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高七年，一个最高三年：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与组织、资助非法聚集罪有什么区别？

涉宗教刑事案件 聚集类犯罪 罪名区分

涉宗教刑事案件罪名辨析

一个最高七年，一个最高三年：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与组织、资助非法聚集罪有什么区别？

同样是人员聚集，同样可能出现在非法宗教活动案件中，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与组织、资助非法聚集罪的量刑差距并不小。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组织、资助非法聚集罪

最高七年

首要分子

最高三年

法定刑上限

《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第四款规定的组织、资助非法聚集罪，法定刑则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个最高七年，一个最高三年。

邹律师在办理全国各地涉宗教刑事案件时，会特别注意这两个罪名的区分。因为它们虽然都规定在《刑法》第二百九十条，也都可能涉及人员聚集、组织召集等事实，但两款规定评价的行为不同，构罪条件也不一样，不能简单理解成一个是“重罪版”、一个是“轻罪版”。

一、第一款看严重后果，第四款明确要求“多次”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成立，法律对结果有非常具体的要求：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并且造成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

所以，这个罪首先要查清楚聚集行为究竟对正常社会秩序造成了什么影响，是否已经出现刑法规定的严重结果。

它并不要求行为必须发生多次。一次聚众行为，只要符合全部犯罪构成，同样可能成立。

组织、资助非法聚集罪则不同。

《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四款写得很明确：“多次组织、资助他人非法聚集，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才进入该罪的刑事评价。

比较重点第一款第四款核心审查严重后果组织、资助行为次数要求不要求多次明确要求“多次”

这里的“多次”是构成犯罪的条件，不是已经构成犯罪以后才考虑的量刑情节。

因此，办理组织、资助非法聚集案件，活动究竟发生了几次、每一次是否属于“非法聚集”、行为人每一次实施了什么行为，都需要分别查明。

二、两个罪处罚的人和行为也不一样

第一款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法区分的是“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并且分别配置了不同的法定刑。

第四款组织、资助非法聚集罪，刑法直接规定的是“组织、资助他人非法聚集”的行为。

这一区别放到涉宗教案件中尤其重要。

参加过活动≠组织了活动认识活动负责人≠参与组织存在资金往来≠刑法意义上的“资助”

参加过活动，不等于组织了活动；认识活动负责人，不等于参与组织；存在资金往来，也不能直接推定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资助”。

谁通知人员、谁安排活动、谁决定时间地点、谁提供资金、资金具体用于什么，都应当落实到证据。

邹律师在办理涉宗教、涉迷信刑事案件时，对所谓“组织”“资助”行为都会单独审查，因为这些事实直接决定行为人是否进入第四款规定的处罚范围。

三、第一款认定不了，不能直接拿第四款“兜底”

这一点在案件处理中尤其需要注意。

一个案件原来按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侦查或者指控，后来发现无法证明工作、生产、营业或者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也无法证明造成严重损失，并不意味着自然就可以改成组织、资助非法聚集罪。

第一款与第四款，是两套独立的犯罪构成

第一款

无法证明其
构成要件

第四款

自然成立

仍须按照第四款的规定，重新、独立审查其全部构罪条件

第四款自己有一整套构罪条件。

仍然要逐项证明

行为人有没有组织或者资助？

是不是“多次”？

每一次聚集是否具有非法性？

有没有扰乱社会秩序？

整体情节是否已经达到“严重”？

这些事实仍然要逐项证明。

同样，也不能因为觉得某个案件“影响比较大”“应该判得重一点”，就反过来选择第一款处罚更重的罪名。

刑事案件选择罪名，依据的是犯罪构成，而不是先确定一个大概刑期，再寻找能够匹配这个刑期的罪名。

四、涉宗教聚集案件，更需要把每一次活动拆开审查

涉宗教案件中，经常同时出现人员召集、宗教活动、场所提供、资金支出以及多次活动等事实。如果只看到“有人组织”“有人出钱”“很多人聚集”，很容易把不同性质的行为揉在一起评价。

邹律师办理全国各地涉宗教刑事案件时，通常会按照时间把每一次活动分别拆开：活动是什么性质，在哪里举行，有多少人参加，由谁发起和组织，资金由谁提供、具体花在什么地方，以及到底造成了什么社会秩序后果。

每一次活动，都应当分别查明这些事实

活动性质

是什么活动

举行地点

在哪里举行

参加人数

有多少人参加

发起组织

由谁发起和组织

资金情况

谁提供、花在哪里

实际后果

造成什么秩序后果

每一次活动分别审查，不能把多次活动笼统揉在一起评价

只有把这些事实逐一还原，才能判断究竟符合第二百九十条哪一款的规定，或者根本没有达到其中任何一个罪名的入罪标准。

刑法上的罪名不能因为“差不多”就相互替代。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最高七年，组织、资助非法聚集罪最高三年，刑罚差距只是表面。更重要的区别在于：第一款与第四款有各自独立的犯罪构成。第一款不能成立，不代表第四款自然成立；第四款认定困难，也不能因为希望从重处理就转向第一款。

对于涉宗教聚集类案件，同样应当回到具体行为和证据本身，严格按照每一个罪名的构成要件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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