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冬，和女知青共盖一床被，她哆嗦着说：你离我近点

那年冬天的炉火

楔子

很多年以后，我仍会梦见那床带着霉味的棉被。北风从土墙的裂缝里钻进来，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她在被窝里发抖，声音细若游丝——你离我近点。

第一章 风雪夜归人

一九七六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早得让人措手不及。

十月底，科尔沁草原就飘了第一场雪。雪粒细碎，打在脸上生疼，像是谁把一捧碎玻璃撒向人间。到了十一月底，大雪已经封了三次山，白茫茫一片，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沟。

我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被分到了向阳公社红旗大队的。

说是“分”，其实是我自己要求的。原本我的插队地点在河北老家，离北京不过两百多里地，条件虽说艰苦，但好歹离家近。可我不愿意。父亲的问题还没查清楚，母亲整日以泪洗面，弟弟妹妹小，在家里也帮不上忙。我寻思着，不如走得远一点，越远越好，省得给家里添堵。

报名去内蒙古的时候，街道办主任的眼神像在看一个疯子。他上下打量我，说：“顾远山，你可想好了，那地方冬天能冻掉耳朵。”

我说我想好了。

“为啥？”

“不为啥。”我没说实话。

其实是有原因的。父亲被隔离审查前，曾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远山，做人要争气。别人越是瞧不起你，你越要活出个样儿来。”我当时不懂，后来懂了。去最苦的地方，就是我的“样儿”。我要让那些嚼舌根的人看看，老顾家的儿子，不是孬种。

从北京到通辽，火车走了一天一夜。车窗外的景色渐渐变得陌生。白杨树越来越矮，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光秃秃的电线杆子，在灰蒙蒙的天幕下站成孤独的队列。过了赤峰，窗外的风开始嚎叫，像是千万头野狼在荒原上奔跑。车厢里冷得厉害，座位上结着一层薄薄的霜，人坐上去，屁股底下咯吱咯吱响。

到了通辽，还得换乘长途汽车。那车破得不成样子，窗玻璃用胶布粘着，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吹得人浑身哆嗦。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了四个多钟头，最后停在一个叫“红旗公社”的地方。

接我的是个五十来岁的蒙古族汉子，叫巴特尔，是大队的支书。他脸膛黑红，颧骨很高，眼睛细小，一笑就眯成两条缝。

“小顾吧？”他伸手接过我的行李，那行李简单得可怜，一个帆布包，一床被子，一个脸盆，“路上冷不？”

“还行。”我吸了吸鼻子，鼻涕已经冻住了。

“这算啥，”巴特尔哈哈笑，“等到了三九天，你才知道啥叫冷。走吧，还有二十里地，坐马车。”

马车是那种二马并辔的大车，拉车的是两匹枣红马，毛色油亮，鼻孔里喷出白雾。我坐上车，把被子裹在身上，巴特尔甩了个响鞭，马车便吱吱呀呀地动了。

出了公社，路就没了。雪地上有两条车辙，弯弯曲曲地伸向远方。天地间只剩下白色，白得刺眼，白得让人心慌。偶尔能看见一两棵孤零零的榆树，枝桠上挂着冰挂，风吹过时，叮叮当当地响。

“咱大队有知青点，”巴特尔在车辕上回过头来，“二十多号人，北京、天津、上海的都有。你是第十三个北京来的。”

“十三？”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数字不吉利。

“嗯，加上你，正好十三个。”巴特尔没在意我的表情，“知青点是前年修的，土坯房，冬暖夏凉。你们自己开伙，粮食大队给拨，菜自己种。今年雪大，菜窖里储存的大白菜够吃一冬的。”

我嗯了一声，没再说话。马车在雪原上慢悠悠地走，马蹄踩进雪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天渐渐暗了，西边的天空泛着一种奇异的紫红色，像是冻伤了。

到知青点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巴特尔把我交给一个叫刘卫东的高个子男生，就走了。刘卫东是天津人，戴副眼镜，说话斯斯文文的，是知青点的点长。

“快进屋暖和暖和。”他帮我拿行李，“食堂留了饭，我给你热热。”

我跟着他走进院子。院子很大，正面三间房，东西各两间，都是土坯房，屋顶上覆着厚厚的积雪，烟囱里冒着青烟。院墙很矮，是用干打垒的方法筑起来的，上面插着些干树枝。

“男生住东厢，女生住西厢。”刘卫东指给我看，“正房是食堂和活动室。我带你先进屋。”

东厢房分成两间，每间住五六个人。屋里很暗，只有一盏煤油灯，火苗一跳一跳的。靠墙是一铺大炕，炕上铺着苇席，五六床被褥挤在一起。几个男生正围坐在炕上打牌，见我进来，都抬了抬头。

“新来的，顾远山，北京的。”刘卫东介绍。

“哟，京油子。”一个剃着平头的男生扔下牌，上下打量我，“我叫孙志强，天津的。以后一个锅里搅马勺，多关照。”

其他人也纷纷报名字。我记不太清，只记得有个姓马的，矮矮胖胖，外号“马驹子”；还有个沉默寡言的，靠在墙角看书，叫方文远，也是北京来的。

“别站着了，上炕暖和暖和。”孙志强挪了挪屁股，给我腾出块地方。

我脱了鞋，把冻僵的脚伸到炕上。那炕烧得热烘烘的，一股暖意从脚底蔓延到全身。我这才感觉到，自己的脚趾头像被猫咬了一样疼。

“西厢房还有几个？”我问。

“五个。”刘卫东说，“三个北京的，一个上海的，一个南京的。”

“哦。”

我顺口问了一句，心里却想起另一件事。来之前，我听说这次分到红旗大队的知青里，有几个女生的家庭情况跟我差不多。其中有一个，父亲是某大学的教授，被划成了右派。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只听说她叫沈听澜。

好名字。我暗暗想。不知为何，这个名字让我想起一首诗：“闻道梅花坼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沉。炕太热，我梦见了父亲，梦见他在一张书桌前写字，背影笔直，像是永远也压不垮。

我醒来时，天还没亮。窗外是蓝汪汪的雪光，像是天色未明的深海。我听见外头有动静，便轻轻下炕，推开一道门缝。

院子的雪地上，有个人在扫雪。她裹着一件肥大的军大衣，戴着棉帽子，动作很慢，一锹一锹，把雪堆到墙根。天很冷，她的眉毛上结了白霜，呼出的气像一团团小云。

我认出来了。她就是沈听澜。

虽然我之前从未见过她，但我知道是她。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像是你早就认识一个人，只是一直没有见面。

她扫得很专注，没有注意到门缝里的眼睛。她的动作有一种特别的韵律，不疾不徐，像是在做一件极重要的事情。

后来我才知道，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扫雪，已经坚持了整整一年。

而我第一次见到她，就看见了一个人在雪地里，把自己站成了一首诗。

第二章 冰与火

我在知青点的第一个冬天，冷得超出了我的想象。

这里的冷不是北京那种干冷，而是一种无孔不入的湿冷。风从西伯利亚来，裹挟着西伯利亚的寒气，一路畅通无阻，扑向这片草原。土墙上的裂缝里塞着干草，但风还是能找到缝隙钻进来，像一根根细针，扎在人的皮肤上。

第一场大雪过后，气温骤降到零下二十多度。屋外的水缸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得用锤子砸开才能取水。刚洗过的衣服晾在院子里，一转身就冻成了硬板，一抖就碎。

但最要命的是夜里。

炕烧得再热，到了后半夜也会慢慢凉下来。我这个人又有个毛病，睡觉不老实，总爱蹬被子。有好几次半夜冻醒，发现半边身子露在外面，冻得发木。

睡在我旁边的马驹子抱怨：“顾远山，你睡觉跟打仗似的，被子全让你卷跑了。”

“我冷啊。”

“冷也不能抢我被。”

“我抢你被子了？”

“你抢了，还踢我。”

这种对话几乎每天早晨都要重复一遍。后来孙志强出了个主意，让我把被子两头用绳子捆在腰上，这样再怎么折腾，被子也不会掉。我试了试，确实管用，就是翻身的时候勒得难受。

那段时间，我很少跟女生说话。男生女生分开住，平时吃饭也是在食堂打回各自屋里吃，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偶尔在院子里碰见，也就是点点头，打个招呼。

沈听澜也一样。她不太爱说话，每次见面，她总是微微点头，嘴角动一下，算是笑过。她的眼睛很亮，像冬天的星星，清澈而遥远。

有一次，我去食堂打饭，正巧她也去。食堂的大盆里盛着炖白菜，一点油星都没有，白菜煮得稀烂，汤水浑浊。我皱了皱眉头，她看见了，轻轻说了一句：“能吃上热乎的，就不错了。”

声音不大，但我听得很清楚。我抬头看她，她已经转身走了，只留下一个裹着旧军大衣的背影。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总是晃过她说的那句话，和她说话时微微颤抖的声音。

食堂确实冷。炉子烧的是干牛粪，火不旺，还呛人。我们都缩着脖子，把碗抱在怀里，匆匆吃几口就跑。但沈听澜总是最后一个走，她会把每个人的碗都收起来，拿到灶台上去洗。水是冰凉的，她的手冻得通红，像胡萝卜一样。

“我来吧。”有一回我实在看不下去，走过去说。

她抬头看了看我，摇摇头：“不用，你手也冷。”

“你手不冷？”

“习惯了。”

她继续洗碗，动作利落。我站在旁边，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最后讪讪地走了。

后来我注意到，她不光洗碗，还扫地、擦桌子、给炉子添柴。食堂里外，总是她在忙活。而其他人，尤其是那几个女生，似乎对此习以为常，仿佛沈听澜做这些是天经地义的。

我有些气不过。有一回吃饭的时候，我忍不住说：“怎么老让她一个人干活？”

话是对那几个女生说的。她们愣了一下，其中一个叫周丽的北京女生哼了一声：“又不是我们让她干的，她自己愿意。”

“那你们就看着？”

“顾远山，你算老几啊，管这么宽。”周丽翻了个白眼，“她乐意干活，你管得着吗？”

我正要发火，沈听澜拉了拉我的袖子：“别说了，没事的。”

她的手碰到了我的手背，冰凉冰凉的，像一捧雪。我整个人一激灵，满肚子的火气瞬间消了。

“走吧。”她说。

我跟着她走出食堂，北风迎面扑来，吹得人睁不开眼。她把手缩进袖子里，低着头往前走。我跟在后面，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你以后别管我的事。”她忽然说，没有回头。

“为什么？”

“不为什么。”

“你怕她们？”

“不是怕。”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雪花落在她的睫毛上，像白色的小珠子。“我只是不想跟人争。争来争去，没意思。”

“可是——”

“顾远山，”她叫我的名字，声音轻轻的，“这世上有太多的事情比这个重要。你要把力气用在该用的地方。”

我沉默了。雪越下越大，天是灰的，地是白的，她站在天地之间，像一根清瘦的芦苇。

那天以后，我依然会帮她。虽然她每次都说不必，但我还是坚持。渐渐地，其他人也不再说什么。我们似乎达成了一个默契——我帮她干活，她在旁边安静地做自己的事，谁都不说话。

冬天最冷的那几天，食堂的炉子坏了。刘卫东和孙志强去公社领新炉子，来回得两天。这两天里，我们只能在屋里烧热水喝，饭是早前蒸好的窝头，冻得硬邦邦的，得用牙一点一点啃。

那天晚上，我裹着被子坐在炕上，饿得前胸贴后背，又冷得睡不着。窗外北风呼啸，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拍打窗纸。马驹子他们挤在一起，也睡不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忽然，有人敲门。

“谁啊？”马驹子喊。

“我。”一个女声，很小，被风吹得几乎听不见。

我下了炕，拉开门。沈听澜站在门外，怀里抱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盖着一块布。她的脸冻得发青，嘴唇乌紫，但眼睛里有一种倔强的光。

“熬了点姜汤，你们分着喝。”她把缸子塞到我手里，转身就走。

“你等会儿。”我追出去一步，“你哪来的姜？”

“之前藏了一点。”她没回头，声音飘在风里，“快进去吧，冷。”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走进西厢房的门，这才回到屋里。打开盖子，姜汤的热气混着辛辣的味道扑面而来。几个男生一下子围过来。

“沈听澜熬的？”孙志强问。

“嗯。”

“她这人真好。”马驹子吸了吸鼻子，“就是太冷冰冰了，跟谁都隔着。”

“她不是冷。”我脱口而出。

“那是什么？”

我想了想，说：“她是把热气藏得太深了。”

大家不说话了，都默默地喝汤。汤不多，每个人只分到半碗，但喝下去之后，从嗓子眼暖到胃里，整个人都活泛起来。

那一夜，我没有再蹬被子。我梦见了那碗姜汤，梦见了沈听澜站在风里的样子，梦见她睫毛上的雪花。

第二天，刘卫东他们还没回来。我起了个大早，想去食堂看看能不能生火。推开门，雪已经停了，院子里积了半尺厚的雪。沈听澜正弯着腰在扫雪，还是那个姿势，一下一下，不紧不慢。

我走过去，拿起靠在墙边的铁锹，和她一起扫。

她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

我们就这样并肩扫雪，从东墙扫到西墙，从大门扫到食堂。天渐渐亮起来，东方泛出鱼肚白，然后是淡淡的粉色，像是有人在天幕上抹了一笔胭脂。

“你老家是哪里？”她忽然问。

“北京。”

“我知道。我是问，北京哪里？”

“东城。”

“东城哪里？”

“鼓楼那边。”

她停下动作，直起腰来。她的眼睛在晨光中亮了一下：“我也在东城，什刹海。”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听别人说的。”

“哦。”

我们继续扫雪。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什刹海冬天的冰场，你滑过吗？”

“滑过，小时候常去。”

“我也是。”她的声音里有了一丝暖意，“我爸带我去滑冰，他滑得可好了。有一次，他拉着我在冰上转圈，我笑得停不下来……”

她忽然不说了，低下头，用力地铲雪。我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知道她的父亲是右派，被下放到了新疆，多年没有音信。

“顾远山，”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但没有哭，“你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我愣住了。这个问题太大，我答不上来。

“我有时候想，”她继续说，“人活着，就是为了熬。熬过去，就是春天。熬不过去，就冻死在冬天里。”

“你会熬过去的。”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嘴角微微上扬，算是笑了一下。那笑容像冬天里的一朵梅花，开在寒风里，细小而坚韧。

那天中午，刘卫东和孙志强终于回来了。他们带来了新炉子，还带回来一个消息：公社要组织知青文艺汇演，每个知青点必须出三个节目。红旗大队出两个，另外一个由附近的红星大队出。

“文艺汇演？”马驹子撇撇嘴，“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个。”

“响应号召，丰富知青文化生活。”刘卫东推推眼镜，“大家出出主意，出什么节目。”

孙志强说：“我来段快板吧，天津味儿，地道。”

“行，算一个。”刘卫东看向我，“顾远山，你会啥？”

“我啥都不会。”

“别谦虚。北京来的，会唱样板戏不？”

“会一点。”

“那就唱一段《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那个。”

我想推辞，但看到大家期待的眼神，只好答应了。

“还有一个呢？”刘卫东环顾四周，“女生那边出什么？”

周丽说：“我们排练个舞蹈吧，《北京的金山上》。”

“行。”

这时，沈听澜开口了：“我朗诵吧。”

大家都看向她。她平时话最少，居然主动报名，让人意外。

“朗诵什么？”刘卫东问。

“《致橡树》。”

“什么树？”

“一首诗。”她说，“舒婷的。”

刘卫东皱了皱眉：“这诗没听过，行不行啊？会不会有政治问题？”

“不会。”沈听澜说得很坚定，“是好诗。”

最终，节目定了下来。孙志强的天津快板，我的《智取威虎山》选段，沈听澜的诗朗诵。女生们的舞蹈因为人手不够，取消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开始各自排练。我每天在屋里吊嗓子，把几个男生烦得够呛。孙志强说我唱得像狼嚎，马驹子更是捂着耳朵说受不了。我也不管，反正到时候丢人的又不是他们。

沈听澜的排练很安静。她有时在活动室里，有时在院子里，一个人站在雪地里，轻声地念那首诗。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她的声音很轻，被风一吹就散了。但我能听见。我站在东厢房的门后，透过门缝，听她一遍又一遍地念。

她的声音里有某种东西，像是冰层下的流水，暗涌而滚烫。

有一天傍晚，我在院子里劈柴。天气冷，柴火冻得硬邦邦的，一斧子下去，震得虎口发麻。沈听澜走过来，站在旁边看我。

“我来吧。”她说。

“不用，你手冷。”

“你手也冷。”

我停下动作，看着她。她把手从袖子里伸出来，手指修长，但皮肤粗糙，指关节处有裂口，还结了痂。

“你手怎么了？”我问。

“冻的。”她轻描淡写地说，“每年冬天都这样，习惯了。”

“买点蛤蜊油擦擦。”

“下次去公社买。”

我们都不说话了。天色暗下来，雪地泛着蓝光，她的脸在暮色中显得很柔和。

“顾远山，你的样板戏练得怎么样了？”她忽然问。

“不怎么样。”

“唱两句我听听。”

我清了清嗓子，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唱完一段，她点点头：“挺好。就是有两个地方音不准，我教你？”

“你会唱样板戏？”

“会一点。”她脸上露出少见的得意，“我小时候在少年宫学过京剧。”

我笑了：“那你来一段。”

她也不推辞，张口就唱。她的声音清亮，有穿透力，虽然调门不高，但每一个音都准，每一个字都清晰。唱到“迎来春色换人间”的时候，她的眼睛亮了起来，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我听得入了神。

唱完后，她喘了口气，说：“怎么样？”

“好。”

“那你要不要跟我学？”

“要。”

从那天起，每天傍晚劈完柴，她就教我唱样板戏。她说我嗓子条件不错，就是气息不稳，该换气的地方不换，不该换气的地方瞎换。她让我站在院子里，对着墙练“啊——”，一直练到肺都要炸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雪下了又停，停了又下。转眼到了十二月中旬，离汇演还有半个月。

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北京来的信。

母亲在信里说，父亲的案子有了新进展，可能会从轻处理。她让我安心在乡下，不要挂念家里。信的最后，她嘱咐我多穿衣服，别冻着。

我把信看了三遍，心里像被什么堵住了。父亲的案子拖了三年，这是第一次听到积极的信号。我把信折好，塞进枕头底下的信封里。

第二天，沈听澜看见我，问：“你昨天夜里哭过？”

“没有。”我矢口否认。

“眼睛肿了。”

“冻的。”

她没再说什么，只是多看了我一眼。

那天排练结束后，她忽然递给我一个东西。是一个暖水袋，旧的，外面套着一个手缝的棉布套。

“这个给你。”她说。

“那你呢？”

“我用不着。”

“胡说，这么冷的天……”

“我真的用不着。”她打断我，“你夜里老蹬被子，有个暖水袋，能好些。”

我愣住了。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我睡觉蹬被子的事，她怎么知道的？

“马驹子他们说的。”她像是看穿了我的疑惑，“他们在食堂聊天，我听见了。”

我接过暖水袋，那上面还残留着她的体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喉咙发紧。

“沈听澜，”我低声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

“因为，”她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是从心底里掏出来的，“你帮我扫过雪。”

第三章 汇演

汇演那天，天没亮我们就出发了。

马车走了一个多钟头，到了公社。公社有个大礼堂，能坐三四百人，舞台是砖砌的，挂着红布横幅，上面贴着“知青文艺汇演”几个大字。我们到的时候，礼堂里已经坐了很多人，都是各个大队的知青，穿着清一色的棉袄棉裤，从远处看像是一片蓝色的麦浪。

巴特尔在门口等我们，领着我们到后台去准备。后台很小，挤着各队的演员，闹哄哄的。孙志强拿着快板在角落里念词，念得很快，像炒豆子一样。我坐在一张破椅子上，手心全是汗。

沈听澜站在我旁边，穿着那件旧军大衣，手里攥着一张纸，上面是《致橡树》的全文。她的手在抖，纸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紧张吗？”我问。

“嗯。”她点点头，“好久没在人前朗诵了。”

“你就当台下的人都是白菜。”

她笑了笑：“那我试试。”

汇演开始，先是领导讲话，然后是一系列集体节目。孙志强的快板在第三个上场，他发挥得不错，天津腔很浓，逗得台下哈哈大笑。

轮到我上场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走到舞台中央，看见下面黑压压的人群，看见无数双眼睛在看我。我张了张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

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沈听澜从后台的幕布后面探出半张脸。她对我比了个手势，是那天傍晚在院子里教我时的手势，意思是“深呼吸”。

我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口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一句唱完，台下的嘈杂声渐渐小了。我越唱越顺，气息稳了很多。唱到“愿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哪怕是火海刀山也扑上前”的时候，我听见台下有人鼓掌。

唱完后，我鞠了个躬，快步走下台。沈听澜站在幕布旁边，冲我竖了竖大拇指。

“很好。”她说。

“还行。”

“你刚才第一句起高了。”

“我知道。”

我们相视一笑。那一刻，我觉得后台的灯忽然亮了很多。

接下来的节目我没什么印象。我只记得沈听澜上场的时候，台下很安静。她走到舞台中央，没有看台下，而是看着远方，仿佛在看着某个人。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她的声音响起，清亮而坚定。礼堂里静极了，只有她的声音在回荡。她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心底发出的，带着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力量。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

我站在后台，透过幕布的缝隙看她。聚光灯打在她身上，她的脸半明半暗，像一尊正在燃烧的雕像。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最后一个字落下，礼堂里安静了三秒钟。然后，掌声像潮水一样涌来，比之前任何一个节目都响亮。

她鞠了一躬，转身下台。我看见她的眼睛里有泪光，但嘴角在笑。

“你念得真好。”我说。

“谢谢。”她深吸一口气，仿佛用尽了全部力气。

汇演结束后，是集体聚餐。难得有荤腥，大家都吃得很满足。巴特尔特意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小顾，唱得不错，给咱红旗大队长脸了。”

“支书过奖了。”

“还有小沈，”巴特尔转向沈听澜，“你那首诗，把人都震了。好诗，好样的。”

沈听澜微微红了脸，低头说谢谢。

吃完饭，天已经黑了。我们挤上马车，在雪夜里往回走。风很冷，大家都挤在一起取暖。沈听澜坐在我对面，膝盖碰着我的膝盖。我能感觉到她在微微发抖。

“冷吗？”我问。

“还行。”她说。

我犹豫了一下，把外套脱下来给她。她推回来：“你穿上，别冻着。”

“我不冷。”

“你脸都白了。”

“冻的，不是冷。”

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那是我第一次见她笑得那么轻松，像所有的重负都暂时放下了。

马车的轱辘在雪地里转，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远处有狼在叫，叫声悠长，像在唱一首无人能懂的歌。

“顾远山，”她忽然叫我。

“嗯？”

“你说，明年这个时候，我们还在不在这里？”

“不知道。”

“我想离开这里。”她说。她的声音很轻，被风带走了大半，但我听清了每一个字。

“去哪里？”

“去能看得见海的地方。”

“海？”

“嗯。我从来没见过海。”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也没见过。”

“那我们一起去看海吧。”她说。

我看着她。月光从云层里漏下来，照在她的脸上。她的眼睛像深色的玻璃，里面有光在流动。

“好。”我说。

那天晚上回到知青点，已经很晚了。大家散了各自回屋。我躺在炕上，浑身酸痛，但脑子里很清醒。我一直在想沈听澜的话，想她说“我们一起去看海吧”时的表情。

马驹子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梦话。孙志强在磨牙。我睁着眼睛看房梁，看到天光渐亮。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推开门，雪又下起来了。沈听澜已经在扫雪了，还是那个姿势，一下一下，像是永远也扫不完。

我走过去，拿起铁锹。

“今天不用你。”她说。

“为什么？”

“你昨天累了。”

“你昨天也累。”

她停下来，看了看我，无奈地摇了摇头：“你这个人，真倔。”

“彼此彼此。”

我们不再说话，闷头扫雪。雪很大，刚扫过的地面很快又积了一层。但我们谁都没有停，像是在跟老天爷较劲。

扫完雪，她说：“顾远山，我想跟你说个事。”

“你说。”

“我收到我爸的信了。”

我看着她。她的表情很平静，但我看见她的手指在抖。

“他在新疆，身体不好。”她继续说，“我想去看他。”

“什么时候去？”

“过了年。但路费不够。”

“要多少？”

“到新疆，来回得一百多块。”

我摸了摸口袋。我身上总共只有不到三十块钱，还是母亲省下来的。

“我帮你想办法。”我说。

“不用。”她摇摇头，“我自己能解决。我跟你说，就是……”她停顿了一下，“就是觉得，这世上有个人知道我想干什么，心里会好受些。”

我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想了一夜。我知道沈听澜不会接受我的钱，但我还是想帮帮她。我想到了家里的一条毛毯，是我父亲从国外带回来的，母亲一直舍不得用。如果卖了，能值不少钱。

我坐起来，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信不长，大意是：妈，我在这边一切都好。有件事想跟您商量，您把家里那条毛毯卖了吧，把钱寄给我。我有用。

我知道母亲不会多问。她一直是这样，从来不问为什么，只管支持我。

一个多星期后，我收到了母亲的汇款单。三十块。她在信里说，毛毯卖了，这是全部的钱，让我省着点用。

我拿着汇款单，心里不是滋味。那条毛毯是父亲的心爱之物，如今却因为我的一个决定，永远不属于这个家了。

但我没有犹豫。我把钱取出来，用一张纸包好，然后去找沈听澜。

“这是路费。”我说。

她打开纸包，看着里面的钱，沉默了很久。

“顾远山，你哪来这么多钱？”

“你别管。我家里给的。”

“我不信。”

“你不信算了。”

“我不能要。”她把钱推回来。

“为什么？”

“因为……”她的声音有些发颤，“因为我还不起。”

“我没让你还。”

“那也不行。”

我们僵持在院子里。北风从我们中间穿过，像在拉扯着什么。

最后，我把钱塞进她的手里，说：“你不想去看你爸了？你想想他在新疆是什么日子，你想想你还能见他几面。”

她看着我，眼圈红了。雪花落在她的脸颊上，融化成水珠，像眼泪一样滑下来。

“那我给你写个借条。”她说。

“随你。”

她转身回屋，过了一会儿拿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今借到顾远山人民币三十元整，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前归还。沈听澜。”

我把借条折好，塞进棉袄内侧的口袋里。

那个冬天，我们之间忽然多了一样东西，一张薄薄的借条。它像一座桥，连接着我们；又像一道鸿沟，横亘在中间。我开始有意识地躲避她，不让她觉得我是在施恩图报。她也不像以前那样自然地跟我说话，有时迎面走来，她会低下头，假装没看见。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变了。

它藏在每天早晨的扫雪声里，藏在食堂里偶尔交换的眼神里，藏在夜晚呼啸的北风里。像一粒种子，在冰封的土层下，等待破土的那一天。

第四章 破冰

新年刚过，沈听澜就动身去了新疆。

她走的那天，天还没亮。我听见西厢房有动静，便披上衣服出来。她正拎着一个布包，站在院门口。看见我，有些意外。

“我送你。”我说。

“不用。”

“去公社有二十里地。”

“我认得路。”

“让我送你。”

她犹豫了一下，没有拒绝。

天很冷，零下三十度。我们并排走在雪地上，谁都没有说话。月亮还挂在半空，又大又白，像一块冰。

走了很久，她先开口：“顾远山。”

“嗯。”

“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看了看她。她的侧脸在月光下显得很柔和，像瓷做的。

“因为你需要。”

“就因为这个？”

“这个还不够吗？”

她沉默了。

又走了一段，她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是一个布包，里面装着什么硬硬的。

“这什么？”我问。

“护膝。羊皮的，我自己做的。”她说，“你帮我那么多，我也没什么能给你的。这个你收着，干活的时候戴，能暖和点。”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对羊皮护膝，针脚细密，上面还绣了两个小小的字：远山。

“你什么时候弄的？”我的声音有些哑。

“晚上没事的时候。”她低下头，“本来想给你做过年的礼物，现在提前给了。”

我想说谢谢，但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说不出来。我只是把那对护膝攥得紧紧的，像攥着一团火。

到了公社，天已经亮了。她去等长途汽车，我站在路边看她。风很大，吹得她军大衣的下摆翻卷起来。她的头发从帽子里漏出来几缕，被风吹得凌乱。

“回去吧。”她说。

“我看你上车。”

“你还要走二十里地回去。”

“没事。”

车来了。她上车前，忽然转过身来，对我笑了一下。那笑容在寒风里摇摇晃晃，像随时会碎掉。

“顾远山，等我回来。”

“好。”

车开走了。我站在路边，看着那辆车在雪原上越变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天际。

我这才转身往回走。来时的路已经被我们的脚印踩出了一条小道，但风一吹，脚印就淡了。我走在雪地里，觉得天地又空旷了许多。

回到知青点，已经是中午了。马驹子看见我，说：“顾远山，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累的。”

“快去炕上躺着。”他把我推到炕边。

我躺下来，浑身像散了架一样。手里还攥着那对护膝，上面有淡淡的羊膻味，还有她身上的味道，像是冬天里的冷空气，干净而凛冽。

沈听澜一走，院子里的雪没有人扫了。起初几天，我每天早晨起来扫。后来雪停了，地上积了薄薄的一层冰，走上去很滑。我也不管，照样扫。

日子一天天过去，春节快到了。

知青点的人走了大半，都回家过年了。我本来也打算回去，但母亲来信说，父亲的问题还没完全解决，让我先别回。我便留了下来。

留下来的人不多，除了我，还有马驹子、方文远，以及那个上海的女生，叫陆雪晴。她也不回去，说是家里没人。

四个人过年，冷冷清清。大年三十那天，我们凑在食堂包饺子。面粉是大队给发的，一人二斤；馅儿是猪肉白菜，巴特尔送来的，说是队里的猪杀了，每家分几斤。

马驹子擀皮，我包，方文远烧火，陆雪晴调馅。四个人配合得还算默契，只是都闷着头不说话，食堂里只有擀面杖滚过面案的声音，和灶下牛粪燃烧的噼啪声。

“沈听澜不知道到没到新疆。”马驹子忽然说。

“应该到了吧。”我说。她在路上已经走了十来天，算算时间，该到了。

“她爸那边怎么样？”马驹子又问。

“不知道。”

“顾远山，你怎么不问问她？”

“她没说。”

马驹子不说话了，继续擀皮。我觉得心里堵得慌，放下饺子，走到院子里透气。

天已经黑了。远处的村子里有人在放鞭炮，零星的响声，像火柴划过。空气里有火药的味道，混着雪后的清冽。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是那张借条。我借着月光看上面的字。她的字清秀而有力，每个笔画都像是刻上去的。

“今借到顾远山人民币三十元整……”

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三十块钱，我竟然让她写了借条。其实我根本不在乎那笔钱，我在乎的是她的倔强。她不肯欠别人任何东西，哪怕是一分钱。

我从棉袄口袋里掏出火柴，划了一根，想把借条烧掉。但手冻得厉害，火柴刚划着就被风吹灭了。我又划了一根，这次我用手挡住风，火苗跳了几下，终于稳定下来。

借条点燃了，火光映在我的脸上。纸片卷曲、变黑，最后化成一撮灰烬，落在雪地里，很快就看不见了。

我回到屋里，继续包饺子。马驹子看了我一眼，说：“你哭了？”

“没。”

“你眼睛红了。”

“风吹的。”

马驹子撇撇嘴，不再问。

那顿年夜饭，我们吃得很沉默。饺子煮熟了，热气腾腾的，蘸着醋蒜泥，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汁水。可我怎么也吃不出香味。我总想着沈听澜现在在哪里，是不是也吃了饺子，她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吃完饭，我回到东厢房，躺在炕上。炕烧得很热，但我还是觉得冷。我抱着那对护膝，把它贴在胸口上，像贴着一块不会融化的冰。

正月初一，我去公社给母亲打了个长途电话。电话费很贵，我只说了三分钟。母亲在电话那头哽咽着，说父亲的情况好多了，组织上正在调查，可能很快就会恢复工作。

“妈，您别哭了。”我说，“一切都好起来了。”

“远山，你在那边冷不冷？钱够不够花？妈给你再寄点……”

“不用，我有钱。”

“那三十块钱，够不够？”

“够。”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告诉她钱给了谁。我只说一个战友家里有急事，借了去。母亲没有怀疑，只嘱咐我照顾好自己。

挂了电话，我在公社的邮局里坐了一会儿。墙上贴着过年的年画，画上是胖娃娃抱着鲤鱼，红红绿绿的，很喜庆。我盯着那年画看，脑子里却在想沈听澜。

她什么时候回来？

过完年，天气渐渐回暖。雪开始化，院子里泥泞不堪。我每天还是扫院子，扫的是泥，不是雪。

二月底，沈听澜回来了。

她瘦了，眼睛显得更大，脸上有风霜的痕迹。她拎着那个布包站在院门口，看见我，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疲惫，但很真实。

“回来了。”我说。

“嗯。”

“见到你爸了？”

“见到了。”

她只说了三个字，然后就回了西厢房。我没有多问。

第二天早晨，她又开始在院子里扫地。我走过去，说：“你刚回来，歇两天。”

“不用，路上坐车歇够了。”

“你脸色不好。”

她停下手里的活儿，抬头看我：“顾远山，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帮我。我爸……我爸身体不好，但见到我，他说他好多了。”她的声音有些颤，“他说，让我好好活着。”

“你本来就好好活着。”

“不，我以前是熬着，现在是活着。”

我不太懂她的意思，但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从新疆回来后，她有些不一样了。以前她是安静的，像一池不起波澜的水。现在她身上多了一种东西，像水底的暗流，表面依然平静，但你能感觉到那种力量。

三月底，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下午，知青点来了几个陌生人，是公社下来的调查组，说是要了解我们的思想动态。他们分别找人谈话，问一些问题，比如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对上山下乡政策的认识，等等。

轮到我的时候，一个三十多岁的干部问：“听说你跟沈听澜同志走得很近？”

“我们是战友。”我说。

“只是战友？”

“那你什么意思？”

他笑了笑，那种笑让人很不舒服：“没什么意思。就是提醒你，沈听澜同志的家庭背景你是知道的，她父亲是右派。你跟她保持距离，对你自己的前途有好处。”

我看着他，觉得一股火从胸腔里蹿上来。

“我爸也是右派。”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是不是也该跟别人保持距离？”

他愣了一下，没想到我会这么直白。

“顾远山同志，我是为你好。”

“谢谢。”我站起来，“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出了门，我发现沈听澜站在廊下，脸色苍白。她显然听见了我们的对话。

“顾远山，你疯了吗？”她追上来，压低声音，“你为什么要那么说？你知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我说的是事实。”

“事实有时候不能全说。”

“那我该说什么？说我怕了，说我要跟你划清界限？”

她看着我，眼圈红了。她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出来，转身快步走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吃晚饭。我躺在炕上，盯着房梁发呆。我知道自己可能闯了祸，但我并不后悔。有些话，憋在心里太久了，说出来反倒痛快。

十点多的时候，有人敲门。我以为是马驹子忘了带钥匙，便去开门。打开门，却是沈听澜。她站在月光下，脸色很白，像一张纸。

“你出来。”她说。

我披上衣服，跟着她走到院子后面的草垛旁。那里背风，月光照不进来，暗得只能看见彼此的轮廓。

“顾远山。”她的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嗯。”

“你为什么要那么说？”

“我就是那么想的。”

“你不怕吗？”

“怕什么？”

“怕被审查，怕不能回城，怕——”她说不下去了。

“我不怕。”我说。其实我心里是怕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当着她的面，我就是不想承认。

沉默了很久，她忽然说：“我冷。”

“那你回屋去。”

“不。”

她向前走了一步，离我很近。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带着冬夜特有的冷冽，轻轻扑在我的脸上。

“顾远山，”她说，“你离我近点。”

我愣住了。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止了。北风从我们之间穿过，发出呜咽声。我闻到了她头发上的味道，是雪花膏混着柴火烟的气味。

我伸出胳膊，小心翼翼地拢住她。她的身体很瘦，隔着厚厚的棉衣，我甚至能感觉到她的骨头。她在发抖。

“冷吗？”我问。

“不冷了。”她说。

我们就那样站着，谁也没有说话。远处有狗在叫，有一家的灯还亮着，灯光从窗纸里透出来，像一小块温暖的金子。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轻轻地推了推我，说：“回去吧。”

“好。”

我们一前一后走回院子。在院门口，她转过身来，说：“顾远山，以后别那么冲动了。”

“我尽量。”

“不是尽量，是要做到。”

“好。”

她笑了。月光下，她的笑容像一朵在夜里绽放的花，安静而美好。

那天夜里，我没有睡着。我一直在想她说的那句话——“你离我近点。”那是她第一次向我靠近，也是我们之间第一次身体上的接触。虽然隔着厚厚的棉衣，虽然只是为了取暖，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无法回头了。

第二天早晨，我照常起来扫院子。沈听澜已经在了。我们并肩扫雪，没有说话。但有什么不同了。她的动作不再僵硬，我的也不再机械。我们的铁锹偶尔碰到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像在说话。

马驹子从屋里出来，揉着眼睛喊：“顾远山，今天怎么这么勤快？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我没理他。沈听澜低着头笑了一下。

那笑容，让我觉得整个冬天都值了。

第五章 春雪

四月初，科尔沁草原又下了一场大雪。

这场雪来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都说“清明断雪，谷雨断霜”，可这雪偏不按常理来，纷纷扬扬下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世界又变白了。

大家都抱怨这该死的天气，只有沈听澜不。她站在院子里看雪，目光很远，像在看一个老朋友。

“你喜欢雪？”我走过去问。

“喜欢。”她说，“我生在腊月，下了三天大雪。我妈说，我是雪地里捡来的。”

“真的？”

“假的。”她笑起来，“我妈开玩笑的。”

“你笑的时候很好看。”我脱口而出。

她立刻收住了笑，脸上泛起红晕，低下头去：“瞎说。”

“我说真的。”

“顾远山，你最近说话越来越不正经了。”她转过身去扫雪，不看我。

我笑了笑，也拿起铁锹。我们默默地扫雪，像两个心有灵犀的伙伴。

那天下午，巴特尔来了。他脸色不好，把我叫到一边，说：“小顾，公社来了通知，让你去一趟。”

“什么事？”

“我也不清楚，估计是上次调查组的事。”他叹了口气，“小顾，你年轻气盛，说话不经大脑。到了公社，好好说，别犟。”

“我知道了。”

沈听澜听说我要去公社，急得脸都白了。她拦住我：“是不是因为我？我跟你一起去。”

“你去干什么？”

“我去说明情况。”

“有什么情况好说明的。”我笑了笑，“放心吧，就是问几个问题，没事。”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深深的忧虑：“顾远山，如果因为我，你受了处分，我……”

“没有什么如果。”我打断她，“你回屋去，外面冷。”

我跟着巴特尔去了公社。

一路上，巴特尔没怎么说话。他赶着马车，嘴里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烟味在寒风里弥漫，呛得我直咳嗽。

“小顾啊，”他终于开口了，“你跟小沈，是不是在处对象？”

我心里一惊，说：“没有。”

“你不用瞒我。我活了五十多岁了，什么看不出来。”他又抽了一口烟，“年轻人，有感情是正常的。但你也知道，现在是什么形势。你俩的家庭都有问题，要是在一起，那些个当官的能放过你们？”

“支书，我们真的没有处对象。”

“没有更好。我就是提个醒。”他抖了抖缰绳，“你是个好后生，小沈也是个好姑娘。但好人有时候也没有好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其实我不太明白。我只知道，沈听澜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友了。她是我在冰天雪地里唯一的火源。失去了她，我会冻死。

到了公社，巴特尔把我送到办公室门口，拍拍我的肩：“进去吧，不管问什么，别冲动。”

我点点头，推门进去。

办公室里坐着三个人。中间那个四十多岁，戴着黑框眼镜，是公社的副主任，姓曹。另外两个是上次调查组的。

“顾远山同志，坐。”曹副主任指了指对面的一把椅子。

我坐下来。

“是这样的，”曹副主任翻了翻面前的材料，“上次调查组的同志反映，你在谈话中有些言论不太恰当。我们想问一下，你现在对这些问题是怎么认识的。”

“什么问题？”

“关于你父亲的问题，还有你跟沈听澜同志的关系。”

“我父亲的问题，组织上正在调查，我相信组织会给出公正的结论。”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至于沈听澜同志，我们是战友，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没有超出同志关系的行为。”

“可是你上次说，你父亲是右派，你也不该跟别人来往。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对组织不满吗？”

“我没有任何不满。我说的是气话。”

“气话？顾远山同志，你是一个知识青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说话要注意影响。”

“我错了，以后注意。”

曹副主任看了我一眼，似乎对我的态度还算满意。他又问了几句，便让我走了。

出门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后背全湿了。冷汗浸透了棉袄，风一吹，冷得刺骨。

巴特尔在门口等我，见我出来，忙问：“怎么样？”

“没事。”

“那就好。走，回去。”

马车上，我一直在想曹副主任的话。他话里话外，都在暗示我不要跟沈听澜走得太近。我知道这是“上面”的意思，也明白这是为了保护我。但我做不到。

回到知青点，沈听澜站在门口，远远地看见我，便跑了过来。

“怎么样？”她的声音在发抖。

“都说了，就是问几个问题。”我故作轻松地笑。

“他们没有难为你？”

“没有。”

她看着我，忽然哭了。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在冷风里结成冰晶，像一颗颗细碎的钻石。

“别哭。”我慌了，伸手想替她擦泪，又缩了回来。

“我以为……”她抽泣着，“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怎么会。”

“我害怕。顾远山，我真的很害怕。”

我看着她。她的脸被泪水弄花了，鼻子冻得通红，眼睛肿着。可我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人。

“没事了。”我轻声说，“我不是好好的吗。”

她点点头，用袖子擦了擦脸。然后，她做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她向前一步，抓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冰凉的，但握得很紧。

“顾远山，”她说，“以后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扛。”

我看着她，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在融化，像春天的雪，软塌塌地坍塌下来。

“好。”我说。

那天晚上，我坐在炕上，看着自己的手。手上似乎还残留着她的温度。马驹子凑过来，神秘兮兮地说：“顾远山，你跟沈听澜，是不是好上了？”

“别瞎说。”

“我瞎说？今天你在门口拉她的手，我都看见了。”

“那是……”我想解释，又觉得解释不清。

“行了行了，我又不是外人。”马驹子拍拍我的肩，“我马驹子别的不行，看人最准。沈听澜对你有意思，你对她也一样。你俩就是一层窗户纸的事。”

“马驹子，你能不能闭嘴。”

“好好好，我闭嘴。不过说真的，兄弟，你俩挺配的。”

我笑了笑，没有接话。

但那一夜，我失眠了。窗外的雪在月光下泛着银光，像是无数细小的镜子。我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沈听澜的影子。她笑的样子，她哭的样子，她念诗的样子，她扫雪的样子。

我知道，我完了。

我爱上她了。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就再也无法把它按回去。它像春天里的野草，一旦破土，就疯狂地生长。

第二天早晨，我在院子里碰见她。她正在给食堂的炉子生火，脸上有柴灰，头发有些乱。看见我，她笑了一下。

“早。”

“早。”

“今天不扫雪了？”

“雪化了。”

我低头看了看。果然，地面的雪开始融化了，露出湿漉漉的泥土。空气里有泥土解冻的气息，湿乎乎的，带着一股说不出的腥甜。

“春天快来了。”她说。

“嗯。”

“顾远山。”

“嗯？”

“谢谢你昨天没让他们难为我。”

“本来就不关你的事。”

“我知道。”她低下头，拨弄着炉膛里的柴火，“但如果不是我，你不会被叫去问话。”

“那我也愿意。”

她抬头看着我。炉火的光映在她的脸上，暖洋洋的，像涂了一层蜜。

“傻子。”她说。

我笑了。

那个早晨，我们坐在食堂的炉火旁边，什么也没有做，只是看着火苗在炉膛里跳跃。天慢慢亮了，阳光从窗纸里透进来，在地上投出两个影子，靠得很近。

第六章 流水

春天来了。

科尔沁草原的春天来得晚，但来了就再也挡不住。雪化完了，草芽从地里钻出来，嫩绿嫩绿的，远远望去像铺了一层薄薄的绒毯。村口那棵老榆树也发了芽，榆钱一串串地挂下来，风一吹，簌簌地响。

知青们脱去了厚重的棉衣，换上夹袄，干活也利索多了。春耕开始了，我们被编入各小队，下地翻土、播种。我和沈听澜分在不同的小队，白天很少见面，只有中午吃饭的时候能说上几句话。

日子忙碌而充实。我发现自己变了。以前我做什么都懒洋洋的，现在却浑身是劲。马驹子说我像吃了大力丸，其实我知道，我只是想让她看见一个更好的自己。

五月的一天，我意外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母亲写来的。她说父亲的案子已经查清了，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组织上恢复了他的工作，还补发了工资。母亲在信里说，父亲想让我回北京，说是有单位正在招工，可以给我安排个指标。

我把信看了好几遍，心情复杂。回城，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事。可不知为什么，我没有想象中那么兴奋。我看着窗外正在抽穗的麦苗，看着远处忙碌的人影，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个人。

如果回城了，沈听澜怎么办？

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她。我不知道怎么说。我怕她难过，更怕她假装不难过。

但该来的终究会来。

六月底，母亲的第二封信到了。信里附着一张招工表，说是我父亲的老同事帮忙弄到的名额，在北京一家机械厂，条件很好。母亲让我尽快填表，寄回去。

我拿着那张表，在院子里坐了很久。天很热，知了在树上叫个不停，叫得人心烦意乱。

沈听澜从地里回来，看见我坐在墙根下，便走了过来。

“怎么了？”她问，“脸色这么差。”

“没事，天热。”

“你在撒谎。”

我抬头看她。她的眼睛真尖，什么都瞒不过她。

“我收到家里的信了。”我说。

“说什么了？”

“我爸平反了。我妈让我回城，还弄了个招工指标。”

她沉默了一会儿，问：“你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

“你应该回去。”

“那你呢？”

“我？”她笑了一下，“我继续在这里，继续熬。反正也已经习惯了。”

“沈听澜——”

“顾远山，你听我说。”她打断我，“你家里能帮你弄到指标，这是天大的好事。你不要为了我放弃。我在这里，你在这里，有什么意义？你要回去，回去才有前程。”

“那你怎么办？”

“我的事你不用管。”

“你又说不用我管。”我有些生气了，“你总是这样，什么都自己扛。你有没有想过，我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也想为你做点什么。”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她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叹了口气。

“顾远山，你能不能别这么傻。”

“我不傻。我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

“那你想要什么？”

我张了张嘴，差点把“我想要你”说出来。但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不是不敢，是怕说出来后，她会更难过。

“我要留在这里。”我说。

“为什么？”

“因为这里有你。”

她愣住了。空气仿佛凝固了。连树上的知了也停下了叫声。

“顾远山……”她的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沈听澜，我认真的。”我站起来，走到她面前，“我不回去了。你什么时候回城，我就什么时候回城。你一辈子在这里，我就陪你一辈子。”

“你疯了。”

“我没疯。”

“你家里怎么办？你爸妈怎么办？”

“他们会理解的。”

“理解什么？理解他们的儿子为了一个右派的女儿放弃回城的机会？”她的声音忽然大了起来，“顾远山，你太天真了。你以为留在这里就能解决问题吗？你知不知道，你留在这里，只会让事情更复杂！”

我沉默了。我知道她说得对。但我心里就是过不去这个坎。我不能扔下她一个人。

“你让我想想。”我说。

“想什么？有什么好想的。回去。”

“沈听澜，你别逼我。”

“我没有逼你。是你自己在逼你自己。”她看着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顾远山，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但是，有些东西，光靠心意是不够的。你要现实一点。”

“那你呢？你现实吗？你留在这里，天天干活，天天等着，你就现实了？”

“我不一样。”

“你哪里不一样？你不过就是比我多受了几年的委屈，多得了几年的苦。沈听澜，我告诉你，我顾远山不怕苦，也不怕委屈。我怕的是，等我走了以后，你一个人在这里，被人欺负了都没人帮你扫雪。”

她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转过身去，不让我看见她哭。

我站在原地，不知该说什么。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地上，像两棵并排的树。

那天晚上，我没有吃晚饭。我坐在东厢房的门口，看着天一点点黑下来。星星出来了，密密麻麻的，像撒了一把碎银子。

马驹子出来抽烟，坐到我旁边。他递给我一支，我摆摆手，不抽。

“心里不痛快？”他问。

“嗯。”

“因为回城的事？”

“你怎么知道？”

“大家都知道了。”他吐出一个烟圈，“你妈来的信，孙志强看见了。这事瞒不住。”

“我也没打算瞒。”

“那你怎么想的？”

“我想留下。”

马驹子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一种少见的认真。

“顾远山，作为兄弟，我支持你。但作为旁观者，我劝你走。”

“为什么？”

“你们俩的事，明眼人都看得明白。但你想想，你留在这里，对她真的好么？她父亲是右派，你父亲刚平反。你俩搅在一起，上面会怎么看？你这是在拖累她。”

我愣住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层。

“再说了，”马驹子继续道，“你回城了，也不是就断了联系。你可以先回去站稳脚跟，再想办法把她弄回去。这不比两个人都困在这里强？”

我沉默了。马驹子的话像一盆冷水，把我浇醒了。

那天晚上，我在炕上坐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做出决定：回城。

但我没有先告诉沈听澜。我先是填好招工表，托人带去公社寄了。然后我才去找她。

她正在牲口棚里喂马。看见我，她手里的草料抖了一下。

“我走了。”我说。

她愣了愣，随即点头：“好。”

“你不问我为什么改主意了？”

“你肯定有你的道理。”

“沈听澜，你听我说。”我走到她面前，看着她的眼睛，“我先回去。等我安顿好了，就来接你。你等着我。”

她笑了一下，嘴角扯得很勉强：“我等你。”

“真的？”

“真的。”

我伸手想抱她，但院子里有人。我克制住了，只是在她手背上轻轻捏了一下。她的手很粗糙，但很温暖。

“我走之前，会把所有东西留给你。”我说。

“什么？”

“那对护膝，我用不着了。你拿回去。”

“那是给你的。”

“那我留着。还有，我还你一样东西。”

“什么？”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是她给我的借条。不过那已经是灰烬了。我把它放在她的手心里。

“这是什么？”

“借条。我烧了。”

她看着手心里的灰烬，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顾远山，你太坏了。”她哭着说。

“我哪里坏了？”

“你总是做一些让人想哭的事。”

我笑了，伸手替她擦去眼泪。这一次，我没有犹豫。我的手指触到她的脸颊，湿漉漉的，热乎乎的。

“别哭。”我说，“等我来接你。”

她点点头。

七月，我离开了红旗大队。

走的那天，天气很好，天蓝得透明。沈听澜没有来送我。马驹子说，她一大早就出门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我站在村口，回头看了看这个生活了快一年的地方。土坯房、干打垒的院墙、那棵老榆树，还有远处无边的草原。一切都很熟悉，又很陌生。

巴特尔赶着马车，把我送到公社。一路上，他絮絮叨叨地说着话，说什么回城后要好好干，要常常写信回来。我嗯嗯地应着，心不在焉。

到了公社，我下了马车。巴特尔拉住我的手，说：“小顾，别怪小沈不来送你。她心里难受。”

“我知道。”

“她是个好姑娘。你也是个好后生。你俩……”他叹了口气，“这世道，有时候就是不让人如意。”

“支书，我走了。”

“走吧。常来信。”

我点点头，转身走向长途汽车站。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

“顾远山——”

我回头。沈听澜站在街对面，怀里抱着一个布包。她跑过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脸涨得通红。

“给你。”她把布包塞给我。

“什么？”

“路上吃的。有煮鸡蛋，还有饼。”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几个鸡蛋和几张饼，还热乎着。

“你什么时候煮的？”

“你出来的时候。”她笑了，“我怕来不及，就抄小路跑到公社。差点没赶上。”

“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就为了送几个鸡蛋？”

“不光送鸡蛋。”她凑近我，在我耳边轻声说，“顾远山，我等你。”

说完，她转身就跑，像一只受惊的兔子，很快消失在人群中。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笑了。

第七章 北京

回到北京，已经是七月下旬了。

北京热，那种热跟草原上的热不一样。草原的热是干爽的，有风；北京的热是闷罐子，把人蒸得透不过气。我走在东城的街道上，看着熟悉又陌生的胡同、灰墙、电线杆，觉得一切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母亲在胡同口等我。她老了很多，头发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比我走那年深了许多。看见我，她眼泪就下来了。

“远山……”她抱住我，浑身发抖。

“妈，我回来了。”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父亲在家。他瘦了，但精神还不错。他坐在那把他最喜欢的藤椅里，看见我进来，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高了，也瘦了。”他说。

“爸。”

我们坐下来，聊了很久。父亲问我这一年多的情况，我简要说了说，没有提沈听澜。母亲在旁边听着，不时擦眼泪。

“招工的事，我给你联系好了。”父亲说，“下个月一号就去上班，机械厂，钳工车间。你好好干。”

“好。”

“远山，”父亲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东西，“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人活着，要往前看。”

我点点头。

那天晚上，我躺在家里的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床太软了，屋里太安静了，没有风声，没有牛粪味，没有马驹子的鼾声。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科尔沁草原上的画面。土坯房、大雪、食堂里那盏昏暗的煤油灯，还有沈听澜站在雪地里的样子。

我起来给她写信。

信写得很长，写我一路上的见闻，写北京的变化，写家里的情况。写到“我很好，勿念”时，我顿了顿，又加了一句：“只是有点想你。”

第二天，我把信寄了出去。

上班的日子很快到来。机械厂在东郊，离我家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每天六点起床，挤公交上班，晚上七点多才到家。厂里活很重，钳工车间里噪音大、油污多，一天下来，浑身像散了架。

但我咬牙坚持着。父亲说得对，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我现在要做的，是在北京站稳脚跟。

沈听澜的信来得很慢，大概半个月一封。她的信总是很短，几句话，说地里的庄稼，说知青点的琐事，说天冷了要加衣裳。她的字很好看，一笔一划，像是认真临帖练出来的。

我把她的每一封信都收着，反复地看，仿佛能从那些字里看出她的脸来。

十月底，她来了一封信，说知青点有几个人回城了，包括马驹子和周丽。现在红旗大队只剩七八个人，比以前冷清多了。

信的最后，她写了一句：“远山，你那里下雪了吗？”

我把信折好，看着窗外北京灰蒙蒙的天。北京还没有下雪，但天已经凉了。我给她回信：“还没下。等你来北京，我们一起看雪。”

她没有回这封信。

十一月，北京下了第一场雪。雪很小，落地就化了。我站在车间门口，看着细碎的雪花飘下来，心里想的是科尔沁草原上的大雪，想的是那个在雪地里扫雪的姑娘。

十二月，她又来信了。信很简短：“远山，我可能去不了北京了。我父亲病重，我要去新疆。”

我攥着信纸，愣了很久。

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去找父亲，说我要请假。父亲问为什么，我只说有个战友家里出了事，我得去帮忙。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去吧。厂里我给你请假。”

我没有多解释，第二天就买了去新疆的火车票。

三天三夜。

我从北京到乌鲁木齐，又从乌鲁木齐转车到一个小城，再搭一辆运煤的卡车，才到了沈听澜父亲劳改的地方。

那是一个荒凉的农场，四周是一望无际的戈壁。风很大，裹着黄沙，打在脸上生疼。我找到沈听澜的时候，她正蹲在一排土坯房前面洗衣服。她的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脸黄黄的，嘴唇干裂。

看见我，她站了起来。手里的衣服掉在地上，溅起一片水花。

“顾远山？”她的声音沙哑，“你怎么来了？”

“我收到你的信，不放心。”

“你疯了。这么远……”

“我坐火车来的，没疯。”

她看着我，眼泪就流了下来。她哭得很大声，像要把所有的委屈都哭出来。我走过去，把她抱在怀里。她的身体瘦得像一把干柴，在我的怀里发抖。

“你来了。”她哭着说，“你真的来了。”

“我来了。”

那天晚上，她带我去见她父亲。

沈教授住在一间低矮的土屋里，屋里光线昏暗，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纸，上面写着“认真改造，重新做人”。

老人躺在床上，瘦得脱了形。但他的眼睛很亮，跟沈听澜的眼睛一模一样。

“爸，这是顾远山。”沈听澜说。

沈教授看着我，点了点头。他想坐起来，但身体太虚弱了。我上前扶他，他摆摆手，示意不用。

“小顾，”他的声音微弱但清晰，“听澜在信里提起过你。”

“沈教授好。”

“别叫我教授了。”他苦笑了一下，“现在就是个接受改造的老头。”

“爸。”沈听澜轻声说。

“好好好，不说了。”他看向我，“小顾，你从北京来？”

“是。”

“大老远的，辛苦了。”

“不辛苦。听澜的事，就是我的事。”

沈教授看着我，眼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小顾，你父母是做什么的？”

“我爸是工程师，我妈是小学老师。”

“工程师……”他喃喃道，“好，好。”

那天晚上，我和沈听澜坐在土屋外面的沙地上。天很冷，风从戈壁滩上吹来，带着沙粒。她靠在我肩上，一句话也不说。

“你爸的病，医生怎么说？”我问。

“这里的医生说，是肺病，很重。但没有条件治。”她的声音很平静，但我知道她心里有多难过。

“转到乌鲁木齐去，行不行？”

“试过了。手续太复杂，而且没钱。”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顾远山，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我不能再……”

“沈听澜，”我打断她，“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刚才跟你爸说了，现在再跟你说一遍。你什么时候才能记住？”

她不说话了，只是把脸埋在我的肩膀上。我感觉到她的泪水渗透了我的衣服，温热的，很快就被风吹凉了。

那几天，我帮着做了很多事情。我把从北京带的钱和粮票都留给了她，又去农场办公室找领导，了解沈教授的情况。那个领导态度很差，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我忍着气，没跟他吵。我知道，吵解决不了问题。

临走前，我去跟沈教授告别。老人躺在床上，拉着我的手，说：“小顾，我把听澜交给你了。她从小没吃过什么苦，这两年……这两年她受了不少罪。你替我好好照顾她。”

“我会的。”

“还有，”他的声音更低了，“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她。我没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如果……如果我不在了，你告诉她，我不怪任何人。我只怪自己。”

“沈教授，您会好起来的。”

他笑了笑，没有接话。那笑容跟沈听澜的很像，平静而凄然。

我离开新疆的那天，沈听澜送我到车站。她的眼圈黑黑的，显然好几天没睡好。

“你回去吧，别管我了。”她说。

“别再说这种话了。”我握住她的手，“我回去后，马上想办法联系医院。你爸的病不能耽误。”

“可是……”

“没有可是。”

车开了。她从车窗里探进头来，大声说：“顾远山，你要照顾好自己！”

“你也是！”

车渐渐远了，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融入戈壁的苍茫之中。

我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又冷又沉。

第八章 生离死别

回到北京后，我四处托关系，想给沈教授联系医院。但那个年代，一个右派的医疗问题，谁也不敢轻易沾手。我求了很多人，碰了很多钉子。

父亲知道这件事后，把我叫到书房。

“远山，那个女知青，叫什么名字？”

“沈听澜。”

“她父亲是右派？”

“是。已经摘帽了。”

“摘帽了也是右派。”父亲沉吟了一下，“远山，我不是不让你帮她。但你要想清楚，你刚回城，脚跟还没站稳。为了她家的事到处奔走，对你的影响不好。”

“爸，她帮过我。”

“我知道。但你要有分寸。”

“什么分寸？”我有些激动，“她爸爸快不行了，我眼睁睁看着，什么都不做？那我还算人吗？”

父亲看着我，叹了口气。过了很久，他说：“你让我想想办法。”

那一夜，父亲没有睡觉。第二天早晨，他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和一个人名。

“你去找这个人。他是我老同学，在卫生部工作。也许能说上话。”

我接过纸条，手在发抖：“爸，谢谢你。”

“去吧。但不要抱太大希望。”

我找到了那个人。他姓郑，是个处级干部。看了我带来的材料，他皱了皱眉头，说：“这个情况确实严重。但你也知道，现在政策还比较紧。这样，我帮你问问，有消息告诉你。”

“谢谢郑叔叔。”

“别谢了。你爸跟我，多少年的老交情。”

我满怀希望地等了两个星期。两个星期后，郑叔叔给了我回音：可以转到乌鲁木齐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但费用需要自理。

“费用大概多少？”

“住院加治疗，怎么也得千八百块。”

我算了算。我在机械厂上班，一个月工资三十多块，不吃不喝也得好几年才能攒够。但我不能放弃。

我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沈听澜，让她先送父亲去乌鲁木齐的医院，钱我来想办法。

沈听澜很快回了信。她说乌鲁木齐的医院床位很紧张，要排队。她先给父亲办了转院手续，在等通知。

我开始拼命挣钱。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去东单公园门口帮人修自行车，周末去火车站扛大包。一天下来，浑身像散了架，但想到沈听澜，我就觉得还能再坚持。

一个多月后，我攒了三百多块。离一千还差得远，但至少能解燃眉之急。

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沈听澜的电报。

只有四个字：父故，勿来。

我拿着电报，站在胡同口，半天没动。风从巷子那头吹过来，吹起地上的落叶，沙沙地响。

我没有听她的话。我买了去新疆的火车票，又去了。

这一次，沈听澜没有哭。她站在那间土屋前面，穿着一身素衣，头上别着一朵白花。她的脸很白，白得几乎透明。看见我，她只是轻轻点了点头，像早就知道我会来。

“你来了。”她说。

“我说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送送我爸吧。”

沈教授的葬礼很简单。没有追悼会，没有花圈，只有几个劳改农场的人帮忙，把棺材葬在戈壁滩上。沈听澜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

我也磕了三个头。

风很大，吹得我们衣服翻卷。天边有鹰在飞，一圈一圈地盘旋，像在寻找什么。

“他说他不怪任何人。”沈听澜开口，声音飘在风里，“他说他自己选的路，不后悔。”

“你爸是个了不起的人。”

“他是个傻子。”她忽然笑了，“一心做学问，不问政治。可这年头，不问政治就是最大的政治问题。”

我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的笑容里有太多的苦涩，像一杯泡了太久的茶。

“顾远山，”她转过头来，眼睛湿了，“我没有爸爸了。”

我抱住她。她在我怀里放声大哭，声音被风吹散，飘向无边的戈壁。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农场的土墙下，看星星。天很大，星星很多，像一块缀满钻石的黑丝绒。

“以后你怎么办？”我问。

“回红旗大队。”

“不回家了？”

“家？”她苦笑，“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走了。我爸在哪，家就在哪。现在我爸不在了，我没有家了。”

“你有。”我说，“以后，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她看着我，眼眶又红了。

“顾远山，你别对我这么好。我怕我还不起。”

“谁要你还了。”我握着她的手，“我要你好好活着。活着，比什么都强。”

她点点头，把脸埋在我的胸口。

我们在戈壁滩上坐了整夜，说了很多话。她说起她的童年，说起她父亲的书房，说起那些没有写完的论文。我也说起我的父亲，说起那些被抄走的书籍，说起我在内蒙古的一年多。

天快亮的时候，她说：“顾远山，我昨天梦到我爸了。他站在一片梅林里，跟我招手。我想过去，可怎么走也走不过去。然后我就醒了。”

“你太累了。”

“不是累。”她摇头，“是他在跟我告别。他走了，真的走了。”

我搂紧她，没有说话。天边泛起鱼肚白，然后是金红色的光，从地平线上漫开来，像是谁掀开了一个巨大的炉盖。

我们在朝阳中站起来。她的脸被晨光照得柔和，像一尊刚出窑的瓷。

“回去吧。”她说。

“好。”

我送她上火车。她回内蒙古，我回北京。站台上，她隔着车窗看我。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对方。汽笛响了，火车缓缓启动。她忽然从窗口伸出手来，我跑了两步，握住了她的手。火车加速，我们的手被拉开。我站在原地，看着列车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灰蒙蒙的天际。

回到北京后，我大病了一场。高烧不退，说胡话。母亲急得不行，把父亲从单位叫回来。我迷迷糊糊地躺着，嘴里一直叫沈听澜的名字。

等我清醒过来，已经是三天之后了。母亲坐在床边，眼睛红肿。父亲站在窗前，背对着我。

“我睡了多久？”我问。

“三天。”母亲说，“你吓死妈了。”

“对不起。”

“不要说对不起。”母亲擦擦眼泪，“妈知道你有心事。但身体要紧，知不知道？”

“嗯。”

母亲出去了。父亲转过身来，走到床边坐下。

“远山，那个叫沈听澜的姑娘，你认定了？”

我看着他，点了点头。

父亲沉默了很久。最后，他说：“那就把她接到北京来吧。”

我愣住了：“爸，你说什么？”

“我说，把她接到北京来。”父亲重复了一遍，“在内蒙古待着，总不是长久之计。来北京，我们一起想办法。”

“可是她的户口……”

“户口我来想办法。先把她接来，其他的再说。”

我坐起来，一把抓住父亲的手：“爸，谢谢你。”

父亲拍拍我的手背，没有说什么。但我看见他转身的时候，眼角有泪光。

第二天，我给她发了电报：速来北京。

三天后，沈听澜到了。

她站在北京火车站的出站口，拎着一个旧布包，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她的头发剪短了，显得脸更瘦更小。看见我，她站住了。

我们隔着人群对视。周围人来人往，声音嘈杂，但那一刻，我的世界里只有她。

我走过去，接过她的布包。

“走，回家。”

她跟着我，走出了车站。北京的天灰蒙蒙的，像蒙着一层纱。她深吸一口气，说：“这就是北京啊。”

“对。这就是北京。”

“比我想的要大。”

“以后你会习惯的。”

我们坐公交车回家。车上人很多，我们被挤在一起。她的手抓着吊环，身体贴着我。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轻轻的，像春天的风。

“顾远山，”她小声说，“我有点紧张。”

“紧张什么？”

“见你爸妈。”

“不用紧张。他们人很好。”

“可我还是紧张。”

我笑了笑，在拥挤的人群中，悄悄握住了她的手。

她挣了一下，没有挣脱，便任由我握着。

那一路，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只有车轮碾过路面的声音，和彼此的心跳声，像在合奏一首无人听过的曲子。

车到站了。我牵着她，走进了我的家。

第九章 围城

沈听澜在我家住下了。

母亲把以前我住的小房间收拾出来，给她住。房间不大，只放得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衣柜。但她很满足，说比知青点的西厢房好多了。

起初，她很拘谨。每天早起帮母亲做早饭、打扫院子，抢着洗衣服，什么事都干。母亲劝她别这么见外，她总是说：“应该的。”

父亲对她也很好，经常问她在北京习不习惯，想不想吃什么。他托人给沈听澜办了一个临时户口，还帮她在街道办事处找了一份临时工，糊纸盒。

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着。白天我去机械厂上班，她去街道糊纸盒，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饭后，我们会去附近的什刹海边散步。

什刹海。那是她童年生活过的地方。

第一次散步，我们走了很远。她一路不说话，只是看着湖面，看着岸边的垂柳，看着那些熟悉的胡同。走到一座旧桥边，她忽然停下脚步。

“那边。”她指着胡同深处，“我家以前就在那边。一个小院，两间正房，院里有一棵石榴树。”

“想回去看看吗？”

“不去了。”她摇头，“现在住着别人。看了也白看。”

我陪着她站在桥上。晚风吹来，带着水汽和槐花的香。她的头发被风轻轻吹起，像柔软的柳丝。

“顾远山，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不用多大，能放下一张书桌就行。我可以坐在桌前看书，从早上看到晚上。”

“现在呢？”

“现在？”她笑了笑，“现在我只想安稳地过日子。不用多好，安稳就好。”

我看着她的侧脸。夕阳把她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色，她的眼睛里有浅浅的光。

“会安稳的。”我说。

“你信吗？”

“我信。”

她没有再说话，只是默默地转身，往家的方向走。我跟在她旁边，踩着我们的影子。

但安稳并不容易。

十月底，街道办的人找上门来。他们说沈听澜的临时户口有问题，让她限期离开北京。父亲出面交涉，说这是我的未婚妻，户口正在办理。街道的人阴阳怪气，说：“未婚妻？有证明吗？有单位的同意吗？”

父亲说了很多好话，最后那人松了口，说给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一个月后还没有办好，就必须离开。

那天晚上，沈听澜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肯出来。我敲门，她不开。

“听澜，你开门。”

“别管我。”她的声音闷闷的，像是哭过。

“出来吃饭。”

“我不饿。”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回到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早晨，她出来了。眼睛红肿，但表情很平静。她照常帮母亲做早饭，然后去糊纸盒。

我拦住她：“你歇一天吧。”

“不用，我没事。”

“听澜……”

“顾远山，”她打断我，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我不能总靠你们。我得自己撑起来。”

我看着她骑上家里那辆旧自行车，消失在胡同口。她的背影很瘦，在晨光中显得有些凄凉。

我咬了咬牙，掉头去找父亲。

“爸，我跟听澜结婚吧。”

父亲正在看报纸。他摘下眼镜，看着我。

“你想好了？”

“想好了。”

“不是一时冲动？”

“不是。”

“那好。”父亲把报纸折起来，“我和你妈没意见。但你要想清楚，结婚不是小事。将来她户口能办下来最好，办不下来，你们的压力会很大。”

“我不怕。”

“你不怕，她呢？她也得愿意才行。”

我去找沈听澜。那天晚上，我又带她去了什刹海边。

天已经冷了。风从水面上吹过来，凉飕飕的。我们并排走在湖边，走了很久，我鼓足勇气，说：“听澜，我们结婚吧。”

她站住了。月光下，她的表情看不太清，但我能感觉到她在发抖。

“顾远山，你认真的？”

“认真的。”

“你不嫌弃我？”

“我嫌弃你什么？你家是右派，我家也是。你是知青，我也是。我们是一样的人。”

“可是……”

“没有可是。”我握住她的手，“你愿意吗？”

她看着我，眼泪在月光下闪亮。然后，她点了点头。

“我愿意。”

十一月，我们领了结婚证。

没有婚礼，没有宴席，只是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了顿饭。沈听澜没有家人到场，是我父母和我弟弟妹妹陪着的。父亲举杯，说：“从今天起，听澜就是顾家的人了。以前的事翻篇了，以后咱们好好过。”

沈听澜端着杯子，手在抖。我悄悄在桌下握住她的手。

“谢谢爸，谢谢妈。”她的声音有些哑，“我从小没有家，现在……现在有了。”

母亲抹了抹眼泪。我妹妹跑过来，抱住沈听澜，说：“嫂子，你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了。”

那顿饭，我吃了很多，喝了很多酒。最后是怎么回的房间，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半夜醒来，沈听澜坐在床边，用湿毛巾给我擦脸。她的动作很轻，像怕吵醒我。

“你没睡？”我问。

“睡不着。”

“不习惯？”

“有点。”她笑了笑，“第一次跟人睡一个房间。”

“以后就习惯了。”

“嗯。”

她放下毛巾，躺到我身边。我们并排躺着，中间隔着一点距离。窗外的月光漏进来，把屋子照得半明半暗。

“顾远山。”

“嗯？”

“我们会好的吧？”

“会的。”

“你保证。”

“我保证。”

她翻了个身，面朝我。我也翻过去，看着她。月光给她的脸蒙上了一层温柔的银辉，她的眼睛在黑暗中特别亮。

“睡吧。”我说。

“晚安。”

她闭上眼睛。我看着她，久久无法入睡。这个女人，此刻就躺在我的身边。我们从科尔沁草原走到了北京，从陌生人走到了夫妻。这一切像一个梦，一个很长的梦。

不知过了多久，我也闭上了眼睛。梦里，又回到了那个冬天，那床带着霉味的棉被，北风从土墙的裂缝里钻进来。她在被窝里发抖，说：你离我近点。

我翻了个身，抱住了她。

第十章 暗涌

婚后的日子，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顺利。

沈听澜的户口依然没有办下来。父亲托了很多人，送了很多礼，但都说“不好办”“再等等”。街道办那边催得越来越紧，说再不把户口迁走，就要注销她的临时居住证。

沈听澜嘴上不说，但我知道她心里急。夜里她常常失眠，翻来覆去。有时候我醒来，发现她睁着眼睛看天花板，不知道在想什么。

“别想了，会有办法的。”我说。

“嗯。”她应一声，但眼睛还是睁着。

白天她去糊纸盒，晚上回来后，又找了一些活计来干。给人家织毛衣、做鞋垫，挣一点微薄的外快。她的手艺好，做出来的东西细致，慢慢有了些主顾。

我心疼她，让她别那么拼。她说：“我不能白吃你们家的饭。”

“什么你们家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共同的房子。”

她笑了笑，没有辩解。但我看得出来，她心里有一道坎，一直过不去。

第二年春天，父亲带来一个消息：街道要分配一批招工名额，面向待业青年，包括我们这类临时户口人员。沈听澜的条件基本符合，就是缺一个“北京市常住户口”。

“没有户口，就没法招工。”父亲叹气，“还是得先把户口解决了。”

沈听澜坐在旁边，脸色很白。她的手放在膝盖上，紧紧攥着。

“爸，”我说，“有没有别的办法？比如先把招工名额争取到，户口的事随后再补。”

“难。名额本来就少，盯的人多。没有户口，第一轮就刷下来了。”

沈听澜站起来，说了声“我去做饭”，就进了厨房。我知道她心里不好受，便跟了进去。

“别灰心。”我说。

“我不灰心。”她一边切菜一边说，“就是觉得，这日子怎么这么难。在内蒙古的时候难，回了北京还是难。好像不管我怎么努力，都逃不脱一个‘难’字。”

“总会好起来的。”

她停下刀，转头看我。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像是疲惫，又像是某种不肯熄灭的火焰。

“顾远山，你信命吗？”她问。

“不信。”

“我以前也不信。但现在，我有点信了。”

“别信。”我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她，“命运这个东西，你信它就有，不信它就没有。我们要做的是不信它。”

她笑了，轻轻拍了拍我的手：“好了，我做饭。你出去，别添乱。”

日子在焦虑中一天天过去。沈听澜的户口问题成了我们家的头等大事，但越急越没结果。父亲托的关系户不是调走了，就是说不上话。母亲也四处找人，可谁也不敢碰这烫手山芋。

那段时间，沈听澜变得很沉默。她不再去什刹海边散步，也不再提她父亲。她每天就是糊纸盒、做鞋垫、做饭、洗衣服，像一个上了发条的钟，机械地转。

我担心她，却又无能为力。那是一种深深的挫败感，像一拳打在棉花上，使不出力。

秋天的时候，事情有了转机。

一个叫杜若飞的人出现了。他是沈听澜在内蒙古时的战友，比我们早一年回城，家里有些门路。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沈听澜的情况，主动找上门来。

“听澜，好久不见。”他站在我家院子里，西服革履，跟两年前比变了很多。

沈听澜看见他，也愣了一下：“杜若飞？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你回北京了，过来看看。”他看看我，“你是……顾远山？”

“你好。”我伸出手。

他握了握我的手，很有力气，眼神里带着一种打量。

那之后，杜若飞便常来。他说他在外贸公司工作，认识一些人，也许能帮忙解决户口。沈听澜起初不太愿意搭理他，但架不住他来得勤，慢慢地也说上几句话。

我不喜欢杜若飞。倒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问题，而是他看沈听澜的眼神，让我很不舒服。那是一种赤裸裸的热切，毫不掩饰。

“那个杜若飞，是不是对你有意思？”有一晚，我忍不住问。

沈听澜坐在灯下织毛衣，手指翻飞：“你别多想。”

“我没多想。但他看你的眼神，我不喜欢。”

她停下动作，抬头看我：“顾远山，你吃醋了？”

“没有。”

“你明明就是。”她笑了，那笑容里有一丝很久没见的轻松，“放心吧，我对他没意思。但他有门路，能帮上忙。”

“如果他用这个来要挟你怎么办？”

“那我也认了。”

“沈听澜！”

“开玩笑的。”她放下毛衣，走到我身边坐下，“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我保证，不会让他占到任何便宜。但我们不能拒绝所有的帮助。为了户口，为了以后，有些事必须忍。”

我看着她，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她说得对，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小心眼，就推开可能的机会。

“那你要小心。”我说。

“知道了，我的顾大醋缸。”

她靠在我肩上，像一只温顺的猫。我搂着她，心里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我总觉得，杜若飞的出现，会给我们带来变故。

果不其然。一个月后，沈听澜告诉我，杜若飞帮她联系了一个单位，是西城的一家国营商店，可以解决户口问题。条件是她必须跟他去一次南方，说是“走个过场”，见几个领导。

“不行。”我想都没想就说，“不能去。”

“顾远山，你听我说。这个机会很难得。如果错过了，可能再也不会有。”

“什么机会？跟他单独去南方？你一个结了婚的女人，跟别的男人出远门，像什么话！”

“我们是去办正事。”

“什么正事需要单独去？他可以写介绍信，可以打电话，为什么非要你本人去？”

沈听澜看着我，欲言又止。最后，她叹了口气：“算了，不去了。”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有些愧疚。她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们，什么苦都愿意吃。而我却因为可笑的自尊心，把到手的机会推了出去。

“听澜，对不起。”我说。

“不怪你。是我考虑不周到。”她勉强笑了一下，“算了，总会有别的办法。”

但办法没有来。

杜若飞又来过几次，每次都带些东西，说是南方特产。沈听澜渐渐冷淡下来，他也就少了。

户口的事，重新陷入僵局。

那年的冬天格外冷。北京下了好几场雪，胡同里到处是积雪和冰碴子。我和沈听澜走在雪地里，像回到了科尔沁草原。

“这里比草原上暖和多了。”她说。

“那也不如被窝暖和。”我说。

她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顾远山，你越来越贫了。”

“跟你学的。”

“我可没教你这些。”

我们一路说笑着回家。鞋底踩在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很好听。

那段时间，虽然户口问题没有解决，但我们的感情反而更好了。也许是因为共同面对困难，心靠得更近了。晚上躺在床上，我们常常聊到深夜，聊从前的事，聊以后的事，聊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未来。

有一天夜里，她问我：“顾远山，如果我一直是黑户，你会不会嫌我？”

“会。”我说。

她愣了一下。

“我会嫌你太把我当外人。”我接着说，“沈听澜，你记住，不管你有没有户口，你都是我顾远山的妻子。这件事，谁也改变不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钻进我怀里，把脸贴在我的胸口。

“你真好。”她喃喃道。

我搂紧她，像搂着整个世界。

那夜，北京下了一整夜的雪。天亮时，天地皆白，像极了科尔沁草原上的某个清晨。

第十一章 转机

春天来了，什刹海的冰化了。

有一天，父亲下班回来，脸上带着难得的笑意。他把我和沈听澜叫到书房，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今天单位政治处找我谈话了，说根据相关政策，像听澜这种情况，可以申请‘落实政策回城’，由原下放单位出具证明就行。”

沈听澜不敢相信：“真的？”

“真的。我已经把材料递上去了。顺利的话，两三个月就能批下来。”

沈听澜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她捂住嘴，说不出话来。我拍了拍她的肩，自己的鼻子也有些发酸。

“爸，谢谢你。”我说。

“谢什么，都是一家人。”父亲摆摆手，“听澜受了这么多苦，也该熬出头了。”

那之后的日子，沈听澜整个人都活泛了起来。她的眼睛里有光了，走路也轻快了许多。每天早晨起来，她都会问：“爸今天有没有新消息？”

母亲笑着打趣她：“听澜，你别急。这事急不来。该是你的，跑不了。”

沈听澜不好意思地笑了。

六月，户口批下来了。那天，我请了半天假，陪她去派出所办手续。拿到那张盖着红章的纸时，她的手一直在抖。

“顾远山，我不是黑户了。”她的声音发颤。

“你本来就不是黑户。”我说，“你是我顾远山的妻子。”

她抱住我，就在派出所门口。周围的人投来好奇的目光，但我们不在乎。

有了户口，沈听澜很快在街道办安排下，进了一家纺织厂上班。那家厂子在东城，离我家不远，骑自行车十几分钟。她干活很勤快，又是高中毕业，很快被提拔为小组长。

日子渐渐好起来了。我的工资加上她的工资，足够一家人的开销。父亲恢复了原来的级别，母亲的身体也好了很多。弟弟妹妹都上了学，成绩不错。

我们家，像是终于走出了漫长的冬天。

七月，沈听澜说想去一趟内蒙古，看看红旗大队的战友。

“我想回去看看。”她说，“看看巴特尔支书，看看知青点，看看那里的草原。”

“我陪你去。”我说。

“你厂里忙不忙？”

“再忙也要陪你去。”

我们坐上了北去的火车。这是她回北京后第一次重返内蒙古。车厢里人很多，大多是去兵团或知青点办事的年轻人。我们坐在一起，看窗外的景色从平原变成丘陵，从绿洲变成草原。

“跟两年前不一样了。”她说。

“哪里不一样？”

“心情不一样。那时候去，是没办法。现在去，是心甘情愿。”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还是那么粗糙，但温暖了很多。

到了红旗大队，巴特尔已经老了。他的背有些弯，但精神很好。看见我们，他哈哈大笑，说：“我就知道你俩有缘。怎么样，结婚了吧？”

“结了。”我说。

“好，好。”他拍着我的肩，笑得合不拢嘴，“小顾，我那时候就说，你是个好后生。小沈也好，你们是一对儿。”

知青点已经散了。大部分人都回城了，只剩下三四个还在那里。我们去看那排土坯房。房子还在，只是破败了许多。东厢房的窗户掉了半扇，屋顶的草也少了。西厢房的门锁着，锁头上生了锈。

沈听澜站在院子里，一动不动地看了很久。

“想进去看看吗？”我问。

“不了。”她说，“就是看看。有些东西，记在心里就好。”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巴特尔家。他宰了一只羊，煮了满满一大锅手把肉。我们吃得很痛快，像要把过去欠下的荤腥都补回来。

吃完后，沈听澜拉着我走到村后的草坡上。天黑了，星星出来了，很多很亮。风从远处吹来，带着青草和野花的气味。

“顾远山，你还记得那个冬天吗？”她问。

“哪个冬天？”

“一九七六年的冬天。你刚来，大雪封山，冷得要命。”

“记得。”

“那时候，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我老觉得，自己会冻死在那里，或者饿死，或者被谁害死。”她的声音很轻，像风中的草叶，“但后来你来了。你帮我扫雪，帮我洗碗，还给我钱去看我爸。顾远山，你就像冬天的炉火一样。”

我握住她的手，什么都没说。

“我那时候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跟你在一起，那该多好。”她继续说，“但我不敢想。我觉得我配不上你。你家里条件好，你又是独子。我什么都没有，还有个右派的爸。”

“听澜——”

“你听我说完。”她打断我，“后来你回北京了，我以为我们没戏了。可你又跑去新疆找我。那时候我就知道，这辈子，我沈听澜是你的人了。”

我转身抱住她。她的身体柔软而温暖，像春天刚刚解冻的土地。

“顾远山，”她在我耳边说，“谢谢你没放弃我。”

“我永远不会放弃你。”

那晚的星星特别亮。我们坐在草坡上，看着银河横跨天际，像一条发光的道路。远处，巴特尔家的狗在叫，声音在草原上回荡，悠长而孤独。

第十二章 烟火人间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们搬出了父母家。

父亲单位分了一套房子，是小两居，在朝阳门外。虽然不大，但足够我们两个人住。搬家那天，全家人齐上阵。我弟弟帮忙搬家具，妹妹忙着贴窗花，母亲在厨房张罗着做“入伙饭”，沈听澜在旁边打下手。

“嫂子，以后常回来看我们。”弟弟说。

“当然。”沈听澜笑，“周末都回去。”

“那我要吃你做的糖醋排骨。”妹妹插嘴。

“好，做一大盘。”

我在旁边看着，心里热乎乎的。这个家，终于开始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样子。

搬进新家后，沈听澜把房间布置得很温馨。她在窗台上摆了几盆花，有月季、茉莉、仙人掌。墙上挂了一幅她自己绣的十字绣，上面是两只鸳鸯，旁边绣着四个字：百年好合。

“什么时候绣的？”我问。

“晚上没事的时候。”她说，“你喜欢吗？”

“喜欢。”

“我还会绣。你想要什么样的，我给你绣。”

“不用，这就很好。”

她笑了笑，低头继续归置东西。

日子平静地过着。我照常上班，她也照常去纺织厂。晚上一起做饭、吃饭、散步、看电视。周末回父母家，或者去公园、去北海、去天坛。我们像天下所有平凡的夫妻一样，守着小小的日子，过得细水长流。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在悄然改变。

自从回到北京后，沈听澜的性格逐渐有了变化。她不再是那个在雪地里一言不发扫雪的姑娘了。她开始健谈，开始关注外面的世界。她订了报纸，每天晚饭后都要看一会儿。她喜欢跟我讨论时事，讨论政策，讨论一切正在变化的东西。

“顾远山，你说以后会不会真的放开？我们这些从农村回来的，会不会有更多的机会？”她问。

“会吧。国家不是在改革开放吗？”

“我想考大学。”她忽然说。

“考大学？”

“嗯。我听说以后允许社会青年报考了。我高中数学还不错，再补一补，应该能行。”

“那你想考什么专业？”

“中文。”她的眼睛里闪着光，“我想当老师，教孩子们读书。”

我看着她的侧脸，忽然觉得她很年轻，年轻得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我支持你。”我说。

她转头看我，笑了。那笑容明亮而笃定，像春天里的第一缕阳光。

那一年的冬天，北京又下雪了。但这次，我们不再害怕寒冷。因为我们有彼此，有一个温暖的家。

雪后的夜晚，我们窝在沙发里，盖着同一条毯子。她靠在我怀里，手里捧着一本书。壁炉里的火哔剥作响，把屋里映得暖洋洋的。

“顾远山，”她忽然说，“你听。”

“听什么？”

“雪化了。”

我侧耳倾听。窗外，雪水从屋檐上滴落，滴答滴答，像钟摆一样，又像是时间在流淌。

“春天要来了。”她说。

“嗯。”

“我们的春天，是不是也来了？”

我吻了吻她的额头：“早来了。”

她笑了，那笑容里有泪光在闪烁。

多年以后，我还会想起那个冬天。想起科尔沁草原上的土坯房，想起那床带着霉味的棉被，想起她在风里说“你离我近点”。

那时候的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只知道在冰天雪地里，有一个人愿意靠近你，让你觉得不那么冷。

那就够了。

窗外的雪还在下。她在我怀里睡着了，呼吸均匀而绵长。我关掉灯，闭上眼睛。

梦里，又回到了那个冬天。

她在发抖。她说：你离我近点。

我靠过去，抱住了她。

这一次，不会再分开了。

全文完

创作声明：本文内容为虚构创作，由AI协助撰写并人工优化，人物情节均为杜撰，请勿刻意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