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内近300家中小银行获资本补充，农商行占比近七成

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郭聪聪

进入2026年，中小银行增资扩股动作密集展开，农商行是其中绝对主力。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派出机构年内已披露近300份银行机构增资扩股的相关批复，其中方案批复57份、变更注册资本批复242份。从银行类型来看，农商行占比超过七成。

按增资流程，监管部门先下发方案批复，原则同意银行的定向募股方案；方案实施、资金到位后，再下发变更注册资本批复。两个环节环环相扣。

仅8月以来，就有江西九江、吉安、抚州等地接连批复，都昌、东乡、遂川等20多家农商行相继拿到方案批复“通行证”。同期，山东、湖南、江苏、浙江、四川、安徽、福建等省份也密集披露了一批农商行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

从增资规模看，大小不一，从百万级到千万级不等：四川德阳农商行增资6906.87万元，注册资本从46.05亿元升至46.74亿元；湖南龙山农商行增资1375.2万元，注册资本从2.75亿元变更为2.88亿元；小的如湘西花垣农商行，仅增资274.9万元。

为何密集定增？

进入2026年，农商行定增潮的最主要驱动力，是资本充足率持续承压的现实。

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披露，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农商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2.91%，明显低于行业均值15.26%。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近期农商银行密集定向募股，既是资本充足率持续下降的被动选择，也是农村信用社改革化险的主动选择，“农商行不良贷款率偏高、净息差收窄，内源资本积累不足，定向募股成为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直接的手段。”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同样表示，“农商行资本充足率长期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其微幅改善本身恰恰来自增资扩股，若无外部注资，缺口只会更大。”

具体来看，双重挤压导致资本缺口不断扩大。薛洪言指出，一方面收入端净息差收窄，利润留存这条最可持续的内源渠道受限；另一方面支出端不良核销持续消耗资本，信贷投放又需资本支撑。

与此同时，农商行增资潮还与省联社改革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当前多地正加速推进省级统一法人改革，而增资扩股正是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的必要环节。

薛洪言指出，省联社改革加速推进，组建省级法人或联合银行需充实资本、处置不良，改革化险的刚性需求进一步放大了缺口。可以说，这轮密集增资既是监管达标的被动要求，也是改革化险的主动选择。

董希淼还指出，定向募股对象正在呈现结构性变化：民间资本参与意愿减弱，而地方政府因看重农商银行承接地方债务、服务县域经济的战略价值，依托国资平台积极参与，“定向募股既是为了化解风险，也是为了未来发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谁在给农商行“补血”？

本轮增资有一个显著特征——地方国有资本深度参与。

7月，江苏盱眙农商行就通过定向募股8550.5万股，引入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和盱眙国联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两家地方股东；8月，贵州监管局批复同意贵阳农商银行吸收合并乌当、花溪、修文、息烽等7家农商行，并同步同意其定向募股方案。

襄阳农商行的动作更为密集：6月该行向枣阳市水利工程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定向募股，募资9900万元获批；同月，该行还获批向襄阳市樊城区城市更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定向募股8000万股，募资1.2亿元；进入7月，该行再向襄阳东津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定向募股6666.67万股，募资约1亿元，两月内累计引入地方国资近3.2亿元。

薛洪言认为，地方国资成为绝对主力，背后有三重逻辑：

一是政策上，中央压实地方政府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叠加央企“退金令”清理非主业金融股权，地方国资成为最自然的接盘方；二是现实上，民营资本投资意愿减弱，地方政府看重农商行承接地方债务融资、支持县域经济的战略价值，愿以国资平台托底；三是改革上，省联社改革中省级联合银行以“上参下”方式入股，本身即是改革内容。

地方国资进入后，治理影响是双面的。

薛洪言分析：“积极一面，国资提升股权集中度与稳定性，推动‘三会一层’架构完善，信用背书提振市场信心；风险一面，国资须尊重农商行独立法人地位，若行政干预过度，可能使信贷过度倾向政府项目、偏离‘三农’小微本源，甚至‘一股独大’损害中小股东权益。”在他看来，国资主导将成常态，关键在构建“国有资本主导、多元股东制衡、市场机制运作”的治理体系。

董希淼表示，短期看，定向募股确能破解农商银行资本不足的燃眉之急，迅速增厚风险缓冲垫，防止陷入恶性循环。

不过他也强调，长期而言，如果农商银行发展模式、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没有根本改善，新增资本很快会被不良资产和经营亏损消耗，形成“补血-失血-再补血”的负循环。

在他看来，近期的定向募股不仅是简单输血，更是股权结构优化和治理完善的契机。地方国资进入有助于规范股东行为、改善公司治理。如果能把增量资本精准投向农村金融、绿色信贷等重点领域，同时拓展财富管理等中间业务增厚留存收益，外部“输血”有可能转化为内生“造血”的起点。

“关键在于改革是否同步有效推进，能否真正完善公司治理，形成内外部有效约束，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展望未来，董希淼判断定向募股作为改革化险的重要手段，将趋于常态化、机制化。在农村信用社改革加速推进下，农商银行将呈现三大趋势：

一是机构整合持续深化，省级农商联合银行、省级农商银行以及市级农商银行组建加速，规模效应和风险抵御能力增强；

二是“减量”与“提质”并行，在机构数量减少的同时，强化股东穿透监管和公司治理，推动农商银行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更加聚焦支农支小、服务县域经济的本源定位；

三是加大存量风险处置力度，通过自主清收、批量转让、资产证券化等手段，加快风险出清，减轻发展包袱，同时严控新增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