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还曾听许多同乡人讲,婆婆凹上有劫匪。
桃坑乡的婆婆凹位于夏罗村,上七下八,之后就到舲舫乡,进县城。
所谓“上七”,指的是从夏罗村那边开始往上爬,到婆婆凹的最高处,不多不少正好七里山路。这七里全是上坡。
夏天走这段路最遭罪,太阳晒不着,但山里的潮气蒸得人满头满身都是汗,衣裳贴在背上,黏黏糊糊的。冬天更不必说,山风从凹口灌进来,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走几步就得停下来搓搓手,不然指头冻得连包袱都解不开。
好不容易熬到凹顶,望见前面开始往下走了,那才是“下八”的开始。下山的路虽然省力气,但比上山还危险,脚下全是青石板,被山里的露水浸得滑溜溜的,一不小心就能摔个跟头,旁边就是陡坡,摔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八里山路下来,人的两腿早就打哆嗦了,膝盖酸得直不起来。等终于走到山脚下,看见舲舫乡的地界了,那才算是松了半口气。再从舲舫到县城,还有三十里平路,走起来就轻松多了,路边也渐渐有了人家,有了店铺,能讨碗水喝,能歇歇脚。所以那时候从桃坑去一趟县城,全程六十里,早上天不亮就得出门,打着火把走一阵,等天亮了灭掉火把继续赶,中间在婆婆凹顶上的茶亭里歇一歇,啃两个红薯或者冷饭团,再接着赶剩下的路,紧赶慢赶,到县城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下午两三点钟了。要是路上耽搁了,或者挑的担子重了,那就得走到太阳偏西才能到。
这里之所以有劫匪,原因有三:
一是山凶水恶,人穷志短,历史上的客家人是外来人无田无山,很多就以抢劫为生。
你只要站在婆婆凹顶上朝四面望一望,就能明白什么叫“山穷水恶”。满眼全是山,一座接一座,层层叠叠地压过来,天被山头挤成一小块。
地是那种瘦得冒不出油来的黄泥土,种下去的谷子到了秋天收回来,一把谷穗捏在手里轻飘飘的,连壳带米都没有几两重。
这里住的又多是客家人,他们的祖上从广东、福建那边迁过来的时候,好田好山早就被本地人占完了,他们只能在最偏、最贫瘠的山沟里落脚,开几块巴掌大的梯田,搭几间茅草房,勉勉强强过活。
到了我们这一代,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几辈,但底子还是薄,各家各户的口粮经常接不上,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米缸见了底,菜园子里只有些老得嚼不动的菜帮子,小孩子饿得哇哇哭,大人只能把裤腰带再勒紧一圈。
婆婆凹近在咫尺,那里每天都有来来往往的行人,有挑山货出去的,有驮布匹盐巴进来的,身上多多少少带些钱物。
抢一票,一家子就能撑过整个冬天。于是胆子大的,就这么干了。
当然,真正去抢的终究是极少数,大多数客家人还是老老实实地在地里刨食,但只要有那么几个人开了头,婆婆凹的名声就坏了,而名声一坏,后来的人也就更容易动那个念头,好像那地方天生就该干那种事似的。
其实说到底,都是被穷逼出来的,人要是有活路,谁愿意钻到那阴森森的林子里去干那种提心吊胆的勾当呢。
二是这里山高林密,行人旅客很多,逃跑方便,十分适合抢劫。
婆婆凹山上的林子又密又杂,檵木、青冈、冬茅、毛竹,还有数不清的藤蔓缠在一起,人在里面走,外面根本看不见。到了夏天树叶长齐了,更是遮天蔽日的,站在路边往里看,黑洞洞的,像一张大嘴。这样的林子,对于逃跑来说简直再理想不过了。
那些在婆婆凹下手的人,对附近每一条小路、每一个岩洞、每一处可以藏身的沟坎都熟得跟自己家灶台一样。
他们往往提前一两天就到凹顶附近踩点,躲在树丛里观察路上的动静,看看每天什么时候人多,什么时候人少,哪些人挑着担子,哪些人空着手,哪些人看上去好对付。
等到瞅准了目标,他们也不急着动手,一直等到行人走到最窄、最陡的那段路,两边都是密林,前后都望不见人烟的时候,才突然从树丛里蹿出来。行人往往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东西就已经被抢走了。这时候就算想追,也追不上,那些人对林子里的小路熟悉得很,左一拐右一拐,几步就不见了人影。
就算有人胆子大敢追进去,那密林里头暗得连路都看不清,脚下全是松软的落叶和盘根错节的树根,跑不了几步就会绊倒,反而把自己弄伤。而且婆婆凹平时来往的人确实不少,人多了,目标就多,抢了这个,还有那个,那些歹人自然愿意守着这块“肥肉”不放。不过话说回来,也正是因为往来的人多,婆婆凹的名声传得也快,今天被抢了一个,明天就传遍四里八乡,久而久之,大家都有了防备,要么结伴而行,要么干脆绕道,婆婆凹的“生意”也就没那么好做了。
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这里是通往茶陵县城的必经之地。
这一点才是婆婆凹最要命的地方。你想,桃坑、江口还有周围那些山旮旯里的村子,要出去办点什么事,非得到县城不可。
可出去的路呢?翻来覆去就那么一条,无论如何绕不过婆婆凹。你从桃坑出来,先走几里平路到夏罗,然后就开始爬山,非得一步一步爬过婆婆凹那个高高的脊梁,才能下到舲舫,再一路走到县城。除非你愿意翻更高的山、绕更远的路,多走两三天,但那对于肩挑背扛的山里人来说,根本不现实。所以婆婆凹就像一把锁,锁住了整个桃坑乡进出的咽喉。
那些打劫的人,就是吃准了这一点,你不想走也得走,没别的路可选。这跟那些开在大路边上的店铺是一个理,人来人往的地方,自然就有生意,只不过婆婆这凹的“生意”做的不是买卖,是强夺。
我记得有一回跟我父亲去县城,走到婆婆凹顶上的时候,他指着路边一棵歪脖子松树跟我说:“你看那棵树,我年轻时候每次走到这里都要停下来歇脚,后来听人说那树底下曾经有人被抢过,我再也不敢在那儿坐了。”我顺着他的手看过去,那棵松树歪歪地长在崖边,树皮皴裂粗糙,枝丫伸出去老长,跟别的树没什么两样,可在父亲嘴里,它就成了一根标记,标记着这条路的不太平。其实想想也是,一条路如果只是偶尔有人走,那不值得有人守在旁边等着;一条路如果四通八达,还有别的岔道可绕,那也不值得。
偏偏婆婆凹是“仅此一条,别无分店”,这就让那些动了歪心思的人有了最大的底气,反正你们都得来,不来也得来。
那会儿的六十里山路,跟现在的六十里公路完全是两回事。现在的车一脚油门的事,那时候得靠两条腿一步一步量出来。尤其是婆婆凹那上七下八的十五里,足足要花掉大半天工夫。
到了舲舫,路边有一家卖米豆腐的小摊,五分钱一碗,热乎乎的,放点酸菜和辣椒,吃完才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
现在好了,公路修到了每个村,从桃坑到县城坐车不到一个小时,那些弯弯曲曲的石板路,那些滑溜溜的青石板,那些藏在树丛后头的眼睛,都随着公路的通车一起退到了时间的深处。婆婆凹安静下来了,安静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只有那棵歪脖子松树还立在崖边,一年一年地长着,看着底下那条荒草渐渐漫上来的老路,默不作声。
婆婆凹记载着一个时代的变迁。
(李苏章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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