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男子去越南打工，睡当地姑娘，被她家人关起来差点回不来

广西男子去越南打工，睡当地姑娘，被她家人关起来差点回不来

我叫黄大勇，广西凭祥人，今年三十七。

凭祥这地方，地图上不大，可位置特殊。往南走十几公里就是友谊关，出了关就是越南谅山。我们这儿的人，祖祖辈辈跟越南那边有往来。赶集、走亲戚、做买卖，来来去去，熟得跟串门一样。我打小就听老人说，越南那边山多，雨密，女人能干。那时候当玩笑听，没想到后来，我这条命差点撂在那边。

我们村叫那坡屯，人均不到两亩地，种点甘蔗木薯，靠天吃饭。我初中没念完就回了家，帮爹娘干活。后来娶了个媳妇，生了个儿子。日子虽然紧巴，也还算安稳。可三年前，我媳妇跟人跑了。说是去广东打工，就再没了音信。留下个六岁的儿子，我娘帮我带着。我一下子成了村里人嘴里“被婆娘甩了”的男人。

那几年，我过得憋屈。地里的活干不下去，酒倒没少喝。喝多了就躺在门前的竹椅上，看天。天上一片云都没有的时候，心比天还空。

后来，村里的老猫从越南回来，说那边现在发展得好，工地缺人，工钱按天结，干得好一天能挣两三百。老猫是个人精，早些年就过去闯。他说：“大勇，你老窝在家里也不是个事。跟我去，去那边干几个月，比你在土里刨一年强。”

我心动了。儿子眼看就要上小学，我娘身子骨也不如前两年。钱，是当务之急。我没多犹豫，办了手续，跟着老猫出了关。

我们要去的地方叫北宁，离河内不远。那里有大片的新工业区，到处都在盖楼。老猫认识几个包工头，专门招中国这边的散工。我被安排到一个工地上，活不轻松，搬砖、扎钢筋、拌水泥，啥都干。一天下来，肩膀又红又肿，衣服能拧出水。可到了晚上，躺在工地的板房里，数着当天的工钱，心里头踏实。干一天，就有一天的收获。

越南这地方，跟我以前想的差不多。空气湿乎乎的，路边长满了椰子树和香蕉树。当地男人大多数瘦小，喜欢蹲在路边喝茶。女人倒是勤快，摆摊的、看店的、甚至工地上搬砖的，都有。

我就是在工地旁边那个小饭馆里，认识阿香的。

阿香在饭馆里帮忙，说是帮忙，其实啥都干。端菜、擦桌子、洗碗、算账。她个子不算高，皮肤是那种健康的黑，眼睛大而亮，一笑起来，露出一排白牙。她比一般的越南姑娘要丰满些，干活的时候，身上那件碎花衬衫被汗浸湿了，贴着肉。我承认，我多看了几眼。

男人嘛，出门在外，尤其是像我这样被女人甩过的男人，那方面的心思，压都压不住。

我常去那家饭馆吃饭。一来二去，阿香跟我熟了。她会说几句中国话，虽然发音怪怪的，但勉强能听懂。她知道我是中国人，每次我去，她总偷偷给我加一块肉，或者多打半勺饭。开始我以为这是待客之道，后来发现不是。她对别的工人，可没这份热情。

老猫看出来苗头，拍着我的肩膀说：“大勇，阿香那姑娘，对你有意思。你悠着点。越南姑娘跟咱那儿不一样。你睡了她，她是要跟你过日子的。”

我当时没在意。以为是老猫吓唬我。心想，男女之间那点事，你情我愿，谁还赖上谁不成？

错就错在，我太想当然了。

那是八月底，北宁最热的时候。那天晚上，工地下工早。我洗了把脸，晃悠到小饭馆。阿香一个人在收拾桌子，脸被灶火烤得红扑扑的。她看见我，笑了笑，问：“吃粉吗？”我说：“今天不吃粉。你下班了不？陪我出去走走。”

她愣了一下，看了看店里。老板娘早走了，就剩她一个。她犹豫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北宁的夜，闷热而潮湿。我们沿着饭馆后面的小路一直走。路边有卖甘蔗汁的小摊，我买了两杯。她一杯，我一杯。空气里飘着一股茉莉花的香味，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她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她赤着脚，脚踝很细，踩在土路上，一点声音都没有。

走到一棵巨大的榕树下面，她停了下来。回头看我。月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洒在她脸上。她的眼睛又黑又亮，像两口深井。她说：“大勇，你是不是要走了？”

我说：“还有半个月。工期结束就回去。”

她低下头，不说话了。过了好一会儿，她小声说：“你走了，还回来吗？”

我说：“说不准。这边有活，可能还来。”

她抬起头，看着我。那眼神里，有期盼，有犹豫，还有一种我形容不出的坚决。她突然说：“大勇，我喜欢你。”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她的手，不知什么时候，轻轻抓住了我的衣角。

那天晚上，我们去了她住的地方。

阿香一个人租了一间小房子，在饭馆后面的巷子里。房间很小，一张床，一个衣柜，墙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观音像。我们关上门，谁都没说话。后面的事情，就那么自然地发生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阿香还在睡。她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我胸口。我看着她，心里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有新鲜，有满足，也有一点点害怕。老猫那句“越南姑娘睡了是要过日子的”，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

我轻轻坐起来，穿衣服。阿香醒了，迷迷糊糊地看着我。她说：“你去上工吗？”我说：“嗯，今天活多。”她坐起来，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红色的护身符，塞进我口袋里。她说：“这是我从庙里求的。你戴着，保佑你平安。”

我推辞了一下，还是收下了。临走的时候，她站在门口，湿着头发，光着脚，看着我。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像是要把我整个人都刻进她眼睛里。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天天在一起。白天我上工，她做饭馆的活。晚上我去她那间小屋。我们不怎么说话，就是靠着，听外面的雨声，听摩托车从巷子里驶过的声音。有时候她唱歌给我听，用越南话唱，软软的，像在哼。我听不懂歌词，但觉得心里很静。

可我心里也乱。因为我知道，工期快结束了。我要回中国。而她，不可能跟我走。

我承认自己是个混蛋。我贪恋那点温存，却从来没想过，要对她负责。

工地完工那天，是九月中。老猫问我，走不走。我说走。那天下午，我去小饭馆找阿香。她不在。老板娘说，阿香今天没来。我心里咯噔一下，去了她住的小屋。门锁着。我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没等到人。我想，算了。我本来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她道别。不如就这么走了，对谁都好。

可我没走成。

当天晚上，我刚回到工地的板房，还没收拾完行李，门口就围上了一群人。七八个越南男人，为首的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皮肤黑红，颧骨很高。他身后还跟着两个年轻后生，气势汹汹。老猫认得那老头，脸色“唰”地变了。他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那是阿香的爹。完了，大勇，你摊上事了。”

阿香的爹叫阮文雄，是北宁本地人。他年轻时当过兵，后来在镇上开了家小杂货铺。阿香是他的小女儿。在越南的农村，姑娘的贞洁比什么都金贵。你睡了她，就必须娶她。这是规矩。不按规矩来，轻则赔钱，重则被打断腿。

我被他的人从工地上“请”回了阿香的家。说是家，其实就是镇子边上的一栋老房子。木门，泥墙，屋前有一片空地，堆着些干柴。他们把我推进屋，关上了门。门锁“咔嗒”一声，我的心跟着往下一沉。

那屋子又暗又潮，地上铺着草席。窗户上焊着几根铁条。我坐在角落，背靠着冰凉的泥墙。脑子嗡嗡作响。我想跑，可门口有人守着。我也想喊，可这地方人生地不熟，喊破喉咙也没人理。

到了晚上，阿香来了。她端着饭菜进来，放在我面前。眼睛红红的，像哭过。她蹲下身子，小声说：“大勇，你别怕。我爹就是生气。你娶我就没事了。”

我看着她，心像被石头堵住。我张了张嘴，说：“阿香，我在中国有家。有儿子。我不能留在越南。”

她的脸色白了一下。她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可你睡了我。你不娶我，我爹不会放过你的。我也不会。”

我无话可说。她说得对。是我先睡的。是我把她的后路给断了。

那些天，我被关在那间屋子里。饭菜是阿香送的，有时是她娘。她娘是个瘦小的女人，看我的眼神里有怨，也有无奈。她跟我说过一句话，中国话，说得很费劲：“你要是不娶阿香，她以后没人要了。这地方，都知道你跟她的事了。”

我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困兽。每天看着窗户上的铁条发呆。想儿子，想娘，想凭祥老家的那几亩地。我甚至想，如果我真的回不去了，我儿子怎么办？我娘怎么办？一想到这些，我恨不得用头去撞墙。

可我又能怪谁呢？怪自己色迷心窍，怪自己不负责任，怪自己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

我被关了七天。那七天，比我前三十多年加在一起都漫长。到第五天的时候，我几乎要绝望了。我开始想，要不就娶了阿香算了。她人不坏，对我也好。留在越南，慢慢熬。可每次这个念头起来，我眼前就浮现出儿子的脸。他那么小，没了我，他怎么办？

转机出现在第八天。

那天中午，老猫来了。他是来跟阮文雄谈判的。越南这边的规矩，没结婚就睡了人家姑娘，要么娶，要么赔。老猫能说会道，跟阮文雄在堂屋里说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商定：我拿出三万块钱，作为赔偿。然后立下字据，保证以后不再找阿香。

三万块，是我在越南干了几个月攒下的全部工钱。这一下，又回到了解放前。可我不心疼。别说是三万，就是再多的钱，只要能让我离开那个地方，我都认。

老猫把钱给了阮文雄。阮文雄把门打开，阴沉着脸，说：“走。不要再让我见到你。”

我迈出那扇门的时候，腿都是软的。阳光刺眼，我站在院子里，大口大口地喘气，像溺水的人终于浮出水面。

阿香站在门口，看着我。她没说话，也没哭。她只是看着我。那眼神，像一把刀，割得我心里生疼。

我低下头，匆匆从她面前走过去。经过她身边的时候，我停了一下。我想说句对不起，可嗓子里发不出声音。最后，我还是走了。我没有回头。

回到凭祥的那天，天在下雨。我娘在村口等着，伞都没打。她看见我，眼眶就红了，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抱住她，像回到了小时候。我这才发现，我娘瘦了好多。头上的白发，也多了。

那之后，我老实了。哪儿也不去了。就在家务农。前年在镇上盘了个小卖部，生意一般，但能顾住生活。儿子放学回来，在小卖部里写作业。我就在旁边坐着，看着他。他抬起头冲我笑的时候，我心里那些乱七八糟的过往，就都烟消云散了。

只是有时候，半夜醒来，我还是会想起阿香。想起她给我做的米粉，想起她唱的那些听不懂的歌，想起她被汗浸湿的碎花衬衫，和她递给我的那个红色护身符。

那个护身符，我还收着。放在抽屉最深处。我没有戴过它，也没有扔掉它。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就像那段在越南的日子，回不去，也忘不掉。

后来老猫又来过一回。喝酒的时候，他提了一嘴：“阿香嫁人了。嫁了个本地人，比她大十几岁，不过人老实。算是有了个着落。”

我“嗯”了一声。仰起头，把杯子里的酒喝干。那酒很辣，从喉咙烧到胃里。

这样也好。她有了她的日子。我也有我的日子。我们本来就不该纠缠在一起。是我闯进了她的生活，又狼狈地逃了出来。我欠她的，这辈子还不清。

可我不能再回去了。我有我的责任。我是儿子，是父亲。我得把这个家，撑起来。那些年少的荒唐，就让它烂在肚子里，跟越南的雨季一起，慢慢发霉，慢慢沉底。

人这一辈子，有些错，能改。有些债，能还。可有些东西，比如阿香看我的最后一眼，比如她唱过的那支歌，比如那间被铁条焊死的小屋，它们会一直跟着我。像一枚钉在鞋底的沙子，走一步，疼一下。走一步，疼一下。

我一直都在走。不敢停。也停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