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北京什刹海北岸,醇亲王府的一处院落里,爱新觉罗·溥任正忙着筹备学校。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王府里的公子,而是一名要为一家老小谋生的校长。
这座王府曾经与清末皇室紧密相连。溥任的父亲载沣,是宣统皇帝溥仪的生父,也是光绪皇帝的弟弟。严格说来,慈禧是清廷的最高权力者,光绪是载沣的兄长,溥仪则是溥任同父异母的哥哥。这样的家世,放在普通人身上几乎难以想象。
可溥任出生时,清朝已经结束。1918年9月21日,他在北京醇亲王府出生,面对的不是帝王时代,而是一个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旧中国。
童年时期,王府像一座与外界隔开的院子。溥任在任真堂读书,老师多为旧式文人,所学内容包括经史、书法和绘画。每天功课开始前,还要向孔子牌位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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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少能够自由出门。偶尔跟随家人进宫探望溥仪,必须坐在马车里,途中不能随意下车。年幼的溥任常常掀开车帘,偷偷观察街上的行人。
街道并不体面。
破旧的房屋,衣衫单薄的百姓,雨水冲坏的路面,这些景象与王府中的庭院形成鲜明对照。贵族生活给了他安稳,却也让他更早意识到,院墙外才是真实的社会。
1932年,溥仪在日本扶植下前往东北,建立伪满洲国。载沣曾专程前往长春,试图了解儿子的处境,回来后却十分失望。他看清了所谓“皇帝”不过受日本人控制,于是告诫溥任:“靠别人保住的身份,终究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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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后来成了溥任处世的重要准则。
抗战时期,北平物价飞涨,醇亲王府也无法置身事外。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府中不得不出售收藏和旧物。显赫的门第逐渐失去实际意义,真正摆在眼前的,是柴米油盐。
日本投降后,北平局势依旧不稳。国民党军政机关进城后,常征用民宅作为办公和驻军场所。溥任与父亲商量,决定把王府的一部分办成学校,因为学校不容易被征作军用。
校名起初拟作“净业”,取自附近的净业湖和净业寺。溥任认为,“竞业”二字更有勉励求学、勤奋进取的意思,载沣听后表示赞同。1947年,竞业小学正式开办。
学校最初只有几十名学生,后来增加到两百多人。溥任既是校长,也是教师,课程、招生、经费,样样都要过问。对他而言,这不只是谋生办法,也是摆脱旧身份的一次实际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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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溥任曾担心王府会被直接收归国有。有关方面在处理这类历史遗留问题时,并没有简单按照家族身份“一并处理”。溥仪的政治选择与溥任个人的生活道路,被区别对待。
这让溥任放下了心。后来,国家以购买方式接收王府,溥任一家搬到魏家胡同居住。载沣还将家中一千多册书籍、部分文物以及醇亲王金印捐出,王府原有空间则被用于教育等公共用途。
竞业小学后来迁出王府。溥任也从校长转为人民教师,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直到70多岁才退休。工资并不算宽裕,家中又有五个子女,但一家人仍靠劳动维持生活。
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金友之。“金”取满族旧姓之意,既保留了一点文化根脉,也避免了“溥任”这个名字带来的特殊注目。邻居知道他的身份后,常称他“任四爷”,他并不摆架子,骑自行车、坐公共汽车,和街坊相处得很自然。
有一次邻居打趣:“四爷,您怎么总捡这些石头?”溥任笑着回答:“石头也有自己的样子。”这不是贵族式的收藏,而是普通生活里的兴趣。他读书、写字、画画,也喜欢在路边寻找形状特别的石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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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书画成为他继续服务社会的方式。1994年,86岁的溥任受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参与清史资料整理,并整理父亲载沣留下的《使德日记》。文史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提出报销交通费,他仍习惯骑车或乘坐公交前往。
书画所得没有全部留给家庭。1991年,他与二哥溥杰向北京小学捐款;1994年,两人在日本售字画所得捐给青少年发展基金会;1996年,溥任向密云古北口满族、回族小学捐款并设立奖学金,1998年又追加捐助。
他住的房屋并不奢华,年久失修时甚至漏雨漏风。家里主要依靠妻子的退休金过日子,而书画收入则更多用于助学和公益。出身于旧王朝宗室的溥任,最终把姓名、藏书和余力,都放在了教育与文化传承上。
2015年4月10日,爱新觉罗·溥任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醇亲王载沣一脉“溥”字辈的直系人物,也由此走到了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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