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心理结构》第二章 彼此依赖的社会 罪恶感与耻辱心

《日本人的心理结构》原名《甘えの構造》（俗称《撒娇的结构》），是日本精神科医生土居健郎1971年出版的文化心理学经典著作抖音百科。作者结合留美时的跨文化冲击、临床精神医学经验，提炼核心概念“甘え（依赖 / 撒娇）”，把婴儿渴求母亲包容、渴望与他人融为一体的心理原型，用来解读日本人的人际关系、义理人情、内外有别的社交模式与部分精神病理现象；对比西方强调个体界限的思维，剖析这种依赖心理在日本社会的利弊，同时探讨现代社会转型之下该心理模式遭遇的冲突与困境。

第二章 彼此依赖的社会

罪恶感与耻辱心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将文化模式分为“感罪恶之文化”与“知耻辱之文化”，日本文化则被列为典型的“知耻辱之文化”，尽管一些日本学者对此持有不同见解，但依然得到大多数海外日本研究专家的认可。我也承认她在分析日本人心理时所表现出的极其敏锐的洞察力，而且我从中获益不少。但我并非全面接受、赞同她的理论，甚至觉得尚有不少问题有待今后继续探讨。首先，我认为她的思维方式中带有明显的主观价值判断，在她看来，“感罪恶之文化”是注重个人心灵深处的内向的行为规范，而“知耻辱之文化”则是注重外部社会的外向的行动规范。所谓前者优后者劣的判断带有明显的主观意识。其次，本尼迪克特把“罪恶感”与“耻辱心”看作是两种毫无关联的感情，这种看法显然过于片面。事实告诉我们，一个人往往会同时体验或感受这两种感情，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一个犯人不也常常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感到耻辱吗？就上边两点来看，本尼迪克特的分析理论前提存在着重大缺陷。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否认，她将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知耻辱之文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下面我们就此做些详细说明（详见作者《精神分析和日本人的性格》，《思想》，岩波书店，1969年11月号）。

首先，在西方人的眼里，日本人的意识里似乎没有什么罪恶感。原因在于西方人的罪恶感总是源自个人的内心深处，而日本人大都没有这样的习惯。当然日本人也有罪恶感，其特点在于它突出地表现在背叛个人所属的集团之时。其实，西方人在产生罪恶感时，心灵深处也有一种叛逆心理在活动，只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几百年来在基督教的熏陶下，他们的道德意识中，曾起过重要作用的集团已被上帝取而代之了。直到近代，随着上帝存在的意识淡漠，个人意识才成为最为敏感的问题。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西方人的罪恶感是通过背叛个人精神内部形成的超自我而产生的，所以其中的叛逆心理因素依然存在。这里的超自我属于精神内部的机能之一，它虽然受父母的影响带有个人的性质，但从本质上来看，它并非属于个人的。只是西方人自己已经意识不到罪恶感里还留着叛逆心理的痕迹。与此相反，日本人一般是在背叛了自己所属的集团利益，失去集团信赖之时才会产生强烈的罪恶感。换言之，罪恶感之有无标志着一种人际关系，比如，对亲人，尤其是父母亲，一般不会产生罪恶感，这是因为两者之间关系密切，存有依赖心理，不管怎样违背对方意志，毕竟会得到谅解。俗话说“父母不在方知其恩”就是：只有亲人去世之后，才会自觉地意识到一直压抑在心底的那种罪恶感。一般说来，日本人在脆弱的“义理”关系中，最容易因背叛而产生罪恶感。如前所述，“对不起”这句话最适于表白自己的罪恶意识。所以，做了错事却不以为然，会被认为是内心缺乏罪恶意识，而这种“对不起”的罪恶意识当然是某种谢罪行为。日本人罪恶感的结构鲜明，即出自背叛心理，终于谢罪行为，这才是日本人罪恶意识的根本特征，本尼迪克特居然对此视而不见，归根结底只能证明她的文化观带有极大的偏见性。

下面再举一个例子，天主教司铎赫尔曼（《被训斥》，春秋社，1969年）自关东大地震以来久居日本，有趣的是，这个专门传播赎罪思想的传教士深知日本谢罪道歉的魔力之大。他曾经感慨道，日本人之间一旦诚心谢罪，便很容易言归于好，相互谅解。其实恐怕不止赫尔曼一人，许多旅居日本的外国人对此都有同感，或许这也是认为日本人缺乏罪恶感之偏见的原因之一。一位美国精神病医生给我讲述过这样的经历：因为一些手续没办齐，在入日本海关时被卡住了，不管他端出多少客观理由再三解释，也丝毫无用，万般无奈之下，便说了一句“I‘m sorry（对不起）”，谁知就这句话竟使海关人员马上转变态度，二话没说放他过了海关。虽然他的那句“I’m sorry”与日语的“对不起”意思不尽相同，但海关人员却把它理解为一种谢罪行为，最后他对我说：“日本人真是不可思议的民族。”其实这件事也告诉我们，西方人的心理状况同样是令人难解的。那些西方人被本尼迪克特称作是知晓罪恶感的文明人种，说得不好听，就是因为有罪恶感，他们反倒最不愿意向别人承认自己的不是。随着近年出国涉外的人不断增加，日本人终于对此也有所认识了（石田英一著《日本文化论》第六章，筑摩书房，1969年）。

下面我想介绍一下小泉八云《停车场》（岩波文库，1951年）中的一段情节，他生动地描绘出日本人对罪恶感的认识和态度。

事情发生在熊本车站前。

一个打死巡警企图越狱的盗窃犯被押送到熊本，车站前挤满了围观的人群，警察把巡警的妻子叫到众人面前，对她背上背着的男孩子说：“你要看清了！就是这个犯人杀了你爹！”听了这话巡警的儿子放声大哭，只见犯人连声求饶：“饶了我吧！饶了我吧！这孩子！我，我也不是成心要打死你爹的，我跟你爹无冤无仇。我，我，一心只想着怎么逃出监狱……。只想逃跑，实在没有别的路。哎呀，这孩子啊！我真是罪恶滔天，真是对不起你啊！为了赎这罪，我，这就去死啊！我没有脸再活下去！我心甘情愿地去死！孩子，你就可怜一下我这个混蛋吧！求求你，饶了我吧！”犯人的悔恨求饶声撕心裂肺，警察把他带走了，围观的人群中突然一片唏嘘，连那个押送犯人的警察眼里也是泪花闪闪。

小泉八云亲眼目睹这一情景，感慨万分，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每个日本人内心里都充满着对儿女的深情厚爱，人们正是通过这种爱的启示来诱导犯人认罪悔过”。我以为他的这一分析是非常透彻的，如果进一步讲的话，在这种场合下，犯人既怜悯孩子，又感到自己的命运同孩子一样凄惨。简而言之，在感情上他和孩子完全融为一体。前面我们不只一次地说明，“对不起”、“实在抱歉”都包含着恳求对方原谅的意思。尽管没有资格，没有理由，但还是企望对方给予谅解，原谅自己的过失。这在外国人看来，日本人的谢罪似乎有一种魔术般的惊人效果。因为日本人总像幼儿乞求父母一样向对方谢罪恳求原谅，这种态度往往会引起对方的同情，带来绝大的效果。我们从上述场面里也能看出其实际效果，围观者的哭泣不仅是怜悯那个孩子，同时对表示忏悔的犯人也给予极大的同情，甚至可以说，在众人的眼里，孩子与犯人已浑然一体。这件发生在明治初期使人不禁动情的场面恐怕如今难得再现了，但我们相信，日本人的情感深处，依然存在着这种心理，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如果说罪恶感源自个人的灵魂深处，谢罪是出于外界的要求，那么，羞耻心则是首先意识到外界压力，最终化入个人灵魂深处的。前面多次提到所谓“耻于罪恶”，正反映出罪恶感与羞耻心的密切关系。其实这两种意识往往相互交叉重叠，比如，对亲属家人一般很少有罪恶意识，自然也不觉得有什么羞耻，对与己无关的人也一样，俗话说“出门在外不必客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人在关系到自己所属的集团时最能感到羞耻和罪恶。也就是说，背叛了所属集团是一种罪恶，受到集团的谴责更是让人大羞大耻，感觉最失体面。因此，作为集团的一员知羞耻乃是至关重要的。但读了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似乎只有日本人才懂得羞耻，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伦理学》）在论述社会伦理生活中说，羞耻是惧怕失去个人名誉的一种心理，它对青年人来说尤为重要。这一观点与日本固有的传统道德观略有不同，因为在日本羞耻是不分男女老少、世人皆知的道德观念。

外国人觉得日本人特别怕羞，多是看到居住海外的日本人做事小心谨慎，显得格外拘束。这里也反映出日本人对外国人抱有自卑感，换句话说，也是恐惧感。日本人一方面期望对方把自己看作是朋友、伙伴，另一方面又总担心被排斥在圈外，这种恐惧心理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在同是亚洲人面前则不甚显著。当然，如今日本在世界上的声望与日俱增，去海外旅行的日本人自以为不是以前的乡巴佬了，他们居然摆出一副“出门在外不必客气”的样子，到处惹是生非。不过应该注意一点，只有在团体旅行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当日本人受到集团保护时，就觉得不必在乎外界如何看自己，在国内这类丑闻也是屡见不鲜的，这真可称之为日本人的最大特征。日本人喜欢团体活动，不擅于独自行动，因为独来独往很容易被误解为叛离集团的行为，所以他们不愿搞个人行动。

现在我知道了，在宣扬个人主义的近代西方社会里，为什么羞耻这一观念被如此地冷落。本尼迪克特的所谓“罪恶感发自个人的灵魂深处，受他人责难才知羞耻”之观点恰恰反映了近代西方的这种倾向，承认羞耻对他们来说恐怕还很容易，尽管西方人也都经历过。正如埃里克森所说（《童年与社会》，252页，W.W.诺顿出版社，1963年第二版）。西方人“多将羞耻心融化在罪恶感之中了”，与其表露羞耻，不如承认罪恶来有效地显示自己的潜在能力，这更符合西方人的性格。在某种意义上说，羞耻感远比罪恶感内涵深邃。海伦的名著《关于羞耻心与身份查证》（哈考特·布瑞斯公司，1958年）也证明了这一点。我还曾偶然读过被纳粹党杀害的神学家朋霍斐尔的遗著《伦理学》（20页，芳垣纳文库，1964年），其中有一段话说：“耻辱是人们对失去本性而做出的难以言状的记忆，表示这种悲伤，表示祈望恢复真正的自我而又无奈。……耻辱比自责更能触动人的本性。”朋霍斐尔如此缜密无懈的精辟分析与本书中对羞耻的阐述竟是不约而同的，相比之下本尼迪克特的见解未免太肤浅了。日本的作田启一最近著书《再论耻文化》（筑摩书房，1967年），他在批判本尼迪克特的观点时指出：羞耻感不仅仅出于怕丢失面子，它表现了一种极为纤细的内向的人格。事实证明，罪恶感会常常意识到，“当时不这么做就好了”（是后悔不是反省）。所以西方人情愿承认罪恶感。耻辱感使人们感到自己存在本身不是尽善尽美，是一种更为深刻而涉及本质的反省。感到耻辱的人希望周围给予温暖怀抱，所以他们在不能完全依赖的情况下，必须忍受着痛苦把自己的全部公诸于众。

令人感兴趣的是，深知耻辱的日本人比自称是罪恶感文化的西方人更重视如何谢罪。日本人不光是做错了事要道歉，还特别爱强调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即对未发生的事预先表示谢罪，听起来像是在为自己辩解。实际上日本人谢罪时的确带着一种辩解的气。这也是由于日本人的罪恶感里交织着许多耻辱心所致。日本人表示谢罪时说的“对不起”，是不愿失去对方的好意，所以总是“诚惶诚恐”。当然对那些光爱在嘴上说“对不起”的人，人们又想回敬他一句“以为说声对不起就能了事吗？”

在日本这个社会，即便出了丑闻，一般不会过多地去追究个人责任，有关系的人大都承担某种责任而主动提出辞职。这一现象足以说明日本人的罪恶感与耻辱心是浑然一体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优先考虑自己所属集团的利益，而不去追究责任，出于连带感意识，出了丑闻应感到耻辱，不能说与己无关，否则那也是一种罪恶，是一种耻辱。即使本人没有责任，也要主动辞职，这成了日本人的社会习惯。如果因某种理由无法遵循社会习惯，事后他也会为此痛苦不堪的。乃木将军的自杀便是最典型的事例。乃木将军年轻时在西南战役中因负伤被敌方夺走了军旗，这一羞耻一直未解。以后又几经战败饱尝耻辱，却不得引退，直到他为明治天皇殉死，才算了却了积年之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