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如何体现？中国最新高中历史教材中将“高句丽”标注为“高丽”的具体做法解析

很多人刷到历史视频时，看到“隋炀帝三征高丽”“唐灭高丽”，又看到“高句丽遗址”“高句丽壁画”，心里一下就乱了：这到底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跟韩国历史里的“高丽王朝”又是什么关系？更离谱的是，有些节目一会儿说“高句丽”，一会儿说“高丽”，也不解释，仿佛大家都应该天然明白。

说实话，这种混乱不是普通人不懂，是这事本身就有点绕。一个国号被两拨不同的民族政权先后用了几百年，还牵扯到现在中韩朝三边的历史叙事和政治敏感，结果就是：同一个词，在不同语境里指的不是同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不兜圈子了，直接把这件事从头到尾捋明白：从朱蒙建立高句丽，到后来“高句丽”改称“高丽”，再到几百年后王建又起了一个“高丽王朝”，到底是一条连续的线，还是几段互不相干的故事，只是刚好撞了同一个名字。

先说结论：
历史上确实有两个“高丽政权”，而且都和中国、朝鲜半岛紧密相关，但它们不是一脉相承，而是类似“秦”“前秦”“后秦”“晋”“后晋”这种，同名，不同家，只是后面那一位刻意借用了前面的国号。

要把这故事讲清楚，得分四步走：先讲是什么，其次讲怎么开始的，再讲中间发生了什么，最后看它留下了什么后果。

第一部分：到底有几个“高丽”，它们分别是什么

先把最容易搞混的地方掰开讲。

历史上跟“高丽”“高句丽”这个词相关的，主要有两拨政权：

第一拨，是我们今天常说的“高句丽”，也可以叫“（前）高丽”。
它的起点在中国东北，创始人是扶余人朱蒙。这个政权起步时国号不叫“高句丽”，而是“卒本扶余”，后来因为攻占了汉朝的“高句丽县”，才改名为“高句丽”，再往后，在南北朝时期渐渐改称“高丽”。它的势力范围从吉林、辽东一直扩展到朝鲜半岛北部、平壤一带，是当时中国东北边疆一个非常强势的民族政权。

第二拨，是韩国史书里的那个“高丽王朝”，建国者是王建。
这个高丽，是新罗末期乱局中崛起的辰韩系统的势力，公元918年正式建国，1392年被李成桂推翻，后者建立了朝鲜王朝。韩国史学界一般把它视为继承“三韩”“新罗”的传统。这个政权的活动范围主要在现在的朝鲜半岛中部和南部，与早期的高句丽有部分地理重合，但族源不同、统治集团也不一样。

这两拨高丽之间的关系，用一个比方就明白了：
就像中国历史里的“秦朝”和后来的“前秦”“后秦”；又像“晋”和“后晋”；再比如“唐”和“后唐”——后面那些带“前”“后”的，并不是原来的延续，而是拿旧国号来提高自己的“档次”，或者表达某种政治姿态而已。

所以，前面的“高丽”（也就是高句丽改名后的那个）和后面的王建“高丽”，在国号上有重合，在地理上有部分重叠，但从族群根基、政治传承、文化源流来说，并不是一条线上的“祖孙三代”，而是“用了同一个牌匾的不同店”。

为了方便区分，现在不少研究者会用“高氏高丽”指前者，用“王氏高丽”指后者；也有人直接叫前者“前高丽”，后者“后高丽”。这两种叫法都体现同一个意思：国号一样，人不一样，时代不一样，血缘和制度传承也不一样。

第二部分：这场混乱是怎么起的——从朱蒙到“高句丽”的改名

要理解这个名字到底怎么变化的，得从最早的起点说起。

公元前37年，东北的扶余人朱蒙在纥升骨城建国。纥升骨城的位置，大致在今天辽宁桓仁一带，当时属于汉朝控制边缘的区域，政治环境比较复杂，有汉廷势力，也有各种地方部族。朱蒙建立的政权，最初国号是“卒本扶余”。这个“扶余”本身就是东北古老的一个族群名称，在汉文献里有很多记载。

这个政权发展得很快。到了公元14年，它攻占了汉朝“玄菟郡”的“高句丽县”。这个“高句丽县”，是汉王朝在东北设置的一个县名，带有地名色彩。朱蒙政权拿下这里之后，直接把自己的国号从“卒本扶余”改成了“高句丽”。相当于把一个地方行政单位的名字升格成了整个王国的名字。

在汉代的文献中，这个名字写法有细微差异，有时写作“高句骊”，有时简称为“句骊”。但本质上指的是同一个政治实体。

从这个节点开始，“高句丽”逐步在汉文献里固定下来。两汉到魏晋时期，不管是汉朝的《后汉书》，还是魏晋南北朝的《三国志》《晋书》，说到这个东北政权时，用的都是“高句丽”这个名。

高句丽建立以后，基本走的就是先在边缘立足，再向周边扩张的路线。汉朝在东北设置过“乐浪”“玄菟”“临屯”“真番”等“朝鲜四郡”，作为管理朝鲜半岛北部和辽东的行政系统。高句丽崛起之后，对这四郡不断蚕食。伴随着汉帝国中原的动乱，东北边防力量减弱，高句丽的势力渐渐把汉朝原有的控制线挤掉，自己变成东亚东北方向的强力玩家。

随着领土扩大，政治中心也开始移动。公元3年，政权迁都“国内城”，大致在现在吉林省集安市一带。高句丽在这里驻扎了四百多年，这段时间它的核心区域其实更偏向现在的中国东北，而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纯粹韩国”。

直到427年，它才把首都迁到了平壤一带，从此更紧密地介入朝鲜半岛的权力格局，与百济、新罗形成三国鼎立局面。

也就是在这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高句丽”这个名字细微地发生了变化：在南北朝时期，它开始改称为“高丽”。

关于这个改名，严格的说法是：具体最早出现的时间已经难以百分百锁死。史书没有一条清清楚楚写着“某年某月改国号为高丽”，但我们能通过考古和文献交叉判断个大概。

比如根据出土碑文，高句丽在文咨明王时期（492—519年在位）已经明确自称“高丽大王”。这说明至少5世纪后期，这个政权内部已经普遍使用“高丽”这个简称。对一个国号来说，长用短省，本身就是常见现象——“高句丽”三个字读起来有点绕，简化成“高丽”不奇怪。

文献方面也能看到名字的更替。早期的《后汉书》《三国志》《晋书》这样的史书，习惯上仍称它为“高句丽”，因为它们写的时代主要是两汉到西晋的情况。但到了之后编写的《北史》《南史》《宋书》《魏书》《周书》《北齐书》《南齐书》《陈书》，说起同一个政权时，“高丽”一词开始占主导。

也就是说，从汉魏晋时代到南北朝时代，这个政权实际上叫的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名称从全称“高句丽”逐渐过渡到略称“高丽”。

隋朝的时候，这个新名字被彻底放大传播。隋炀帝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征伐，当时官方文书和后来的史书里，都叫这事“征高丽”，而不是“征高句丽”。这就是大家熟知的“隋炀帝三征高丽”。到了唐朝，《旧唐书》《新唐书》都单列了《高丽传》，说的就是这一脉的东北民族政权，而不是后来的王建王朝。

所以，严格区分一下：
两汉、魏晋时代说的是“高句丽”，到了南北朝、隋唐时代说的就是“高丽”。政权本体没变，只是名字简化了。

现在的高中历史教材其实已经把这个变化说得很明白了。教材里写：“隋炀帝自恃强盛……又三次大举征伐高丽”，旁边的注释标出来：“高丽，是当时中国东北边疆的民族政权。本称高句丽，高丽一名始见于南北朝。”也就是说，教科书也在引导大家：别把隋唐史里的“高丽”，和后面的“高丽王朝”混为一谈。

问题是，后来又来了一个“高丽王朝”，名字完全一样，事就开始复杂了。

第三部分：故事中间发生了什么——前高丽的覆灭与后高丽的登场

先把“前高丽”的结局讲清楚，然后再说“后高丽”是怎么粉墨登场的。

隋炀帝三征高丽，结局大家都知道：人没打服，国倒是被自己折腾伤了。三次战争消耗巨大，没能彻底拿下高丽，反而加速了隋朝内部矛盾的爆发，为李渊起兵打下了基础。唐代的做法就没那么急躁，一边修养生息，一边慢慢推动对东北和朝鲜半岛局势的调整。

到唐太宗、高宗时期，唐朝在东北的战略核心，是削弱高丽、拉拢新罗，最终构建一个以唐为盟主的新秩序。经过多次战争，唐朝在公元668年左右彻底摧毁了高丽政权，将其主要领土纳入唐的行政体系或交给新罗。高丽作为一个独立政权，就此在史书里画上句号。

这个被唐“灭掉”的高丽，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从“卒本扶余—高句丽—高丽”一路发展过来的政权，属于中国东北边疆民族政权的一部分。

它灭亡之后，朝鲜半岛的格局进入了“统一新罗”时期。新罗在唐的扶助下吞并百济、高丽的大部分地区，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半岛政权。不过，这个统一在内部并不稳固，贵族争权、地方势力坐大、本部与边缘矛盾都在酝酿。

等到9世纪末、10世纪初，新罗的统治摇摇欲坠，半岛进入所谓“三后国”时代：后高丽、后百济、新罗并立，局势非常混乱。

这里就轮到王建登场了。

王建是辰韩系出身的人物，从后来的王氏高丽的立场看，他是半岛传统势力的代表者。公元918年，他正式建立了一个新政权，国号就叫“高丽”。按照当时的说法，他占据的地区基本上是前高丽的旧地，又处在朝鲜半岛的核心区域，所以他觉得自己“继承了高丽的大统”，拿“高丽”这个国号，是一种政治宣示：我们才是真正接班人。

王建的这个选择，不是孤例。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借旧国号提升正统性”的操作，大家都玩过。氐族建立的“前秦”“后秦”，直接用“秦”来向关中汉人示好；鲜卑建立的北魏，名字上就有“魏”；南匈奴、五胡十六国里这种借名认祖的操作多得数不过来。

王建高丽内部也明确表达过这种“自认继承”的意识。高丽成宗时期，大臣徐熙就公开说过：“我国即高勾丽之旧也，故号高丽。”意思很直白：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就是当年高句丽（高勾丽）的旧地和旧统，所以才叫“高丽”。

从政治宣传角度看，这句话很有用。它帮助王建政权在面对新罗旧贵族及百济残余势力时，给自己贴上了一个“有历史、有来头”的标签。然而从学术角度看，它更像是一种“主动认祖”的姿态，而不是确凿的血统传承。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王氏高丽的族源、统治集团和整个社会结构，更接近“三韩—新罗”的路线。它的精英群体、宗教结构、语言文化，都和前高丽有明显区别。它所继承的，只是前高丽曾经统治过的部分地理空间，以及在民间记忆里残存的一些象征性的“旧王国光环”。

所以在现代研究里，大家更倾向于把这个关系理解为：后高丽“借用并宣称继承前高丽”，但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血脉相承的后代王朝”。

也正因为如此，后世为了区分，才出现了各种叫法：
有人叫前者“高氏高丽”，后者“王氏高丽”；有人直接按中国传统说法叫前者“高丽”（不加任何前缀），后者叫“后高丽”。这和后唐、后晋的叫法逻辑是一致的：原来的叫“唐”“晋”，后面跟着蹭名字的，就带一个“后”。

这时候问题就来了——中国学界在不同阶段对这两者的定位和叫法，其实也发生过变化，而这些变化又深深受制于外交环境和现实政治，这就让普通读者更加摸不着头脑。

第四部分：这件事后来造成了什么影响——史学界的摇摆、政治的介入和我们今天的理解

如果只是古代国号重名，这事其实没多大难度，史学家加几个注释就能搞定。真正让它变得难以理清的，是近现代以来中朝韩三国对这段历史分别有自己的政治诉求，而且互相牵扯。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很多史学著作里，往往把“高丽”当作朝鲜历史中的一个政权。尤其是提到迁都平壤之后的高丽，有学者认为它已经完全“脱离中国范畴”，更应该放在朝鲜史里讲。这样的说法，多少受到了当时学术习惯和对“民族—国家”框架的理解影响：只要更多在半岛活动，就往朝鲜那边划。

这个阶段里，有一种比较常见的看法是：前高丽（高句丽）是一个“在中国和朝鲜之间摇摆的边缘政权”，既不是彻底中国的，也不是彻底朝鲜的，甚至有人干脆拉到“朝鲜史”的版块里去解释。

到了90年代之后，这种认识开始出现明显调整。原因也很现实：中朝韩三国在边界问题、文化认同、历史叙事方面的博弈加剧了，各方都希望把某些历史资源纳入自己的“叙事范围”。简而言之，高句丽这段历史，不再只是书房里的学术课题，而成了现实政治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界提出一个明确的立场：高丽（高句丽）是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是中国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早期的核心区域在吉林、辽东，长期与中原王朝发生密切互动，是以汉文化为外在参照的边疆民族政权，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朝鲜王朝”。

同时，为了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明确地区分前高丽和后高丽，90年代的很多论著和公共话语开始有意统一用“高句丽”来称呼前者，后者则保留“高丽”这个叫法。这么做的直接结果是：普通人一眼看过去，就会以为高句丽和高丽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甚至不知道“高丽其实就是高句丽的简化名称”。

从史实来说，这样的叫法有一定简化甚至割裂历史的问题。因为在南北朝、隋唐时，“高丽”就是高句丽的官方称呼之一。如果一律把前者叫“高句丽”，就等于抹掉了它在那几百年里被称为“高丽”的事实，这对理解隋炀帝三征高丽、唐灭高丽这些事件的真实语境是有影响的。

近些年，随着文化自信的增强和对东北边疆历史的再研究，中国这边的叙述开始更自然地接受一个事实：
所谓“高句丽”和“高丽”，在古代是同一个政权不同阶段的两个称呼，前者是早期全名，后者是后期简化。隋炀帝征伐、唐朝灭的这位“高丽”，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高句丽”的后期阶段，而不是后来的王建高丽。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历史叙述就可以更完整地展开，而不再需要通过人为拆分名字来回避现实中的敏感。

从长远影响来看，这场关于“高句丽—高丽—后高丽”的名称之争，其实牵动的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三个层面的东西：

一个是学术层面：
我们到底如何定义“中国历史”“朝鲜历史”“韩国历史”的边界？像高句丽这样既在东北、又在朝鲜半岛活动的政权，究竟应该归类为哪一方？更深一层说，这种归类是否有必要被硬性二分，而不是承认它是一个跨区域、跨族群的混合体？

一个是政治层面：
国号、疆域、遗址、文化符号，都可能被不同国家用来支撑现代民族主义叙事。谁说“高句丽是自己的历史”，背后往往不是单纯的兴趣，而是现实中的主权、边界、文化安全感。这一点，在近几十年的国际争论当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

还有一个是普通公众层面：
我们在教材、影视剧、网络内容里看到的名字和故事，很大程度上是被这些学术变化和政治选择过滤过的。名字一变，感觉就不一样了。只要你不去翻原始史书，很难意识到：“高句丽”和“高丽”有时候是在说同一个，在别的时候又是在说另一个。

所以现在如果要给一个相对负责任、同时也方便记忆的说法，可以这样整理：

第一，“高句丽”与“高丽”在古代史书中，有明确的时间分段。
两汉—魏晋阶段，叫“高句丽”；南北朝—隋唐阶段，多叫“高丽”。这个高丽，是朱蒙一脉发展出来的中国东北民族政权，后来迁都平壤，深度介入朝鲜半岛，但仍保持和中原王朝的复杂互动。

第二，王建的“高丽王朝”，是几百年之后的另一个政权。
它的族源更偏向“三韩—新罗”，是在统一新罗后期动乱中崛起，主动借用了“高丽”这个历史国号，用来宣示自己继承了前高丽的“旧统”。它在韩国史中被视为第二个王朝，与百济、新罗并称“后三国”时代里的关键角色。

第三，从传统中国史学视角看，前高丽（高句丽／高丽）可以不改名，继续叫“高丽”；后者则应当加“后”，称为“后高丽”。
这种叫法与“秦—前秦—后秦”“晋—后晋”“唐—后唐”的逻辑一致：原来的名字属于先来的那一家，后面抢名字用的，自然要加个“后”以示区别。而现代为了更清晰，也会加上“高氏高丽”“王氏高丽”这样的学术术语。

最后，回到最初那个让人困惑的问题：
当我们在书里看到“隋炀帝三征高丽”“唐朝灭高丽”，这里的“高丽”，不是韩国历史里那个王建高丽，而就是朱蒙后代的高句丽政权演变后的正式称呼。而当我们说“918—1392年的高丽王朝”，说的是另外一个时代、另外一个族群主导的政权，只是借用旧名，并不代表它就是高句丽的直接后裔。

说清楚这点，其实不仅是给历史爱好者解惑，更是提醒我们：看待古代东亚的历史，不要太习惯性地用现代国家边界去切，用“一国一史”的思路去划。很多事情，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名字的重合也好，疆域的重叠也好，都是东亚复杂历史的一个缩影。

把“高句丽”和“高丽”的这段故事捋顺了，再去读隋唐，去看朝鲜半岛的前后三国，你会发现很多原来模糊的东西，突然就顺了：原来“高丽就是高句丽的后期名称”，原来“王建只是借用了这个名字”，原来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也曾经被现实因素推着来回摇摆过。

历史不会因为我们今天怎么叫它而改变，但我们怎么叫它，确实会影响我们怎么看待这段历史。把这几个“高丽”分清楚，其实就是在尽量让自己站在一个更冷静、更完整的位置上，看这段横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共同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