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光绪《武昌县志》沿革勘误

鄂州市社会科学研究会 江文杰

鄂州市是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古称“东鄂”，是湖北简称“鄂”的文化源头，据文献记载，本地建城史肇始于西周时期楚君熊渠封次子熊红为鄂王。魏晋至明清，《武昌记》《九州记》《水经注》《太平寰宇记》《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历代官修方志均一致记载，鄂王城位于“武昌县西南二里”。史料脉络清晰、确凿可考。

然而，南宋罗泌《路史·国名纪》始出现异说，其观点被部分文献采用，至清光绪十一年（1885）《武昌县志》更篡改、曲解文献，强行将鄂王城改为“西南一百二十里马迹乡”，并附会“帝尧时为樊国”之上古起源，一举颠覆千年正统沿革。成书时间相距不远的民国《湖北通志》，直接否定光绪《武昌县志》的这套沿革说法，坚守历代传世文献所构建的史实脉络。考古证明，今大冶金牛鄂王城遗址始建于战国中期，与西周末年鄂王筑城史实无涉。

一、当代学者的质疑

“说古武昌县为‘唐为樊国’，是毫无根据的”。——《鄂州通览》叶贤恩，著名传记作家、鄂州市文史专家；

“指向今大冶‘鄂王城’的文献均属晚出”。——《文献所见的“鄂王城”》吴成国，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光绪<武昌县志>上的“唐为樊国”不符合武昌历史史实》指出“‘唐为樊国’不符合武昌历史史实。”——张昌谷鄂州市文史专家;

“西周时代的鄂王城，秦代的鄂县故城，孙权建都的武昌城，都在西山之麓。从开辟时代开始，三者就连在一起，已经成为定论。可是到了清代末年，笔者的本家先辈、金牛附近谈桥人氏柯逢时，以翰林庶吉士的顶戴，主管《武昌县志》的纂修，借机翻了这个千古之案。”——《鄂王城的“前世与今生”》柯愈春人民日报高级编辑(记者)

“光绪《武昌县志》所肯定的鄂王城至今并没有得到‘地下之实物’任何支撑。”——《文献里的“鄂王城”》楚昕

二、光绪《武昌县志》沿革文献溯源

1、杜撰“帝尧时为樊国”

这一说法，仅见于光绪《武昌县志》，此前所有方志文献均未将“樊国”纳入鄂州沿革。光绪志给出的依据是罗泌《路史·国名纪》中的“帝尧时有樊仲文，今武昌有樊山”，但这只是两者同为“樊”字的联想，原文并未指出武昌“帝尧时为樊国”，“樊国”为光绪志二次加工杜撰而来。

樊国历史的真相：周代确有姬姓樊国（初封于陕西，后迁河南济源）和嬴姓樊国（起源于山东西南，后迁河南信阳），其地理位置与鄂州相距甚远。“樊”姓实为西周“殷民六裔”之一，甲骨文亦不见“樊”字。樊国起始应为西周，帝尧时期的樊国不可考，与鄂州沿革无关。

鄂州之“樊”，出自《春秋》“鄂渚樊楚”与《水经注》“江之右岸有鄂县故城，旧樊楚地”。乾隆《武昌县志》记载“荆及衡阳禹贡九之一、鄂郡楚北十之一、樊楚又鄂十之一”，“樊楚”应属于鄂地次级地名。其来历可能有三：一是“樊姬说”（楚庄王夫人）；二是“樊国遗民说”（楚灭樊国后迁民于此）；三是苏东坡《樊山记》中的“燔山说”（古武昌人放火烧山求雨的民俗）。

2、“夏为鄂都”“殷为鄂国”的谬误

光绪志称“唐本尧后，封在夏墟，而都于鄂。鄂，今大夏是也。”此句摘录自《史记·晋世家·索隐》。然而，这里的“大夏”指的是今山西省南部夏县，该文献记载的是山西历史，与鄂州毫无关联。光绪志却将此山西文献强行嫁接，推演武昌为“鄂之始”、“夏为鄂都”、“殷为鄂国”，毫无逻辑可言。

近年来，鄂州市政府官方网站、文化旅游宣传、自媒体中“帝尧时为樊国”“夏为鄂都”“殷为鄂国”“金牛鄂王城”的用词屡见不鲜，唯一出处是光绪《武昌县志》，只是其根据地名的联想，无任何依据，缺乏文献与考古支撑，亟需正本清源。

三、“鄂王城”位置之辨：西南二里vs马迹乡

“鄂王城”为鄂州市城建之始，历代文献均将其定义为“鄂王熊红筑城”，与“鄂君启节”、“秦置鄂县”、湖北省简称“鄂”等密切相关。除光绪《武昌县志》外，所有相关方志均将其位置记载为“武昌县西南二里”。早期文献无二说，南宋之后部分文献出现“西南二里”“马迹乡”二说并存。

1、异说肇始《路史·国名纪》

“鄂东，熊渠中子红封之世本，今兴国军永兴有故鄂城（寰宇记）。州西北百八十鄂王城鄂人事鄂王神，汉鄂县本隶武昌，故九州记云鄂国今之武昌东鄂也”——《路史·国名纪》

《路史》一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明言其“庞杂，多采谶纬杂记”，多为天马行空、无凭无据之言，上文中“鄂东”应为“东鄂”；“今兴国军永兴有故鄂城”——寰宇记，《太平寰宇记》明确“鄂王城今武昌是也”，无此条记载；“汉鄂县本隶武昌”不正确；“故九州记云鄂国今之武昌东鄂也”，其它文献引《九州记》无“鄂国”之说；不足百字全错，可见《路史》之言有多荒谬。

2、伪造与篡改

伪造《王会新编》：光绪志称《王会新编》中有“鄂王城，在县南一百二十里”的表述，但经查证，《王会新编》中并无此记载。

篡改《九州记》：光绪志引《名胜志》称“《九州记》：鄂王城在武昌县西南二里，属马迹乡。”然而，《九州记》为西晋乐资所著，而“马迹乡”是南宋时期才设立的行政区划。晋代文献不可能出现南宋乡名，此为明显的伪造或篡改。

曲解《太平寰宇记》：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原文为“鄂王城，在州西北百八十里……《九州记》曰：今武昌是也。”明确指出“今武昌”即鄂王城所在。光绪志却将“百八十里”强行对应到金牛镇，而忽略了“今武昌”这一关键指向。

综上，光绪《武昌县志》肆意推翻延续千年的地方沿革，书中关于马迹乡鄂王城、晋鄂县城的考证漏洞百出，不能作为信史。

3、实地调查：西南二里的地貌与记忆

光绪志称“今县西南二里滨湖，亦无故城址也”，这一结论与事实严重不符。

枫树庄的记忆：原西山南麓枫树庄居民、石山中学退休教师王长喜回忆，1974年前的枫树庄位于古武昌西山南麓，背倚西山，面向洋澜湖。有黄土垴、胡山（伏虎山误传之名）东西护卫，赵家垅、细垅左右烘托。这种地形与古代城池遗址极为相似，位置与史料记载的“县西南二里”完全吻合。

“九龙探海”与“三十六墩”：鄂州市地方志专家赵德科在《寄庐杂志》中记录的“九龙探海”，描述了西山九条余脉伸入洋澜湖等地貌。这与康熙《武昌县志》中记载的“吴王三十六墩”（“武昌地形如荷叶托珍，孙吴为此盖像之耳”）方位一致。这些地貌在20世纪70年代仍可见，规模宏大，却被光绪志刻意删除。

考古佐证：西山南麓及周边出土楚墓数百座。西山南麓六朝墓区占鄂城全境六朝墓总数的三分之二，证明此处为六朝人口核心聚集区，与晋太康元年复立鄂县的记载形成互证。

4、诗文印证：历代文人的共同记忆

南宋薛季宣任武昌知县时，亲历踏查并写下《鄂墟赋》与《鄂城篇》。其赋云：“按籍披图，乃窥鄂墟……鄂渚缭乎其前，樊山峙于其北。”其诗云：“鄂王城阙烟苍苍，鄂王宫殿波茫茫。”这些诗文明确将鄂王城定位在西山南麓、长江之滨。

唐宋明清诸多文人，如唐代栖一、张氏，明代王廷陈，清代许瑶光、张问陶等，其诗作中的“鄂王城”意象均与西山、长江、武昌绑定。光绪志却武断地认为薛季宣“亦沿当时之误也”，无视历代文人的现场记录。

四、行为动机与历史警示

倘若将鄂王城改置于马迹乡，古武昌（今鄂州）的早期建置沿革便会失去根基。编纂者炮制出“樊国”“夏为鄂都”“殷为鄂国”试图补救本地古史脉络，手段拙劣失实。

表面上看，“鄂王城”地望之误与“樊国”上古起源之说分属不同议题，二者实则同源，均出自光绪《武昌县志》的主观推演与史料改造。

柯逢时（1845—1912），字逊庵，武昌县马迹乡袁铺村老鸦泉湾人。他借主持纂修《武昌县志》之机，推翻千年定论，将鄂王城拉到自己家乡。这种行为，已非单纯的学术分歧，而是带有明显的地缘私利与主观篡改色彩。

方志编纂需以“文献实证+实地调查”为基础，不可主观杜撰、曲解史料。地方文脉是文化的根脉，无充分正当理由绝不可轻动。光绪《武昌县志》的错误沿革，不仅破坏了鄂州历史脉络的连续性，更对地方文化认同造成了长期干扰。

五、结语

光绪《武昌县志》炮制的错误沿革长期流传不仅扰乱地方文史研究，催生一地两“鄂王城”的学术乱象，徒增史料考辨难度；还误导官方文旅宣传与大众认知，造成历史时序与遗址属性混淆；更在一定程度上干扰文物保护工作，致使史载确凿的西山南麓鄂王城旧址得不到应有重视，不断淡化鄂州作为“鄂”文化源头的城市根脉记忆，割裂地域历史传承，损害本土文化认同，给楚鄂文化的整体研究与地方文脉正本清源带来多重现实阻碍。

历史真相的还原依赖“多维印证”。仅靠文献易陷“孤证不立”，唯有结合方志、考古、文学、地理等多领域证据，才能守护历史的真实性。如今，鄂州“县西南二里”的鄂王城故址虽已被鄂钢厂区建设覆盖，但相关历史信息尚大量留存于民间与旧籍之中，亟需开展抢救性搜集整理。我们呼吁相关部门予以重视，纠正光绪《武昌县志》带来的历史误导，复原鄂州历史文脉的真实面貌。这既是对历史的敬畏，也是留给后世的文化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