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BBC推出过一档热门纪录片《亿万富翁们的饕餮盛宴》。
在这部片子里,观众可以看到一群亿万富豪聚在一起品尝所谓人类高质量美食:桌上的鱼子酱颗粒饱满、色泽清亮,1.8公斤要价21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口就是3000块。
如此高贵的食材,吃法自然也不能落入俗套——从罐子里挖出一小勺,小心翼翼地抹在虎口上,再优雅地用舌尖舔上一下,用舌尖和上颚挤破那一颗颗泛着黑金光泽的鱼卵,让口感中的咸腥瞬间在嘴里炸裂开来。
有位不明就里的观众看完之后颇为困惑,跑去追问:为什么鱼子酱一定要抹在虎口上吃?热心网友一本正经地给出了四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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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因为富豪懒得洗碗,抹在手背上吃完连餐具都不必清洗。
第二,据说手背这个部位由于特殊原因带点微咸,可以为鱼子酱去腥。
第三,鱼子酱不能与金属餐具接触,只有手背的温度才能保障它的风味,在金表、手镯、豪车的衬托下,这么吃仿佛自古以来就理应如此。
最后一个答案则涉及历史原因——很久以前,渔民们抓到成熟的雌性鲟鱼后,就地剖腹取卵,直接放在手上吃十分方便,这种吃法流传下来后,老饕们为了显得自己懂行,也就跟着这么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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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装腔指数爆表,鱼子酱被称为餐桌上的"黑黄金",与鹅肝、松露并称西餐三大美食。
另一种被称为"黑金"的原油曾在全球经济中掀起惊涛骇浪,鱼子酱虽然比不上原油那般搅动风云,但也绝非省油的灯。
昂贵的鱼子酱不仅吸引着亿万富豪,也诱惑着暴力的黑帮。时至今日,这种黑色产业仍然暗流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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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来自水中的食物里,鱼子酱是最奢华的存在。飞鱼子、明太子、鲑鱼子这些都不够格被称为鱼子酱,只有雌性鲟鱼未受精的鱼卵,经过腌制之后,才能获此殊荣。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同时具备高成本和稀缺性。世界上现存的鲟鱼有二十多种,但只有里海的闪光鲟、奥西特拉鲟以及白鲟这三种鲟鱼产出的鱼卵,才被认为是顶级品。
这些鱼都很晚熟,也很难养殖。以最顶级的白鲟为例,从幼鱼到能够产卵,大约需要二十年时间。也就是说,想吃上这一口,就要等上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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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十几年前,全球鱼子酱的牌桌上其实只坐着俄罗斯和伊朗两个玩家。一公斤顶级的Beluga能叫价到几万块钱,普通人在餐厅里点上一小勺,都得先掂量一下自己钱包的厚度。而野生鲟鱼从孵化到性成熟能够取卵,短则七八年,长则十几年,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前面的投入就全部打水漂。
这种生物学上的门槛,也构成了鱼子酱定价权的天然护城河。
鱼子酱的昂贵是否自古如此?其实不然,这中间还有一段颇为曲折的逆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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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的记载,现代鱼子酱大概率起源于俄国。一开始,它是遭人嫌弃的。那时候保鲜技术十分有限,再高档的鱼子酱端上餐桌,也会变成一滩腐水。
1240年,蒙古人征服伏尔加河畔的时候,可汗与妻子一起品尝鱼子酱,结果可汗的老婆直接被恶心到夺门而出,据说那味道就跟吃变质食物一样。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第一次吃到俄国进贡的鱼子酱时,据说直接吐在了凡尔赛宫的豪华地毯上。
现代物理学之父伽利略以前还爱给女儿买鱼子酱,告诉她这是皇宫特产,结果女儿收到后一脸嫌弃,转手就给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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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的纽约酒吧,鱼子酱已经很普遍,其作用大致相当于今天酒吧免费提供的花生米——用齁咸齁咸的鱼子酱让顾客感到口渴,忍不住多点几杯酒水。
真正让它咸鱼翻身的,是20世纪初期。
伴随着保鲜技术的提升,加上俄罗斯贵族们精心营销的故事包装,鱼子酱作为一种奢侈食品开始风靡欧洲,进而征服全世界。公认的最顶级鱼子酱来自里海,尤其是南北两岸的俄罗斯和伊朗产区。
在食客们的热情追捧下,鲟鱼都快被薅秃了,而鲟鱼越少,鱼子酱就显得越加珍贵,其中藏着的利润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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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渔民用一张网、一把刀就能抓到一条鲟鱼取卵,一公斤鱼子酱卖出3美元,到了高级餐厅里,价格就飙升到几千甚至上万美元。
如此暴利,自然招来觊觎,其中就包括俄罗斯的黑帮。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里海地区基本由苏联掌控,靠卖鱼子酱赚下了不少外汇。
为了保证能长期赚钱,苏联政府对里海鲟鱼的捕捞严加控制,鱼子酱的生产也受到很大限制。
不过,高额利润足以让一部分人愿意在刀尖上跳舞,更何况到了苏联后期,官僚的腐败已经是公开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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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一位克格勃特工突然想吃鱼又懒得开火,就去商店里随手买了几罐鲱鱼罐头,兴冲冲拿回家准备大快朵颐。打开一看,罐子里装的根本不是鲱鱼,而是死贵死贵的黑色鱼子酱。
之后克格勃展开调查,才发现这是苏联官员贪污的法宝——先把鱼子酱装进鲱鱼罐头里出口,缴纳低廉的关税,运到国外再倒手换成外汇赚差价,教科书般的挂羊头卖狗肉。
这种倒卖活动持续了整整十年,牵扯出三百多名干部,渔业部负责搞原材料,外贸部负责销售,太平洋舰队负责运输,一条产业链严丝合缝。
苏联解体之后,鲟鱼资源的争夺彻底进入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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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黑帮接手了这门暴利生意,把鱼子酱走私做成了跨国的黑色产业。要把货运出去,最普遍的做法就是拼人海战术:因为法律规定每人可以携带250克,也就是半斤鱼子酱,于是黑帮组织几百号人,每人各带半斤,浩浩荡荡地涌向土耳其的萨姆松港集合。
一旦抵达土耳其,这些鱼子酱就成了合法产品,可以不限重量地出口到中东地区。在迪拜的超五星酒店里,鱼子酱被土豪们随意挥霍,但消费量最大的仍然是俄罗斯——当时俄罗斯消费了全球80%的非法鱼子酱。
原因不难理解,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遍地都是暴发户,他们大多是前苏联高层的亲戚,靠低价收割国有资产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并且大力发扬了本国"吃鱼子酱"的贵族传统。
然而,大约在2000年之后,情况开始发生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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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关2001年查获的鱼子酱走私量为9吨,2004年之后骤降至134公斤,此后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
野生资源快被捞绝之后,世界多国禁止野生鲟鱼的捕捞,转而鼓励人工养殖。也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中国出产的鱼子酱悄悄地颠覆了整个世界。
中国本土也有野生鲟鱼,其中中华鲟、达氏鲟和白鲟均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禁止除科学研究以外的一切捕捞和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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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突破口在人工养殖,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内就着手推广鲟鱼养殖,此后勤劳智慧的中国养殖户硬是把鱼子酱出口做到了世界第一。
2003年起,全球鲟鱼养殖产量的增长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其中浙江千岛湖占了很大一部分份额,2006年,中国人工养殖的第一罐鱼子酱正式出产。
真正让欧洲老牌工坊感到寒意的,是产能模式上的降维打击。
欧洲的养殖走的还是小而精的老路子,讲究血统、产地、年份那一整套叙事,本质上并没有跳出奢侈品的话术框架。欧洲养殖户一间池塘里养几百条鲟鱼,就已经算得上大户,而在中国湖北宜都这样的县城,一个车间就能养上万条鲟鱼,产能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建好一个车间、跑通了参数,旁边再复制一个车间的边际投入断崖式下降,产业链的规模效应被彻底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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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出现了那个令老欧洲颇为难堪的画面:这里既不靠海,也不出产传统里海鲟鱼,却硬生生把鱼子酱的全球市场份额做到了三成,每天仓库门口等着发货的罐子数以万计。
十年之后,法国巴黎二十多家米其林三星餐厅中,就有二十一家首选中国制造的鱼子酱,就连俄罗斯出口的鱼子酱,也要从中国进口再贴牌出口。到2019年,中国鱼子酱产量已经占据全球35%的市场份额,价格达到一斤一万块钱,堪称"欧洲茅台"。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偏爱吃野生鱼子酱。这倒不是因为野生的真的更好吃,而是因为它足够稀缺,可以让食客站在鄙视链更顶端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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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奢侈品的稀缺神话被工业化产能拆穿,欧洲老牌工坊过去死死攥住的血统、年份、产地那套故事,也就再难独自撑起价格。
只要鄙视链不灭,人类就仍然需要炫耀性消费,而这门暴利生意究竟由谁来定价,答案已经不在里海,也不在巴黎,而在中国内陆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县城仓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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