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韩信的成功与失败,坊间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即韩信的成功得益于萧何,韩信的失败亦是由萧何一手造成。这个说法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若是把韩信一生的成败全部系之于萧何,反而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你我皆生活在历史长河中,只不过绝大多数人只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水滴,掀不起狂风巨浪,也不足以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只言片语。
能够在观众席拥有一席之地,已是幸运,何况还有更多的人连进场的权利都没有。
且由于舞台与观众之间有着天然的隔阂,你我能看到的不过是导演与演员愿意给我们展示的画面,聪慧之人能够窥一斑而知全豹,可聪慧之人又何其少也!
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的事情,我们知之甚少,更何况是千年以前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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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到惊奇的则是司马迁的记载,其身处汉朝的权力中枢,其父又是太史令,其本人所生活的年代距离汉朝建国不过数十年,如同今日的我们观看新中国的功勋们一般,对于的他们的人生经历,不敢说了解得事无巨细,但是了解个大概总归是没有问题。
可司马迁对于韩信的早年生涯却知之甚少,《史记》记载,韩信早年间以独行侠的身份行走在淮阴水乡。当时,其怀揣着士的理想,所谓士,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依附于权贵的群体,当时之时,最出名的莫过于战国四公子,他们以门客众多而闻名于天下。
刘邦早年间就曾想投到信陵君的门下,不过由于诸般巧合,最终没能实现。
当刘邦成为皇帝以后,路过信陵君墓,曾亲自下场祭拜。这是当时的风气使然。
士平日里不是生产,吃喝拉撒全靠主家提供,也正是因为如此,韩信才会心安理得地在当地亭长家吃饭。
后因亭长老婆的嫌弃,韩信不得不自己在河流边垂钓,幸而遇到一位漂母,漂母见其可怜,赐予饭食给他。
韩信很是感动,当即说道:“他日若得富贵,必然报答这份恩情!”
从以上诸般举动来看,韩信绝非出身寒门,而是落魄的王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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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得出如此结论?
寒门出身之人,在韩信那个年龄,又无贵人扶持与教导,试问,何以能达到那样的境地?
此处并非是歧视当时的寒门,在当时九年义务教育未曾普及,能够读书习武之人少之又少。
回到当时那个时代,秦灭六国,无数王公贵族的命运因此而被改写,汉初三杰之一张良就是韩国贵族,其在国灭以后,曾组织过刺杀秦始皇的秘密行动,遗憾的是以失败而告终。
苏东坡曾在《留侯论》中如此写到: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
韩信同样是汉初三杰之一,大半个汉朝都是由他打下,此等人物,必然会有诸多著名事迹傍身,天下必然有诸多青年以之为偶像。
司马迁记载的却是在采风途中听说的“胯下之辱”之类的故事,由此可知,因为韩信被冠以了“造反”的罪名,故而有些史料已被官方销毁。
饶是如此,司马迁仍旧是通过早年间的几则故事,向我们塑造了一个他认为形象相对真实的韩信。
韩信在他的心目当中是“士”,“士”的使命不是当皇帝,古语有云:士为知己者死。
故而韩信的理想是找到一名欣赏自己的主公,辅佐其建功立业,从而实现平生抱负。
因此,在面对恶少的挑衅时,他宁肯咽下屈辱,也不愿意以命相搏,在他看来,这样的死亡轻于鸿毛,他需要把生命用到更为宝贵的地方,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能拥有流传了数千年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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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正是因为“士”的局限性,他从来没有产生过篡权的想法,在他看来,刘邦就是他誓死要效忠的主公。
奈何功高震主,即使他没有想法,也无法挡不住刘邦的猜忌。
从这个角度来说,韩信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这是权力演化到最后的必然。
韩信不是刘邦项羽之流,他的理想是攻城拔地,而不是坐上人主之位,如果他能够自己竖起一面旗帜,或许楚汉抗争又会是另外一番结局。
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始终感恩萧何当年的推荐,刘邦当年的重用,否则也不会最终轻信萧何,进入吕后精心设计的陷阱之中。
从这个角度来说,司马迁在《韩信列传》的开篇,就已经向我们交代了韩信的结局。
他通过采风得到的故事,通过对某些信息刻意留白,让后人从这些蛛丝马迹当中窥到了当时的某些实貌,即韩信从头到尾都是一名士,因为士的思想,他得以建功立业,名垂千古,也因为士的思想,他最终成为权力的牺牲品。
因此,我们也可以如此总结韩信的一生:成也士也,败也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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