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翔和中国体育，同时面临“二选一”

防走失，电梯直达安全岛

文/刘亚东

2026年8月26日，43岁的刘翔在微博上贴出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冠的纪念照片，抛出一个看似个人的问题：“在线等，碰到个难题——体育局让我买断或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

刘翔微博发文（图源：网络）

当晚上海体育局回应：刘翔是“镌刻上海历史的功勋体育人”，8月26日下午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已与他沟通，拟依据相关规定，主要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妥善安置。

刘翔不买账。深夜长文甩出来：“当教练或买断二选一，这才导致我一阵迷茫”。全文三次写下“迷茫”，最后补了一刀：“分广告费的时候怎么不依法依规安置我。”

刘翔微博发文（图源：网络）

刘翔面对二选一。透过这扇个体命运的窗口，我们能够看见，整个中国体育也站在了二选一的路口。

刘翔的“二选一”是怎么来的

2015年4月刘翔退役后，人事关系保留在上海体育系统，挂任市体育局团委副书记——兼职、不坐班、无行政级别。这一挂，就是十一年，是典型的“在编不在岗”。

2011年，刘翔 刘翔被推举担任上海市体育局团委副书记（图源：网络）

十一年里，他在体制内是个特殊存在。体制也没闲着：商业代言收入分配时，上海体育局和相关方按规则参与分成；人事安置却一拖再拖。这种不对称，是刘翔愤怒的真正来源。

拖到2026年才有了动静，不是上海体育局忽然想起了这位功勋。近年来全国开展编制专项清理，上海体育系统被巡视点名，要求梳理在编不在岗人员。刘翔遇到的，不是针对他个人的“卸磨杀驴”，而是“吃空饷”和“在编不在岗”专项清理推进到收尾阶段，他恰好是上海体育系统最有名的那个“存量”。

中国体育的“二选一”：金牌政绩还是全民体质？

刘翔的个人困境，折射出一个更大的结构性问题。

从2026年中央部门预算账本看，中央本级体育训练专项支出，高达群众体育公共支出的30倍以上。

这只是中央本级的盘子。加上地方财政配套、体育彩票公益金、企业赞助和各种隐性补贴，竞技体育的实际投入规模与群众体育的差距会更悬殊。1995年起，国家体育总局每年拿出本级彩票公益金的40%用于奥运争光计划——也就是说，每一个买彩票的人，都在为夺金机器贡献子弹。

网上一度流传“一枚奥运金牌成本7亿”的说法。2008年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亲自驳斥过，说这种说法“荒诞不经”。真伪姑且不论，中央本级体育训练经费是群众体育经费的30倍以上这个反差，比任何估算都来得硬。

图源：国家体育总局2026年部门预算

巨大的资源倾斜，换来了奥运赛场上的奖牌满堂，却没能同步兑现全民体育的民生红利。一组数字对比刺眼且真实：据相关研究，美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约16平方米，日本高达19平方米；而中国截至2024年12月31日，刚刚突破3.0平方米——二十多年扩容近5倍，但差距依然显著。

如果把更多的体育支出用到增进全民体质上，岂不更好？普通百姓在电视机前为金牌欢呼雀跃的时候，他们很少想到，国家花的这些钱，本来可以给他的孩子修操场、给社区建球场、给基层中小学配齐体育老师。

金牌代表了一些东西，但代表不了那么多

中国人对金牌的追捧，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从“东亚病夫”的屈辱到许海峰的第一枪，从洛杉矶奥运的崭露头角到北京奥运的金牌巅峰，金牌在一代人的记忆里，是国家崛起的刻度、民族自信的燃料。这种情感真实而珍贵，不应该被轻率否定。

但问题是，金牌从“证明”变成“执念”，从“目标”变成“拜物教”，边际效益就在递减。

不难看到，许多群众基础薄弱、百姓参与度极低的小众项目，我们的运动员依托举国体制的资源堆砌，依然能在国际赛场斩获佳绩、摘金夺银。

金牌能代表竞技水平，代表不了国民健康；能代表国家在某项运动上的投入强度，代表不了这项运动的群众基础；能代表一时的荣耀，代表不了可持续的体育生态。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观念该转变了。

东德的镜子和日本的转身

前苏联和东德的运动员拿了很多奖牌。结果怎么样？

东德，1600万人口，1968至1988年间以东德国家奥委会名义独立参加夏季奥运会，共斩获519枚奥运奖牌，其中192枚金牌。按人口平均计算，是美国的13倍。

两德统一后解密的文件显示，国家通过代号“国家计划14.25”的计划，系统性地让约1万名运动员服用兴奋剂，许多人毫不知情；直接涉案600多人，间接涉案3000多人，许多运动员退役后罹患癌症、肝病变、不孕以及一系列心理疾病。

东德女子铅球运动员 海蒂 ·克里格 因被迫服用过量激素，最终选择接受变性手术 （图源：南方都市报）

1988年汉城奥运会，东德以37枚金牌位列金牌榜第二；翌年，柏林墙倒了。金牌辉煌与体制崩塌，在时间上如此贴近，不能不引人深思。

当然，一个国家的兴衰不能用体育单一归因。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东德在举国体制下的金牌辉煌，是建立在压制民生、扭曲资源分配、甚至践踏运动员健康的基础上的。它是那个“无视个体”逻辑在体育领域的映射，而不是值得艳羡的范本。

日本走过另一条路。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斩获16金5银8铜，是其奥运史上最佳战绩；此后日本将战略重心从竞技体育转向大众体育，足球、排球、羽毛球、篮球等国民联赛相继建立，体育深度融入国民生活。代价是竞技成绩有所回落，但换来的是国民体育人口的大幅提升。

德国统一后，竞技体育成绩也下滑了，但全国有9万多个体育俱乐部、2700万活跃会员。体育回归了它本来的样子——培育老百姓的身体，而不是培育国家的颜面。

改革已经在路上

2026年7月，《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后正式发布，提出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畅通社会力量参与渠道，有序开放办队权、办赛权、参赛权。国家体育总局进一步明确：构建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发展模式，推动竞技体育向多元共治的开放生态转型。

这些举措不是取消竞技体育，而是重构投入的优先级，让金牌的产生机制与国民体质的提升机制同向而行。

中国体育的新型举国体制，应该找到自己的第三条路：政府定标准、保基本、抓备战、管公平，同时打破封闭备战模式，用央地协同与市场化资源配置，为职业体育健康发展提供制度基石。

两个“二选一”

刘翔的二选一，关乎一个功勋运动员的余生体面。

中国体育的二选一，关乎14亿人能不能有地方跑步、有场地打球、有机会享受体育本身的快乐。

前者是一道迟到了十一年的行政选择题，后者是一道关乎体育强国真正底色的时代必答题。《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经给出了方向——人均体育场地4平方米、经常锻炼人口40%、国民体质优良率31.1%。

这些数字，不会出现在奥运金牌榜上。但它们比任何金牌，都更接近体育的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