革命之火由此点燃。1930年春，浙南红军游击队力量正在秘密集结。经表兄卓平西、表姐卓珠英及温州绅士陈叔平引荐，祖父见到了游击队领导人胡公冕，恳切表达革命愿望。

胡公冕端详这位身穿长衫的年轻郎中，说道：“你行医为业，留在后方比扛枪打仗作用更大。”他给祖父两项任务：建立秘密联络点，渗入国民党经济部门筹措经费。

祖父谨记嘱托，在卓平西周旋下，谋得永嘉县田赋征收处沙头、巽宅粮库临时稽征员之职。每当银元经手，他设法截留部分，以“损耗”“短缴”作账，悄悄转交部队。最惊险的一次，他怀揣三百多块银元，以进药材为名赶赴温州朔门。

一家南货铺子实为红军交通联络站，后院阁楼上，祖父见到了中共中央巡视员金贯真。这位来自永嘉岩头、留苏归来的年轻革命者接过银元，紧紧握住祖父的手：“叶先生，部队已断饷数日，这批款子来得太及时了。”

金贯真

1930年5月上旬，红军攻入枫林镇后召开战士大会，宣布浙南红军游击队统一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简称红十三军），胡公冕任军长，金贯真任政委。此后红十三军相继攻打平阳、丽水、缙云等县城，浙南革命形势一度高涨。

然而就在攻打平阳期间，金贯真布置完攻城任务返回温州时被特务逮捕，当夜秘密杀害于松台山麓，年仅二十八岁。朔门南货店阁楼上的那次交接，竟是祖父与他的最后一面。

同年夏天，胡公冕隐匿在温州卓珠英家中策划行动，祖父多次将节余银元送达。每次交接，胡公冕都反复叮嘱：“世道凶险，言行务必谨慎。”祖父深知一旦失手便是掉脑袋的事，却从未退缩。

渠口村地处大小楠溪交汇要冲，交通员和失散红军频繁往来，祖父的药铺和住宅成了他们歇脚藏身之地。他一面坐堂问诊，一面为过往同志处理枪伤、调理风寒，药柜里的药材既是治病救人的良药，也成了掩护革命最自然的道具。通讯员汪瑞烈常来，有时半夜敲门，有时黎明翻墙。

解放后，胡公冕夫人彭猗兰亲笔出具证明，永嘉县人民政府也正式发文确认，我家祖屋即为红十三军在楠溪地区的重要地下交通联络站。

胡公冕

为掩护同志并刺探情报，胡公冕通过陈叔平运作，为祖父谋得伪乡长的身份，办公地点就设在我们的祖屋一楼。祖屋二楼后窗推开便是隐蔽山径，直通后山，同志一旦暴露，几分钟内便可遁入山林。祖父白天在一楼应付差事、与各方周旋，夜里则在二楼秘密接待革命同志。

而祖母承受的压力常人难以想象：楼上住着共产党交通员和红十三军要员，包括胡公冕女婿刘蜚雄；楼下却有国民党乡丁保长登门催粮。祖母后来常说：“楼上共产党，楼下国民党。”

不久，终于出了事。国民党当局以“通匪、资匪、窝匪”罪名把祖父从祖屋拖到院子，五花大绑。有人问：“你下属几个支部？”温州话里“支部”与“猪莆”——装猪崽的竹笼——几乎同音。

祖父抬头，一脸茫然：“这个……要问我家里的，母猪是她养的，有几个猪莆，装了多少猪崽，我记不清。”那人暴怒，枪托狠狠砸在祖父肩上。祖父当场跪倒，那一砸落下的伤，后半辈子每逢阴雨天都疼得抬不起胳膊。

祖父被押解到枫林关押两个多月，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能用的刑具几乎尝遍，却始终未吐露红军任何信息。后经卓珠英和陈叔平全力营救，祖父才得以出狱。重获自由后，他未被吓倒，反而更坚定了革命决心。

作者叶冠栋祖父叶滨儒

1930年冬，国民党重兵围剿红十三军。红军弹尽粮绝，武装斗争遭受重挫。胡公冕下令部队化整为零，掩埋武器，分散隐蔽。他与刘蜚雄藏身垅岙溪深山，后转移时在乐清虹桥镇被自卫队查获。经多方斡旋担保，二人化装成商人，由柯泰好护送至海边，雇小船从台州返回上海，暂脱险境。

1931年春，为筹经费，胡公冕派刘蜚雄、杨波秘密返温。卓平西召集胡黄金、胡协和等八名骨干，暗藏短枪，住卓珠英家。他们绑架城中大地主诸厉生之子至楠溪，关押陈时镜家。

不料消息走漏，反动武装迅速包围搜捕。陈时镜为掩护同志壮烈牺牲，卓平西连夜逃往上海，家宅被捣毁，全家逃至我家避难。那段日子，祖父药铺挤满惊魂未定的家属，祖母没日没夜烧水做饭。

同年夏天，胡公冕再派刘蜚雄、雷高升、杨波等人返浙，试图重整旗鼓。刘蜚雄率部以龙潭坑为根据地，雷高升在永嘉、仙居边境游击。两支队伍一度各自为战。入冬后，胡公冕派陈全善护送卓平西从上海潜返，与刘蜚雄会合。

我家祖屋再度肩负起交通联络站的职能。祖父每隔数日背起药箱，以出诊为名翻山前往龙潭坑，为伤病员治伤换药，同时充当刘、卓之间的联络信使。药箱底层常年藏着纱布、金疮药和几封密信，翻山过岭时若遇盘查，他便说一句“山里人病了，等着抓药”。经反复劝说，两部最终重新汇合。

岩头事件旧址

1932年春，刘蜚雄、杨波赴上海汇报，部队暂交雷高升和卓平西指挥。五月，红军在永嘉、仙居边境连续苦战，粮弹两竭，决定诈降以骗取补充。敌人却在岩头镇东宗祠堂以“点名发枪”为名，集体枪杀二十多名红军干部战士，雷高升被押至温州杀害。这便是震惊浙南的“岩头事件”。

祖父心急如焚，冒雨连夜赶往岩头，出资协助牺牲同志家属认领遗体安葬，同时四处打探失散者下落。楠溪山间传唱起悲壮民谣：“死了老雷，有平西；杀了家业，有中飞；打死黄金，有青枝。”

胡公冕在上海闻讯悲愤交加，向党组织请命。同年七月，他率徐挽澜、朱柱、徐象连、滕时顺潜回温州，密谋新行动。徐象连、朱柱在城内策动驻军倒戈，徐挽澜恢复基层组织，卓平西召集红军旧部。

胡公冕秘密抵达卓平西家，因邻居告发，星夜转移至西岸。祖父提前带人在龙河渡口等候，乘夜色将胡公冕护送至西岸卓珠英家，再转至长垅山金新科家，此处成为策划暴动的临时指挥部。胡公冕召开“兵运”会议，制定里应外合夺取温州城的方案。

金新科家旧址

那段时日，胡公冕等人的饮食物资大部分由祖父设法供给。一切就绪后，胡公冕命徐挽澜等人化装进城潜伏，嘱咐祖父提前进温州东门担任联络向导，约定次日夜半举事。

然而举事前数小时，国民党城防团部接获密报，全城戒严、关闭城门大肆搜捕。胡公冕紧急下令撤退。卓平西迅速为他改换装束，由金新科家后山小路经信岭徒步向西，辗转返沪。不久，胡公冕在上海被叛徒出卖被捕。

党组织旋即派刘蜚雄再度来温，与卓平西重整武装。滕时顺、徐伯鹏等人先后赶到，根据地移至永嘉、乐清交界的珠山、全安、赤岩山一带。此时除祖父家和卓珠英家外，其余联络点均遭破坏。

刘蜚雄更名改姓，扮成文弱书生，在祖父家住了两个多月。白天他到渠口村路廊讲《三国》、唱京戏，还去村小代课，与群众打成一片，无人察觉他的真实身份。汪瑞烈、柯贵卿、卓清风常摸黑前来汇报。祖母晚年回忆，那时父亲尚在襁褓，刘蜚雄常抱他在怀。

1934年春，乐清反动保安团勾结地主武装，围剿珠山、全安、赤岩山根据地。红军寡不敌众，根据地被摧毁。柯贵卿、卓清岩、李永升、陈时传等被捕入狱，卓平西、刘蜚雄、陈时挠突围。卓平西妻子、长子卓力文及柯泰好妻子也一同入狱，被迫流亡。浙南红十三军历时五年的武装斗争基本结束。数以千计的革命者倒在血泊，数以千计的亲属受到株连。

此后，我家的交通联络站不再使用。刘蜚雄撤离浙南，卓平西远走他乡。祖父重新回到药铺，安安静静地做他的医生，替人看诊、抓药。遇到穷人家拿不出钱，他就把药包好递过去说：“不急，有了再说。”药柜下层常年备着几包免费的草药，专送给穷苦病人。他总说，药是救人的，不是换钱的。

邻村有个孤老太，风湿痛多年下不了地，祖父每隔半月翻一座山梁去给她针灸，分文不收。那年腊月大雪封山，家里人劝他别去了，他裹上蓑衣说：“她的药只够吃到昨天。”踩着没膝的雪就出了门。后来老太的侄子从外地回来，拎了一篮鸡蛋来谢，祖父只拈了一枚，说：“够了，其余的你姑妈补身子用。”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大批政治犯获释。被通缉多年的卓平西从西北归来，与祖父、叶芳、陈明俊组织抗日自卫队，在楠溪两岸开展抗日宣传和训练。后因内部成分复杂，队伍解散。祖父重操旧业，重新拾起医书，考取了正式行医资格，彻底回归医道。

叶滨儒大学毕业证书

解放后祖父加入联合诊所，后又进入公社卫生院工作。他的一生，一半在战火中为革命奔走，一半在药香里为百姓守候。

如今，祖屋早已坍塌，后山那条隐蔽的小径也湮没在荒草之中。可每当我回到渠口村，站在那片废墟前，耳畔仿佛还能听见深夜的敲门声、阁楼的低语声、祖母压着嗓子说出的“小心脚下”。

那些声音早已散在风里，却从未真正消失。它们汇聚在一起，便是浙南革命最真实、最动人的回响。而我的祖父祖母，就是这万千回响中最朴素也最坚韧的那一个音符。

附记：本文作者叶冠栋，温州某单位退休干部。文中所记红十三军渠口秘密交通联络站相关史实，经胡公冕夫人彭漪兰签字确认，留存于永嘉县档案馆。白马惊天剑在保持核心史实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了二次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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