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有家却不能回！35万朝鲜族为何远赴中亚，长期漂泊异乡艰难求生

1937年9月，苏联远东滨海边疆区，一列列闷罐车在夜色中启动，车厢里挤满了朝鲜族居民。他们中的许多人刚刚收完庄稼，有的甚至来不及把家里的锅碗带上。目的地并不明确，车门外只有持枪士兵和一张张被催促盖章的迁移名单。

这场迁移后来被称为苏联朝鲜人的强制 deportation，准确说，是1937年苏联政府对远东朝鲜族实施的大规模强制迁移。关于人数，史料中常见的数字是17万多人，而“35万”更多指后来生活在中亚的朝鲜族总人口及其后代，并非一次性被押走的全部人数。

一字之差，背后却是两种不同的历史概念。

朝鲜族为什么会出现在苏联远东？他们被迁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后，又是怎样从荒地和盐碱地上重新建立生活？这段经历，不能只用“漂泊”两个字带过。

19世纪后半叶，朝鲜半岛连年遭遇灾荒、土地兼并和政治动荡，部分农民越过图们江、豆满江，进入俄国远东谋生。起初，他们大多在边境附近垦荒、种田，也有人为俄国农场和铁路工程提供劳力。

这些人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流民，而是一批有村落、有家庭、有农具的农业移民。

俄国地方当局对他们的态度并不稳定。需要劳动力时，朝鲜移民容易获得居住许可；政治局势紧张时，他们又会被怀疑与朝鲜民族主义者、日本势力存在联系。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后，越境者明显增多，远东朝鲜族社会也逐渐扩大。

俄国革命和苏联成立之后，远东地区长期处于战乱状态。白军、红军、日本干涉军以及地方武装相继活动，朝鲜族村庄难以置身事外。一些朝鲜族青年参加抗日武装，也有人加入红军或地方苏维埃组织。对不少普通居民来说，政治立场并不总是清晰，他们更关心的是土地、粮食和家人的安全。

问题在于，苏联国家机器往往不依据个人行为判断，而是倾向于以民族、边境和身份进行整体分类。朝鲜族生活在靠近日本势力范围的远东地区，这种地理位置，后来成了他们无法摆脱的标签。

一场由“边境安全”引发的集体迁移

1937年，苏联远东局势异常敏感。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已经存在多年，满洲边境军事对峙不断加剧。苏联领导层担心日本通过朝鲜族居民获取情报、组织渗透，尽管这种怀疑并不能证明每个朝鲜族居民都参与了间谍活动，但在大清洗和高度紧张的政治环境中，集体怀疑迅速压过了个人事实。

1937年8月2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迁移远东朝鲜族的决定。文件把行动解释为防止日本间谍渗透，要求将朝鲜族居民迁往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命令下得很快。

从远东滨海地区、哈巴罗夫斯克地区以及边境附近的朝鲜族聚居地开始，地方机构制作名单、征集车辆、安排押运。很多家庭只得到极短时间准备，有些人被告知只是“临时搬迁”，并不知道自己将离开故乡数千公里。

一位老人后来回忆，当时家里只带走了衣物、几袋粮食和一点农具。至于房屋、牲畜、果树和祖坟，只能交给邻人照看。这样的告别，谈不上告别仪式，更像是一场突然中断的人生。

1937年秋季，迁移行动全面展开。被迁移者先乘火车抵达哈萨克斯坦北部和南部，再由地方机构分散安置到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以及荒地开垦点。根据苏联时期档案和后来研究，迁移人数大约在17万至18万人之间，涉及数万户家庭。

“反间谍”是文件中的理由，“民族整体迁移”却成为现实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迁移并非只针对男性或政治活动者，而是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整个民族群体。它改变的不是某些人的工作地点，而是一个民族的地理分布、经济基础和社会组织。

车厢里的漫长路程

远东到中亚，距离超过数千公里。那个年代的铁路运输条件有限，闷罐车原本用于运送牲畜和货物，车厢没有正常的取暖、照明和卫生设施。每节车厢塞入多个家庭，通风口狭窄，饮水和食物供应也不稳定。

列车运行时间因路线、调度和中途停留而不同，通常需要数周。严寒、疾病、缺水和营养不足，使老人和儿童成为最脆弱的人群。沿途有人死亡，遗体往往只能在停车时被匆匆抬下，无法按照家乡习俗安葬。

这类经历后来被很多家庭口述保存下来。有人记得车厢里最难熬的是夜晚，孩子哭声不断，成年人却不敢大声说话；有人记得车窗被木板钉住，只能从缝隙里看见陌生的雪原；还有人记得列车停在荒凉车站时，士兵只允许少数人下车取水。

这些叙述未必每一处都能与档案逐项对应，但它们共同反映出一个事实：迁移过程不是普通的行政搬家，而是一种带有强制和封闭性质的人口转运。

有些家庭在途中失散。父母被安排到不同农庄，孩子被临时送往寄宿机构；也有人因登记错误、姓名翻译不一，数年后才重新找到亲属。朝鲜族姓名在俄文登记中经常出现转写差异，这让本就混乱的家庭联系更加困难。

车厢抵达中亚后，麻烦并没有结束。

从盐碱荒地开始生活

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并不是一块等待现成居住的“新家”。许多安置点地处荒地、沼泽边缘或灌溉条件较差的地区，房屋数量不足，农具和牲畜也不够。抵达者需要自行搭建住所、清理土地、寻找水源。

当地行政部门原本准备不足。苏联中央要求接收迁移人口，但具体安置往往落到地方机构身上。地方农庄有时连住房都无法提供，只能把新来者安排在仓房、窝棚或临时土屋中。秋冬季节来得很快，很多家庭只能用泥土、木板和芦苇搭建简陋居所。

更困难的是，远东朝鲜族擅长水稻种植，而中亚部分地区气候干燥，土壤和水利条件完全不同。水稻田需要稳定灌溉，盐碱地则必须先改良土壤。原有经验并不能直接照搬，农民必须重新学习种植方式。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朝鲜族农业技术逐渐显露出价值。

他们修渠、筑堤、平整土地，尝试在河流和灌溉区附近种植水稻、玉米、蔬菜。乌兹别克斯坦部分地区原本缺乏水稻生产传统，朝鲜族农民便把从远东带来的经验与当地灌溉农业结合起来。经过数年摸索，一些集体农庄的稻米产量明显提高。

这不是轻松的“逆袭故事”。土地改造需要大量体力，工具短缺时，只能靠人力完成；水利工程出了问题，整季庄稼就可能泡汤。疾病、寒冷、饥饿和行政限制，也一直压在这些家庭身上。

1937年迁移后，朝鲜族居民长期受到特殊居住管理。出入、迁居和就业都受到限制，不能随意返回远东。对他们来说，所谓“安置”，并不等于获得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

被打散的村庄，重新组织的社会

迁移前，远东朝鲜族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村落、学校、报刊和宗教活动网络。迁移之后，原有社会关系被大幅打散。一个村庄可能被拆分到几个集体农庄，一个家族也可能分配到不同地区。

语言问题随之而来。

不少朝鲜族老人只会朝鲜语，无法与俄语行政人员顺畅沟通；部分年轻人则在学校里接受俄语教育。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和俄语同时存在，家庭内部还保留朝鲜语。多种语言交错，使身份认同更加复杂。

学校是变化最明显的地方。早期朝鲜族曾有使用朝鲜语的教育传统，但在苏联教育制度不断调整后，俄语教育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许多年轻人通过俄语进入技术学校、工厂和国家机关，家庭语言却仍然由上一代维系。

这使朝鲜族社会出现一种特殊结构：老人守着记忆，年轻人掌握新的社会通道，中间一代则承担翻译、谋生和维系家庭的责任。

饮食也是一种顽强的文化记忆。辣白菜、米饭、腌制蔬菜并非简单的口味偏好，而是对故乡生活方式的保留。没有合适的白菜，就寻找当地蔬菜替代；缺少大米，就用其他粮食调整做法。文化并没有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而是在中亚环境中不断变形。

婚姻、葬礼、节庆同样发生变化。苏联的公共生活要求居民适应统一的行政和教育制度，传统习俗则更多转入家庭内部。很多老人不会写俄文，却能背诵祖辈留下的歌谣和家训。

这种传承很安静，却没有中断。

“35万人”数字背后的不同含义

标题中所说的35万，容易让人误以为1937年有35万朝鲜族同时被押往中亚。严格说，这一说法并不准确。

苏联在1937年迁移的朝鲜族居民，主流研究通常统计为17万多人，常见数字约为17.2万人。到了战后，随着人口自然增长、家庭团聚以及部分朝鲜族从其他地区迁入，中亚朝鲜族人口逐渐扩大。后来一些统计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地的朝鲜族及其后代合计计算，才出现30多万乃至35万左右的说法。

数字变化本身，说明这段历史不是一次性事件。被迁移者要在新土地上生儿育女，经历战争、劳动力调配、教育变迁和城市化。一个被迫迁移的群体，慢慢发展成拥有学校、农庄、文化组织和专业人才的社会群体。

但人口增长不能抹去最初的强制性质。

1937年的迁移决定并不是朝鲜族居民自由选择的结果。许多人直到1950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步摆脱特殊居住制度的束缚。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治环境开始变化；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对大清洗时期错误的反思逐步展开，部分民族的特殊限制得到调整。

然而，朝鲜族并没有像一些被整体迁移的民族那样，获得大规模返回原居地的安排。远东地区的原有村庄、房屋和土地，早已发生变化；新一代人在中亚出生，对故乡的认识往往来自父母讲述。

“能不能回去”因此不仅是地理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回去意味着重新寻找土地、职业、住房和社会关系，而这些东西早已不在原来的位置上。

回不去的故乡，留得住的名字

对许多朝鲜族家庭而言，故乡并不只是地图上的滨海边疆区。它可能是一口井、一片稻田，也可能是祖父临走前没有带上的木柜。家族记忆往往通过几件小物件保留下来：旧户籍、泛黄照片、朝鲜文书信，以及一串已经无人能够完全解释的地名。

苏联解体前后，中亚朝鲜族的生活又经历了新的变化。原本属于同一个国家的居民，突然被分置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不同国家。语言、国籍和就业环境重新调整，部分人迁往俄罗斯或其他地区。

这一群体在历史上经历过多重身份转换：从朝鲜半岛移民，到俄国远东居民；从苏联公民，到中亚各国公民。身份变了几次，家族记忆却始终指向那次突然启程的列车。

“我们不是没有家。”一些家庭叙事中反复出现类似意思，“只是家被留在了很远的地方。”

这句话不是文学加工，而是强制迁移留下的现实困境。房屋可以重建，农田可以开垦，学校可以重新设立，但祖坟、村庄和童年记忆无法整体搬运。中亚朝鲜族后来取得的生活成就，不能被解释成对苦难的简单抵消；它更像是一代又一代人，在没有选择的起点上，努力把生活重新接起来。

参考文献：

《朝鲜族简史》，延边人民出版社，1986年。

《苏联民族政策史》，民族出版社，2002年。

《苏联远东朝鲜人强制迁移档案资料选编》，俄罗斯联邦档案资料整理本。

《中亚朝鲜人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相关研究资料。

《斯大林时期苏联民族迁移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相关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