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春天,县招待所后院那间小浴室里,唐晓棠把门闩一插,站在水汽里问我:“许向东,我给你介绍了三个姑娘,你一个都没看上,那我呢?”
我当时手里还抓着半块肥皂,背靠着掉皮的白墙,整个人像被热水烫傻了。
我叫许向东,那年二十七,在青河县电影放映队干放映员。
说是放映员,其实什么都干。
白天修机器,晚上背着放映机下乡。碰上雨天,胶片箱得用油布裹三层,碰上山路,车进不去,就靠两条腿往生产队礼堂赶。
那年月,电影是大事。
哪怕放的是看过好几遍的片子,村里人也能早早搬着板凳来占位置。小孩围着幕布跑,大人揣着瓜子闲聊,等灯一灭,四下里一下安静下来,只剩放映机哒哒哒地转。
我喜欢那个声音。
它一响,我就觉得自己不是个闷葫芦,不是个只会低头干活的孤家寡人。
可机器一停,我又变回原样。
我不会跟姑娘说话。
我妈说我这张嘴是借来的,开口还要先打报告。二十七岁了,别人孩子都会背唐诗了,我连对象的影子都没有。
队里的人也着急。
我们电影队归县文化馆管,管我们的副馆长叫唐晓棠。她三十二岁,离过一次婚,没有孩子。
她在县里很有名。
倒不是因为她长得多打眼,而是因为她办事利索,说话不绕弯,谁拖公家的后腿,她当场就能把人说得抬不起头。
她总穿一件米色风衣,袖口干干净净,头发齐耳,别一枚黑发卡。县里开会,一屋子男人吵来吵去,她只要把笔帽往桌上一扣,说一句“先讲事,别讲脾气”,屋里就能静下来。
我怕她。
也敬她。
刚进放映队那年,我把一盘胶片接错了顺序,电影放到一半,女主角还在河边哭,下一镜头男主角已经骑马冲进城门,台下村民笑成一片。
我躲在放映机后面,脸烧得像炉膛。
唐晓棠那晚正好跟队检查。散场后,她没当着村民骂我,只让我把胶片箱背上,跟她走到村口那棵槐树下。
她说:“许向东,你要是只想混口饭吃,别碰胶片。银幕一亮,底下坐的是人,不是木桩子。”
我低着头说:“唐馆长,我错了。”
她看了我一会儿,蹲下来把胶片盒打开,亲手教我看齿孔、看接头、看编号。春夜风冷,她的手指冻得发红,却一格一格翻给我看。
那天以后,我再没接错过胶片。
也就是从那以后,我见她就更紧张了。
紧张到她一进机房,我本来拧得好好的螺丝都能掉地上。
一九八五年三月,县里准备办“五一文化周”,电影队忙得脚不沾地。唐晓棠天天来机房盯排片,顺便也盯上了我的婚事。
那天中午,我正蹲在院子里洗镜头布,她从办公室出来,把一张红格信纸放到我旁边。
“星期天上午九点,新华书店门口。”
我抬头:“干什么?”
她说:“相亲。”
我手一滑,半盆水泼到了鞋上。
唐晓棠皱眉:“你别摆出一副要上刑场的样子。姑娘是二小的语文老师,叫韩玉枝,人稳当,脾气也好。我跟她表姐认识,已经说好了。”
我赶紧说:“唐馆长,我最近忙,文化周……”
“文化周不差你星期天上午两个小时。”她打断我,“你二十七了,再拖下去,你妈能天天来文化馆门口堵我。”
我妈确实干得出来。
上个月她拎着一篮鸡蛋来找唐晓棠,说唐馆长你是领导,帮我们向东操操心,他这辈子要是打光棍,我死了都闭不上眼。
我当时恨不得钻进放映机箱里。
唐晓棠倒是没笑,认真收下话,说:“大娘,我留心。”
从那以后,她真留心了。
星期天我去了新华书店。
韩玉枝穿一件浅蓝衬衫,手里拿着《收获》。她说话轻声细气,问我平时看不看小说。
我说:“看说明书。”
她愣了一下:“什么说明书?”
我说:“十六毫米放映机的维修说明书,还有进口灯泡的参数表。”
她把书慢慢合上,笑得很客气。
我知道完了。
中午我请她在国营饭店吃阳春面。她说起学生作文,说起新调来的数学老师,说起她想考函授中文。我每一句都听见了,可每一句都接不上。
最后我憋了半天,说:“你们学校礼堂电压稳吗?”
韩玉枝筷子停在半空。
下午分别时,她说:“许同志,你人挺实在的。”
这句话的意思我懂。
就是没下回了。
第二天唐晓棠把我叫到办公室。
她坐在桌后批文件,没抬头:“韩老师说你人实在。”
我站在门口:“嗯。”
她抬眼:“你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吧?”
我说:“知道。”
她把笔往桌上一放:“知道你还这么木?”
我没吭声。
她问:“韩玉枝不好?”
“好。”
“看不上?”
“不是。”
“那为什么?”
我抓着裤缝,半天才说:“没感觉。”
唐晓棠盯着我,像在看一台怎么修都修不响的旧机器。
过了一会儿,她说:“行。韩玉枝不行,我再给你找。”
第二个姑娘叫冯丽萍,在百货公司卖布。
唐晓棠说她嘴甜,会过日子,家里人口简单。见面地点定在百货大楼二楼布柜旁边,说正好让姑娘下班后少跑一趟。
我那天特意换了干净中山装,还把头发用水压了压。
冯丽萍确实漂亮,眼睛亮,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给顾客量布的时候动作麻利,尺子一拉,布匹哗啦一声铺开,像一条河。
她问我:“你们放电影,是不是经常能看新片?”
我说:“不算看,主要盯焦距和画幅。”
她笑:“那你最喜欢哪部?”
我想了想:“我喜欢片头不抖的。”
她笑容僵了僵。
我也知道自己说错了,可越急越说不出人话。
后来她带我去楼下吃冰棍。三月的天还凉,我捏着冰棍棍,手冻得发麻。她说:“许同志,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我忙说:“不是,你挺好。”
“那你怎么一直看街对面的电线杆?”
我说:“那里适合挂露天银幕。”
冯丽萍低头笑了一下,那笑里没有生气,只有无奈。
这次唐晓棠听完结果,脸色比上次更沉。
她说:“许向东,我不是闲得没事干。”
我说:“我知道。”
“人家姑娘也不是让你练胆子的。”
“我知道。”
“那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
我嘴唇动了动,没敢说。
她等了一会儿,忽然把手边一本排片表合上:“你是不是心里有人?”
我猛地抬头。
她看着我,眼神很平静,可那平静里有一点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低下头:“没有。”
“没有你慌什么?”
我说不出来。
唐晓棠没再追问,只说:“出去吧。下周还有一个,你别再给我丢人。”
第三个是县医院护士,叫何春燕。
这次见面是在医院后门的小茶摊。何春燕刚下夜班,眼圈有点青,可人很爽快。她给我倒茶,说听说你经常下乡放电影,挺辛苦的。
我说:“还行。”
她问:“一个人在外面跑,怕不怕?”
我说:“怕胶片受潮。”
她扑哧笑了:“你这人真有意思。”
我也跟着笑,可心里空空的。
她挺好。
韩玉枝挺好,冯丽萍也挺好。
可我一坐在她们对面,就像隔着一层银幕。她们在那边,清清楚楚,热热闹闹。我在这边,手里捏着机器开关,知道该亮灯,却不知道该走过去。
那晚回文化馆交钥匙,唐晓棠还没走。
她办公室亮着灯,窗帘没拉。她坐在桌前揉太阳穴,桌上放着半个冷馒头和一杯茶。
我站在门外看了一会儿,心口突然酸了一下。
何春燕问我怕不怕一个人在外面跑。
我想说,怕。
怕雨夜山路滑,怕机器坏,怕胶片断,怕一回头没人等。
可我更怕的是,我明明心里有人,却连承认都不敢。
我敲门进去,把钥匙放到桌上。
唐晓棠没看我:“又没成?”
我嗯了一声。
她抬起头,眼神里有火:“许向东,你到底什么意思?我给你介绍三个姑娘,一个老师,一个售货员,一个护士,人品样貌都挑不出毛病。你一个没看上,是不是非得天仙下凡你才点头?”
我憋了半天,说:“唐馆长,你别给我介绍了。”
她一愣:“为什么?”
我说:“我不想耽误人家。”
“你不想耽误人家,就打算耽误你自己?”
我没接话。
她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了两步,像压着脾气。
“你妈托我,我答应了。你自己不急,老人急。你二十七岁,不是十七岁。再这样下去,别人只会说你眼高手低,不知道珍惜。”
我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忽然说:“唐馆长,你不也一个人吗?”
话出口,屋里一下静了。
唐晓棠脸上的血色慢慢退下去。
我立刻后悔。
她离婚的事,县里没人敢当面提。听说她前夫在省城工作,嫌她不肯调走,也嫌她管文化馆比管家多。两个人吵了几年,最后散了。
这些我都只是听说。
可听说归听说,拿出来刺人,就是我的不对。
唐晓棠看着我,声音很轻:“许向东,你出去。”
我想道歉,可她已经低下头拿起了笔。
笔尖落在纸上,划了一道很重的黑线。
那一夜,我在宿舍没睡好。
窗外风刮着梧桐叶,像胶片断在机器里,一下一下抽我的心。
第二天早上,我买了两个热烧饼,放到她办公室门口。没署名。
上午十点,她把烧饼原封不动拿到机房,放在我工具箱上。
“东西拿走。”她说。
我站起来:“唐馆长,昨天我说错话了。”
她没看我:“我知道。”
“我真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哑住。
她这才看向我。
机房里光线暗,窗户上糊着报纸,只有放映机旁边一束灰白的光落在她脸上。她看起来有点累,眼底有红血丝,可腰背还是挺得直。
我嘴唇动了好几次,最后只说:“对不起。”
她点点头:“接受。以后工作上别出错。”
说完她转身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觉得自己要是再不说,这辈子就真完了。
可我还是没说。
不是不想,是不敢。
唐晓棠是副馆长,是我领导,是县里人人都夸能干也人人都不敢靠近的女人。她比我大五岁,离过婚,说话办事都像刀切豆腐,干净利落。
我有什么?
一个月三十七块五的工资,一辆常掉链子的二八自行车,一个漏雨的单身宿舍,还有一张见了喜欢的人就不会说话的嘴。
我配不上她。
这个念头压了我很久。
直到四月底,文化周前一天,县招待所那间小浴室出了事。
不是什么大事。
那几天外地文工团住在县招待所,文化馆全员过去帮忙布置。我负责调试放映设备,忙到晚上九点,满身灰。招待所管理员老程说后院小浴室空着,让我赶紧冲一下,明天还得早起。
那浴室原先是给锅炉房师傅用的,只有一间,水泥地,白墙,铁皮门,墙角有个煤炉烧热水。门外挂了块木牌,一面写“有人”,一面写“空”。
我进去前把牌翻成“有人”,可门闩坏了,怎么插都插不牢。
我想着反正这么晚了,就匆匆冲了。
刚擦完头,门突然被推开一条缝。
我吓得拿毛巾挡住胸口:“有人!”
门又合上了。
外面静了两秒,传来唐晓棠的声音:“许向东,是你?”
我脑子嗡的一声:“唐馆长?”
她没走。
我赶紧把衬衣往身上套,扣子还没扣好,门被她从外面推开了。
她进来后反手关门,顺手把那根松掉的门闩往旁边一别,竟然别住了。
浴室里全是水汽。煤炉上的水壶咕嘟响,灯泡被雾蒙住,光发黄。她站在门边,米色风衣袖口湿了一点,额前头发也沾着水汽。
我慌得往后退了一步,脚跟碰到木盆,差点摔了。
“唐馆长,你怎么……”
“我找你。”
她声音不大,可比平时更紧。
我抓着衬衣领口:“这里不合适。”
“我知道不合适。”她看着我,“可你在合适的地方永远不说实话。”
我愣住。
唐晓棠往前走了一步。
“韩玉枝,你说没感觉。冯丽萍,你说不想耽误。何春燕,你还是说不合适。”她一字一句,“许向东,我给你介绍对象,你一个没看上,到底是她们不好,还是你心里有人?”
我喉咙发干。
她盯着我,眼圈有点红。
“你昨天拿我的事堵我的嘴。行,我不跟你计较。可我今天就想问明白。”她停了停,声音忽然低下来,“那我呢?”
我半天没出声。
不是没听懂,是不敢信。
浴室外面有人端着盆经过,脚步声停了一下,又走远了。水壶噗噗顶着盖子,热气扑在脸上,我手里的毛巾被我攥成一团。
唐晓棠见我不说话,脸色一点点白下去。
她笑了一下,那笑比不笑还难看。
“我明白了。”
她转身要开门。
我几乎是扑过去的,一把按住门板。
她背对着我,肩膀绷得很紧。
我说:“不是。”
她没回头:“不是什么?”
“不是你想的那样。”
她转过身,眼神冷下来:“许向东,你别在这儿跟我绕。你要是觉得我唐晓棠离过婚、年纪比你大、还是你领导,丢人,你直说。我不会缠着你。”
这句话像一巴掌抽在我脸上。
我急得声音都变了:“我不是怕丢人。”
“那你怕什么?”
我看着她,胸口一阵一阵发紧。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很多事。
想起槐树下她冻红的手指,想起她半夜改排片表时桌上那半个冷馒头,想起她在会上替放映队争经费,被财务股的人讥讽“电影又不能当饭吃”,她当场回了一句“人除了吃饭也得有点亮堂”。
我喜欢的就是这个人。
不是副馆长,不是离过婚的女人,不是别人嘴里能干得让男人没面子的唐晓棠。
就是她。
我说:“我怕我配不上你。”
唐晓棠怔住了。
她的手还搭在门闩上,指尖慢慢松开。她像是没听清,眨了一下眼。
我低头看着地上的水渍,说:“你什么都做得好。我在你面前,连句话都说不明白。你给我介绍一个,我见一个,心里就想一次,要是坐在我对面的是你就好了。”
她没说话。
我又说:“可我不敢想。你是领导,我是放映员。你比我见过世面,比我有本事。你离过婚,我怕别人说你。你比我大五岁,我也怕你嫌我幼稚。”
唐晓棠的呼吸轻了一下。
我抬头看她:“我不是没看上她们。我是早就看上你了。”
浴室里安静得吓人。
她站在那里,像被人按了暂停键。平时那张利落的嘴,一时竟没说出话来。她眼睛睁着,睫毛上挂了一点水汽,手指从门闩上滑下来,又攥住风衣口袋,攥得布料起了褶。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问:“你说真的?”
“真的。”
“不是因为我逼你?”
“不是。”
“不是一时昏头?”
“我昏了很久了。”
她本来绷着脸,听到这句,嘴角却轻轻动了一下。
可那点笑很快又没了。
她往后靠在门上,声音发哑:“许向东,我不是小姑娘。我离过婚,县里背后说什么的都有。你妈未必愿意。你以后也会听见闲话。你现在觉得喜欢,过两年呢?你会不会怪我耽误你?”
我说:“不会。”
她盯着我:“你别答得这么快。”
我闭了闭眼,再睁开。
“唐晓棠,我嘴笨,但我不糊涂。别人说我木,说我闷,我认。可我知道自己想跟谁过日子。”我手心全是汗,“我不怕别人说。我怕的是你今天走出去以后,再也不问我这句话。”
她低下头,眼睛一下红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唐晓棠这样。
不是副馆长,不是那个开会时能压住一屋子人的女人,只是一个把真心递出来以后,也会怕被人摔在地上的人。
她抬手擦了一下眼角,动作很快,像怕我看见。
然后她把门闩打开。
我心里一沉。
她却没有走,而是把门拉开一条缝,确认外面没人,又回头看我。
“明天文化周开幕,早上七点到招待所。”她声音恢复了一点平稳,“别迟到。”
我傻傻地看着她。
她皱眉:“听见没有?”
“听见了。”
她走出去前,停了一下。
“还有。”她没回头,“以后别叫唐馆长了。没外人的时候,叫我晓棠。”
门关上后,我在浴室里站了很久。
水壶烧干了,发出刺耳的响。我这才手忙脚乱去提,差点烫着手。
那天晚上,我骑车回宿舍,风从衣领灌进去,冷得人打哆嗦。可我心里像揣着一盏放映灯,亮得睡不着。
第二天我没迟到。
我六点半就到了招待所,唐晓棠已经在院里指挥人挂横幅。她看见我,只扫了一眼,跟平常一样说:“把二号机搬到礼堂,先试电压。”
我应了一声。
旁边几个同事没看出什么。
可我搬机器的时候,发现她从我身边经过,轻轻放了一包油纸在机器箱上。
里面是两个热包子。
我看着那包子,心里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
文化周忙了七天。
白天有书画展、文艺汇演,晚上露天电影。唐晓棠连轴转,我也跟着连轴转。我们没有再提浴室那晚的话,可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她会在我弯腰接线时低声提醒:“左边那根老化了,别直接上手。”
我会在她开会回来后,把搪瓷缸里的冷茶倒掉,换上热的。
她看见了,也不谢,只说:“别放太满,烫手。”
我说:“知道。”
她嘴角轻轻一弯。
第七天晚上,文化周闭幕,放的是《庐山恋》。
县广场坐满了人,连树杈上都骑着孩子。电影放到男女主角在山间说话,底下有人起哄,有人笑。
我站在放映机后面,手搭在片盘上,远远看见唐晓棠站在人群边上。
风吹起她的风衣下摆,她抱着文件夹,脸被银幕的光照得一明一暗。
我忽然想,要是有一天,我能跟她光明正大站在一起,不用躲在浴室,不用借着水汽说真话,那该多好。
可事情没那么容易。
文化周结束后,闲话先起来了。
有人看见唐晓棠给我送包子,有人看见我给她换热茶,还有人说那晚在招待所后院小浴室,唐副馆长进去找过我。
县城就那么大,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被讲成一场大戏。
最先找我的是我妈。
她坐了十几里路的班车来文化馆,手里攥着一块蓝布包。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向东,你跟唐馆长咋回事?”
我心里咯噔一下。
“谁跟你说的?”
“谁说的不重要。”我妈盯着我,“你就说有没有。”
我沉默了。
我妈脸一下白了:“她是你领导,还是离过婚的女人,比你大好几岁。你脑子进水了?”
这话刺得我不舒服。
我说:“妈,她人很好。”
“人好归人好,过日子是另一回事。”我妈压低声音,“你没结过婚,找个大姑娘不好吗?她那边以前的事,你知道多少?以后别人戳你脊梁骨,你受得住?”
我说:“我受得住。”
“你受得住,我受不住。”我妈眼圈红了,“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不是让你被人说闲话的。”
我没吭声。
要是以前,我肯定低头,让我妈骂完。
可这次我不能。
我把她带到文化馆后院,那儿有一排石凳。四月的槐花开了,风一吹,白花落在地上。
我说:“妈,我二十七了。”
“二十七怎么了?二十七你也是我儿子。”
“我是你儿子,可我也得过自己的日子。”我看着她,“你托唐馆长给我介绍对象,她认真帮了。三个姑娘都很好,是我没那个心思。我不能因为别人合适,就骗自己。”
我妈问:“那唐馆长就合适?”
我说:“她不一定合别人眼里的适,可她合我的心。”
我妈怔了一下。
她大概没想到我能说出这种话。
过了半天,她把蓝布包打开,里面是两双新纳的鞋垫。
“我本来想着,你相亲要是成了,给姑娘一双。”她低声说,“现在倒好,鞋垫都不知道该给谁。”
我鼻子有点酸。
我说:“给她吧。她总跑来跑去,鞋底磨得快。”
我妈瞪我:“我还没同意呢。”
我说:“那你先留着。等你愿意了再给。”
我妈气得起身就走。
走到门口,她又回头:“许向东,你别以为你今天嘴硬就是长本事了。日子不是放电影,灯一亮就好看。你要真认定她,就别让人家一个女人在前头挡闲话。”
这句话我记住了。
我不能总躲在唐晓棠后面。
可唐晓棠比我更清楚闲话的重量。
那天下午,她把我叫到档案室。
档案室在二楼尽头,窗户朝北,灰尘味重。她站在一排旧报纸前,手里拿着调度表。
“你妈来过了?”她问。
“来过。”
“她不同意?”
我没撒谎:“一开始不同意。”
她笑了一下:“很正常。”
我说:“但我会跟她说清楚。”
唐晓棠看着我:“许向东,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我皱眉:“你什么意思?”
“意思是这件事到这儿停下,对你最好。”她说得很平静,“外面那些话,我听了不是一天两天。我习惯了。可你不一样。你没结过婚,家里又只有你一个儿子,你妈盼着抱孙子,也盼着你找个清清白白的姑娘。”
“你也清清白白。”
她愣了一下。
我往前走了一步:“离过婚不是脏事。年纪比我大也不是错。你别拿别人说的话替自己判罪。”
她手指收紧,调度表被捏弯了。
“你知道什么?”她声音低了,“我前夫走的时候,县里多少人说我活该,说女人太要强就没人要。后来我升副馆长,又有人说我靠离婚装可怜。许向东,你以为嘴上说不怕就真不怕?日子长着呢。”
我说:“我知道日子长,所以才不能从第一步就躲。”
她看着我,眼里有动摇,也有怕。
“唐晓棠。”我第一次在白天、在办公室外这样叫她名字,“那晚在浴室,是你堵住我问的。现在我也问你一次。你还要不要我这句实话?”
她没说话。
我继续说:“你要,我就把它说给所有该听的人。你不要,我也不拿喜欢两个字绑你。你有权退,我也有权等。”
这话说完,我自己都愣了。
原来人真被逼到心口上,闷葫芦也能响。
唐晓棠低头看着手里的调度表,半天才说:“别说得这么好听。你先把今晚下乡放映的片子点清楚,少一盘我照样扣你奖金。”
我笑了:“行。”
她抬眼瞪我:“笑什么?”
我说:“晓棠,你耳朵红了。”
她立刻转身:“滚去干活。”
那天晚上,我下乡放电影,路上摔了一跤。
不是大伤,就是连人带车滑进沟里,胶片箱压在腿上。我怕胶片受潮,先把箱子抱起来,自己半条裤腿全是泥。
回到文化馆时已经夜里十一点。
院里灯还亮着。
唐晓棠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手电。看见我一身泥,她脸色变了。
“摔哪儿了?”
“没事。”
“裤腿卷起来。”
“真没事。”
她声音一沉:“许向东。”
我只好坐到台阶上卷裤腿。小腿擦破了一片,血和泥糊在一起。
她蹲下来,用手电照着看,眉头越皱越紧。
“去卫生所。”
“这点伤……”
“闭嘴。”
她扶我起来,动作很硬,手却很稳。
卫生所值班大夫给我清洗伤口,酒精一碰,我疼得倒吸气。唐晓棠站在旁边,脸比我还白。
大夫笑她:“唐馆长,心疼啦?”
她立刻板脸:“他是我们队里的放映员,明天还有任务。”
大夫拖长声音:“哦,放映员。”
我低头憋笑。
回去路上,她一直没说话。
走到文化馆门口,她突然停下。
“许向东,我想好了。”
我心一紧。
她说:“我们先不公开。”
我脸上的笑慢慢落下去。
她看见了,马上补了一句:“不是不认。是我不能拿你的工作和名声冒险。我是你领导,这关系说出去,别人会说我借职务压你,也会说你想靠我。我打算向馆长申请,把你调到电影公司筹备组去。等调令下来,我们再说。”
我沉默了一会儿。
她问:“你觉得委屈?”
我说:“有一点。”
她眼神暗了暗。
我又说:“但我知道你是在认真想以后,不是在退。”
她抬头看我。
我说:“我听你的。不过有一件事,你也得听我的。”
“什么?”
“调令下来之前,我们不躲着,但也不暧昧。工作就是工作。谁问我,我不撒谎,也不乱说。要是有人当面糟践你,我不能装听不见。”
唐晓棠看了我很久。
“许向东,你变了。”
“嗯。”
“跟谁学的?”
“跟你。”
她终于笑了。
可调令没那么快。
五月底,馆里传出消息,说省里要办农村电影巡映先进单位评选,青河县文化馆有希望。馆长想把材料报上去,所有人都绷紧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闲话闹到了馆长那里。
说唐晓棠作风不正,跟下属不清不楚,还在招待所浴室堵人。话传得有鼻子有眼,连“门闩坏了”“里面水汽很大”都编出来了。
馆长姓姜,五十多岁,平时和气,可这次把唐晓棠叫进去谈了一个多小时。
我在走廊里等。
门关着,听不见里面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冯丽萍从楼下上来送布票,看见我,神情有点尴尬。
她低声说:“许同志,有些话不是我传的。”
我说:“我知道。”
她咬了咬唇:“其实唐馆长给你介绍我的时候,说了你很多好话。她说你人闷,但心正,手稳,肯吃苦。那时候我就觉得,她提起你跟提起别人不一样。”
我愣住。
冯丽萍笑了一下:“你别怪她。她那种人,越喜欢越不敢往自己身上想。”
她走后,我站在走廊里,心里像被人掀开了一块布。
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在躲。
办公室门开了。
唐晓棠走出来,脸色还算平静。姜馆长跟在后面,看到我,叹了口气。
“许向东,你也进来。”
我进去时,唐晓棠皱眉看我,像是在提醒我别乱说。
姜馆长坐下,喝了一口茶:“事情传成这样,总得有个说法。小许,我问你,招待所浴室那晚,唐副馆长是不是进去找过你?”
我说:“是。”
唐晓棠脸色一变。
姜馆长也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承认得这么快。
他问:“她进去干什么?”
我看向唐晓棠。
她眼里有警告,也有紧张。
我收回目光,说:“问我相亲的事。”
姜馆长皱眉:“在浴室问?”
“对。”我说,“因为我一直躲。她给我介绍了三个对象,我一个没看上,她生气,也想问清楚。我承认,地方不合适。但那天是我先把话说不明白,把事情拖到难看。”
唐晓棠低声说:“许向东,你出去。”
我没出去。
我继续说:“姜馆长,我喜欢唐副馆长。这事不是她压我,也不是我图什么。我在这里工作五年,她骂过我,教过我,也护过放映队。她是什么人,馆里都清楚。要因为我,让她背作风问题,我不同意。”
姜馆长看了看我,又看唐晓棠。
屋里静得能听见茶杯盖轻轻碰杯沿。
唐晓棠忽然笑了一下。
不是高兴,是有点无可奈何。
她说:“姜馆长,既然他说了,我也说清楚。我对许向东有私人感情,这件事我不回避。为了避嫌,我已经写了申请,请求不再直接分管电影队,或者把许向东调离我的直接管理范围。在组织没有安排前,我保证工作上不徇私。”
她从包里拿出一张折好的申请,放到桌上。
姜馆长拿起来看,眉头越拧越紧。
“你们两个啊。”他叹气,“一个比一个倔。”
唐晓棠说:“我接受组织处理。”
我急了:“姜馆长,这跟她……”
姜馆长抬手打断:“你也别急着逞英雄。现在不是旧社会,但也不是没人说闲话的真空。唐晓棠是干部,更要注意影响。小许,你要真对她认真,就别只会在办公室里喊喜欢。”
我说:“我认真。”
姜馆长看着我:“那就回去跟你母亲谈清楚。家里不同意,外面更有话说。还有,调动的事我会考虑,但不是为了给你们开方便门,是为了工作关系清楚。”
那天走出办公室,唐晓棠走得很快。
我追到楼梯口:“晓棠。”
她停下,回头看我:“谁让你那么说的?”
我说:“我不想让你一个人扛。”
“你知道后果吗?”
“知道一点,不全知道。”
她气得笑了:“不知道还敢说?”
我说:“那晚你在浴室堵我,也没先把后果都算清楚。”
她脸一红,立刻看了看四周。
“你还提?”
“提。”我说,“因为那是你先勇敢的。”
她怔住。
楼道里阳光从窗户斜进来,照在她风衣肩头。她看着我,眼里的火慢慢软下来。
“许向东,我三十二了。”她轻声说,“我没那么多力气再错一次。”
我说:“那这次我们慢慢走,但别往回走。”
她低下头,过了很久,嗯了一声。
我妈那关,比我想的还难。
她一开始不肯见唐晓棠。
我回家跟她说清楚,她坐在炕沿上抹眼泪,说:“别人家儿子找对象,都找个小几岁的。你倒好,找个比你大的,还离过婚。你让邻居怎么说?”
我说:“邻居不跟我过日子。”
她拍了一下炕桌:“你现在嘴倒利索了!”
我跪在灶台边烧火,没顶嘴。
锅里煮着玉米糁,火苗舔着锅底。我妈骂了半天,见我不吭声,自己也累了。
“她真有那么好?”
我添了一根柴:“好。”
“好在哪?”
我想了想:“她心里有别人。”
我妈一听,差点跳起来:“什么?”
我赶紧解释:“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她心里装着别人。电影队少了经费,她去争;乡下放映员没雨衣,她去借;文工团演员嗓子哑了,她半夜找蜂蜜。她这个人看着硬,其实谁的难处都记得。”
我妈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她说:“那她记不记得你的难处?”
我说:“记得。她给我介绍对象,就是因为记得。”
我妈叹了口气。
几天后,我妈拎着一篮鸡蛋去了文化馆。
我不知道她跟唐晓棠说了什么。
只知道唐晓棠那天下午回来时,眼睛有点红,手里多了那两双蓝布鞋垫。
她把其中一双放到我桌上。
“你妈给的。”
我问:“她说什么了?”
唐晓棠把另一双收进包里,嘴上淡淡的:“她说鞋垫先给我,不代表完全同意。要看我以后表现。”
我忍不住笑。
她瞪我:“笑什么?我现在也是要接受考察的人。”
“那你紧张吗?”
她低头整理文件,声音很轻:“有点。”
六月初,姜馆长把调令贴了出来。
县里成立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筹备组,我被借调过去,办公地点在老剧院二楼。工资关系暂时还在文化馆,但日常工作不再由唐晓棠直接安排。
调令一贴,议论声又起。
有人说唐晓棠避嫌避得太明显,也有人说这两个人八成是真的。
我搬东西那天,机房里空荡荡的。那台十六毫米放映机被我擦得发亮,像一位老伙计。
唐晓棠站在门口,没有进来。
我把工具包背上,说:“我走了。”
她点头:“到那边好好干。”
“你也是。”
她看了我一眼:“我一直好好干。”
我笑:“也是。”
我们像两个普通同事一样告别。
可走到院门口,我回头,看见她还站在机房门口。风吹起她的发梢,她没有躲,也没有走。
我忽然明白,所谓公开,不一定非要敲锣打鼓。
有时候,不躲就是公开。
真正让事情定下来的,是七月那场暴雨。
那天晚上,县里安排在河西公社露天放电影。我带着设备过去,天气预报说有阵雨,谁也没想到雨会下那么大。
电影放到一半,风把幕布吹得鼓起来。底下群众开始搬凳子,公社干部喊着先避雨。我赶紧停机收片。
就在这时,临时搭的电线杆被风刮歪,电线火花一闪,现场乱了。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先断电,再护胶片。
雨水砸得睁不开眼,我踩着泥跑过去拉闸,脚下一滑,整个人摔进水坑。等我爬起来,片箱已经被风吹翻,胶片盒滚了一地。
我顾不上疼,扑过去捡。
雨太大,手电光乱晃。有人喊:“许放映,别捡了,先躲!”
可那几盘片子是省里调来的,泡坏了要影响第二天巡映。
我把胶片盒一个个往怀里塞,雨水顺着脸往下流,分不清是水还是泥。
突然有人撑着雨衣挡在我头顶。
我抬头,看见唐晓棠。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赶来的,裤脚全是泥,头发湿透了,手里还抓着一卷麻绳。
“愣着干什么?装箱!”
我傻了:“你怎么来了?”
“姜馆长说河西线路老,我不放心。”
她蹲下来跟我一起捡胶片。雨水打在她脸上,她连眼都不眨。
我们把胶片抢回来,又把机器抬进公社仓库。等忙完,已经快夜里十点。
公社给我们腾了一间空屋,屋里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条长凳。唐晓棠拧着袖口的水,嘴唇冻得发白。
我把自己的外套递给她。
她不接:“你自己也湿了。”
我说:“你穿。”
她看了我一眼,还是接了。
屋外雨声哗哗,屋里煤油灯摇晃。
公社书记端来姜汤,笑着说:“唐馆长,小许,你们这护胶片比护粮食还拼。”
唐晓棠说:“都是公家的东西,泡坏了明天群众看什么?”
书记又笑:“我看不光是为了群众吧?”
我和唐晓棠都没说话。
书记是老江湖,看破不说破,放下姜汤就走了。
屋里只剩我们两个。
我蹲在地上检查片盒,发现有一盘进了水,急得心往下沉。唐晓棠坐到我旁边,拿干布一点点擦。
“别急,还能救。”
她的手冻得发抖,擦得却很细。
我看着她,忽然说:“晓棠,等回去,我去你家提亲。”
她手停住。
雨声一下显得更大。
她没抬头:“这么突然?”
“不突然。”我说,“从三月到七月,我想清楚了。浴室那晚你问我‘那我呢’,我回答了。现在我想把回答做完。”
她慢慢抬起头。
煤油灯光落在她眼睛里,湿漉漉的。
“你妈呢?”
“她让我自己定,但不能让你委屈。”
“姜馆长呢?”
“工作关系已经调开了。”
“外面闲话呢?”
“会有。”我说,“可我不能因为怕别人说,就让你一直站在门口等。”
唐晓棠低头笑了一下。
这次她没有再说回头还来得及。
她只问:“你拿什么提亲?”
我摸了摸口袋,拿出一个被油纸包着的小东西。
里面是一枚发卡。
黑色的,最普通的款式。她原来那枚发卡断了一个齿,还一直舍不得换。我去百货公司买新灯泡时,顺手买了这枚。
我递给她:“先拿这个。正式的东西我再准备。”
唐晓棠看着那枚发卡,眼眶红了。
她接过去,没立刻戴,只攥在手心。
“许向东,你真是……”她停了半天,“真是穷得很实在。”
我有点窘:“我以后补。”
她摇头,声音很轻:“不用补。这个就很好。”
第二天雨停,胶片保住了。
我们回到县城时,文化馆院里站了不少人。昨晚暴雨的事已经传开,连姜馆长都在门口等。
他看见我们浑身泥水,先骂:“一个副馆长,一个放映员,谁让你们这么不要命的?”
唐晓棠说:“情况急。”
姜馆长瞪她:“你每次都情况急。”
我站在旁边,忽然开口:“姜馆长,我想申请一件事。”
所有人都看过来。
唐晓棠也看向我,眼神一紧。
我说:“我想跟唐晓棠同志正式处对象,以结婚为前提。我们工作上已经不属于直接上下级,我也会接受组织和同志们监督。”
院里一下静了。
有人手里的搪瓷缸盖掉在地上,叮当一声。
唐晓棠站在我身边,脸上没有表情,可我看见她握着发卡的手紧了一下。
姜馆长半天没说话。
最后他叹了口气:“你这不是申请,是通知。”
我说:“那也请您知道。”
人群里有人笑出声。
姜馆长看向唐晓棠:“你呢?”
唐晓棠抬起头。
她的头发还湿着,衣服上全是泥,跟平时干净利落的副馆长很不一样。可她站得很直,声音也稳。
“我同意。”
这三个字落下来,比广场上的电影开场锣还响。
我听见四周有人吸气,有人低声议论,也有人笑着鼓掌。
冯丽萍不知什么时候也在人群外,她冲我眨了一下眼。韩玉枝站在图书室门口,远远点了点头。何春燕后来听说了,还托人带话,说许同志终于把话说到人心上了。
当然,难听话还是有。
有人说唐晓棠有手段,给我介绍对象是假,先试探我是真。
有人说我脑子不清楚,年轻小伙子偏找个离过婚的领导。
也有人说我们早就有事,什么调动避嫌都是遮羞布。
这些话我听见过。
唐晓棠也听见过。
有一次在食堂,两个临时工坐在角落嚼舌根,说她一个离过婚的女人还挑三拣四,最后挑了个老实好拿捏的。
我端着饭盒就要过去。
唐晓棠拉住我。
她端着自己的饭盒走到那桌旁边,平静地问:“你们说完了吗?”
两个临时工脸都白了。
唐晓棠说:“我离过婚,不是犯过错。许向东老实,也不是没脑子。我们处对象,碍不着你们吃饭。你们要是对文化馆人事安排有意见,可以写材料交给姜馆长;要是只想拿别人的日子下饭,那这饭吃得不体面。”
她说完,转身坐回我对面。
整个食堂安静了好几秒。
我看着她,忍不住说:“我刚才也想这么说。”
她夹了一筷子土豆丝:“你说不出这么完整。”
我承认:“说不出。”
她嘴角一扬:“那就多学。”
那天之后,食堂里的闲话少了很多。
不是没人说了,是没人敢当着我们说。
八月十五,我带我妈去了唐晓棠家。
她家在文化馆后面的小院,两间平房,收拾得干净。窗台上摆着一盆茉莉,桌上铺着旧报纸,报纸上放着她刚洗好的葡萄。
我妈一进门就四处看。
唐晓棠有点紧张,给她倒茶时,茶水差点洒出来。
我妈看见了,反倒笑了。
“唐馆长也有手抖的时候?”
唐晓棠脸红了:“大娘,您叫我晓棠就行。”
我妈坐下,没绕弯。
“晓棠,我这个人没文化,说话直。之前我不愿意,是怕向东年轻,不懂过日子,也怕你受委屈后后悔。”
唐晓棠认真听着。
我妈又说:“可这几个月,我看明白了。向东以前三棍子打不出个响屁,现在敢跟我说自己要什么了。人要是跟错了,不会越活越有主意。”
唐晓棠眼圈慢慢红了。
我妈从布包里拿出剩下那双鞋垫,放到她手里。
“这双给你。别嫌粗。”
唐晓棠接过去,手指摸着密密的针脚,半天才说:“我不嫌。”
我妈说:“你比向东大几岁,又经历过一次婚事,心里肯定比他重。可你别总觉得自己低人一头。我们家穷,没什么好挑你的。只要你们俩真心过,我不拦。”
那天唐晓棠进厨房切菜,背对着我们站了很久。
我进去时,看见她正抬手擦眼泪。
我没说话,只把洗好的葱递给她。
她接过去,低声说:“许向东,我有点怕。”
我问:“怕什么?”
“怕这一切是真的,又怕自己配不上。”
我笑了:“这句话听着耳熟。”
她回头瞪我,眼眶还红着。
我说:“你看,我们俩一样。都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那正好,谁也别嫌谁。”
她被我逗笑,拿葱轻轻打了我一下。
十月,我们领了证。
没有大操大办。
那天早上,我穿了洗得发白的白衬衫,唐晓棠穿她那件米色风衣。民政办的大姐看了看户口本,又看了看我们。
“女方三十二,离异。男方二十七,未婚。”她念得很慢,像在确认。
唐晓棠的手在桌下轻轻握紧。
我把手伸过去,握住她。
大姐抬头看了我们一眼,笑了:“想好了?”
我说:“想好了。”
唐晓棠说:“想好了。”
红章盖下去,砰的一声。
我心里也跟着落下一声。
从民政办出来,阳光很好。街边卖糖葫芦的吆喝,小学生背着书包跑过去,自行车铃叮叮当当。
唐晓棠把结婚证放进包里,走了几步,忽然停下。
“许向东。”
“嗯?”
“你还记不记得我在浴室问你的话?”
我说:“记得。”
她看着我:“那时候我其实后悔了。我问完就后悔。我怕你看不起我,怕你觉得我一个离过婚的女领导,竟然堵着你要答案。”
我说:“我当时只觉得自己像做梦。”
“现在呢?”
我握紧她的手:“现在梦盖章了。”
她笑了,笑着笑着又低下头。
我们没去饭店,只在街口吃了两碗馄饨。她把碗里的紫菜挑给我,说自己不爱吃。我知道她不是不爱吃,是看我喜欢。
婚后的日子,不像电影。
没有银幕上那么亮,也没有配乐。
有的是煤球炉点不着,有的是房顶漏雨,有的是两个人为一斤肉票怎么用拌嘴。
唐晓棠在单位还是唐副馆长,回家也没变成温柔得不真实的人。她照样会嫌我袜子乱扔,会在我修收音机修到半夜时把灯关掉,说明天再折腾。
我也会跟她犟。
有一次她发烧,还坚持去开会。我把她的包藏了起来。她翻遍屋子,最后站在门口瞪我:“许向东,你胆子大了。”
我说:“跟你学的。”
她气得坐回床上,半天没理我。
晚上退烧后,她把包从柜顶拿下来,发现里面多了一包退烧药和一张我写的纸条。
纸条上只有一句:领导也要听医嘱。
她看完笑了很久。
第二年春天,电影公司正式成立,我调了过去,成了发行股的干事。工作比以前稳定,但我还是常下乡。唐晓棠升了馆长,忙得更厉害。
有人说我们夫妻俩都不顾家。
其实我们顾。
只是我们的家跟别人有点不一样。
别人家晚上聊柴米油盐,我们家常常摊一桌排片表和活动方案。她改材料,我修机器。炉子上炖着萝卜汤,窗台上茉莉开了又谢。
有时候夜深了,她会靠在椅背上睡着。
我给她披衣服,她醒来第一句话总是:“几点了?材料还没写完。”
我说:“写完了,我替你誊了一遍。”
她立刻坐起来检查,检查完才点头:“字比以前好看。”
我说:“你夸人就不能多夸两句?”
她说:“怕你骄傲。”
我们也吵过一次很厉害的。
那年县里准备送她去省城进修半年。她瞒了我三天,直到名单公示我才知道。
我问她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说:“我怕你多想。”
我说:“我会多想什么?”
她说:“怕你觉得我又要往前走,怕你跟不上。”
这句话把我气笑了。
“唐晓棠,你是不是到现在还觉得,我喜欢你,是因为你站着不动等我?”
她愣住。
我说:“你要去省城进修,这是好事。你走得远,我高兴。你别替我自卑,也别替我小气。”
她脸白了一下:“我不是那个意思。”
“可你就是这么做的。”我声音也重了,“你不让我知道,是怕我拦你。你连让我选择支持你的机会都不给。”
她沉默了很久。
那晚我们背对背睡,谁也没先说话。
第二天早上,她把一张火车时刻表放到我面前。
“下周三走。”她说,“半年。每个月回来一次,不忙的时候给你写信。你要是有空,也可以去省城看我。”
我看着她。
她又说:“我错了。我不能一边要你不躲,一边自己先躲。”
我心里的气一下散了。
我说:“我送你。”
她嗯了一声。
半年里,她给我写了二十七封信。
信里没有甜言蜜语,多是省图书馆的书、培训班的课、食堂的菜太咸、宿舍窗户漏风。可每封结尾,她都会写一句:茉莉记得浇水。
我每次回信,开头都写:茉莉活着。
后来她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窗台。
茉莉长得很好。
她摸着叶子,说:“不错,你比我想的会照顾东西。”
我说:“也会照顾人。”
她回头看我,眼里带笑:“那我以后继续考察。”
我们结婚第三年,有了女儿。
女儿出生那天,唐晓棠疼了一夜。她平时那么硬的人,疼到最后也抓着床单发抖。
我在产房外转了不知道多少圈。
孩子哭声传出来时,护士抱出来说:“女孩,六斤四两。”
我第一反应是腿软。
唐晓棠被推出来时,脸白得像纸。她睁开眼看见我,第一句话是:“别哭,丢人。”
我这才发现自己满脸都是眼泪。
我说:“是女儿。”
她闭了闭眼,嘴角一点点翘起来。
“好。”她声音很轻,“女儿好。以后让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别像你。”
我握住她的手:“也别太像你,什么都自己扛。”
她没力气瞪我,只轻轻捏了捏我的手指。
女儿小名叫小茉莉。
是我起的。
唐晓棠嘴上说俗,转身就把窗台上那盆茉莉换了新盆。
小茉莉三岁时,有一天翻出我们的结婚证,问:“妈妈,你为什么比爸爸大?”
我正在喝水,差点呛着。
唐晓棠倒很平静:“因为妈妈早出生几年。”
女儿又问:“那爸爸为什么还跟你结婚?”
唐晓棠看向我,眼神里藏着笑。
我蹲下来说:“因为爸爸跑得慢,找了很久才找到妈妈。”
女儿认真想了想:“那妈妈等你了吗?”
唐晓棠走过来,把女儿抱起来。
她说:“等了。但妈妈一开始不承认。”
我说:“后来在浴室承认了。”
唐晓棠一脚踩在我脚背上。
女儿问:“什么浴室?”
她立刻说:“小孩子别打听大人的事。”
很多年后,县文化馆搬了新楼,老招待所拆掉重建。那间后院小浴室早没了,只剩一棵歪脖子柳树还在。
拆之前,唐晓棠拉我去看过一次。
那时她已经不再年轻,头发里有了白丝。我也发了福,骑二八自行车会喘。可我们站在那块旧地上,谁都没先说话。
她指了指原先浴室门的位置:“大概在那儿。”
我说:“门闩坏的地方?”
她笑:“你倒记得清楚。”
“当然记得。”我说,“我人生最要紧的一句话,就是在那里听见的。”
她低头踢了踢地上的碎砖。
“我那时候其实挺不像话的。”她说,“哪有女领导把下属堵在浴室里问那种话。”
我说:“幸亏你不像话。”
她抬头看我。
我认真说:“不然我这种人,可能一辈子都说不出口。”
风吹过空院子,柳枝轻轻晃。
唐晓棠忽然说:“许向东,那我呢?”
声音和很多年前一样,只是轻了,也柔了。
我看着她,像又看见一九八五年那间水汽弥漫的小浴室,看见她站在门边,明明害怕,还非要问一个答案。
我握住她的手。
“你啊。”我说,“你是我一个都没看上以后,唯一敢看一辈子的人。”
她笑了,眼角皱纹挤在一起。
“嘴还是笨。”
“比以前强。”
“嗯。”她点头,“强多了。”
后来女儿考上大学,临走前整理旧物,又翻到那枚黑发卡。
发卡已经旧了,齿也断了一根,被唐晓棠放在铁盒里,旁边压着我们第一张合影。
照片上,我穿白衬衫,她穿米色风衣,两个人都站得很僵硬,看起来不像新婚夫妻,倒像刚开完严肃会议。
女儿拿着发卡问:“妈,这是什么宝贝?”
唐晓棠正在叠衣服,闻言看了我一眼。
我说:“这是你爸当年提亲用的。”
女儿瞪大眼:“就这个?”
唐晓棠笑起来:“就这个。”
女儿看看我,又看看她:“妈,你也太好追了。”
唐晓棠把叠好的毛衣放进行李箱,慢悠悠地说:“不好追。你爸先相了三个姑娘,一个没看上,我才问他的。”
女儿来了精神:“问什么?”
唐晓棠不说。
我也不说。
女儿缠了半天,最后唐晓棠被烦得没办法,才抬起头,学着当年的语气说:“那我呢?”
屋里静了一秒。
女儿先笑倒在床上。
我也笑。
唐晓棠耳朵有点红,拿毛巾抽了我一下:“笑什么笑?”
我说:“没笑你。”
“那笑谁?”
“笑一九八五年的我。”我看着她,“那么好的话,竟然差点没接住。”
唐晓棠把发卡重新放回铁盒里,盖子合上前,她又伸手摸了一下。
“接住就行。”她说。
是啊。
接住就行。
人的一辈子,哪有那么多十拿九稳的时候。
一九八五年,女领导给我介绍对象,我一个没看上。她把我堵在浴室里,问了句“那我呢”。
她问得不体面,不周全,也不符合别人眼里的分寸。
可正是那句带着委屈、勇气和一点点冒险的话,把我从半辈子的沉默里拉了出来。
后来我才懂。
有些人不是没遇上合适的。
是合适的人站在眼前太久,久到你以为自己不配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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