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四十天
她搬来的时候，我正在阳台上浇我那几盆半死不活的绿萝。九月的风还带着暑气，她拎着两个超市的大号塑料袋，站在楼下仰头看门牌号，额发被汗黏在脸上。我朝她点了点头，她冲我笑了笑，那笑容很轻，像怕惊动什么似的。
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一个人租的一居室，在城东的银行上班，早出晚归。我们偶尔在电梯里碰见，她会说“今天真热”或者“又下雨了”，声音细细的，说完就低头看手机，好像那些寒暄只是浮在空气里的尘埃，不必追究。
日子像自来水一样流过去。我在赶稿的深夜里，常听见她回来的声音——钥匙在锁孔里转两圈，门轻轻合上，然后是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隔着墙壁和黑暗，传过来。那时候我想，她大概也和我一样，在这座城市里活成了一张薄薄的纸片。
再见到她，已是今年夏天。我下楼扔垃圾，看见她坐在楼下的长椅上，盯着地上的一只蚂蚁出神。她瘦了许多，宽松的衬衫套在身上，像晾衣架上挂错了的衣裳。我喊了她一声，她抬起头，眼神像从很远的地方收回来。
“好久没见你。”我走过去，坐在长椅另一端。
“嗯，回了趟老家。”她顿了顿，嘴角动了动，像是要笑，又没笑出来，“做了个体检，医生说……肝上有点问题。”
我“哦”了一声，不知该说什么好，只听见风穿过梧桐叶子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还好，只是早期，住几天院就好。”
那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我谈起她的病。
接下来的日子，她确实像是去住了几天院。回来时，又显得精神了些，在楼下的小菜店碰见她，篮子里装着几根青菜和一小把葱。她说：“还是家里的饭香。”菜店的老人不认得她，我替她付了葱的钱，她推辞着，最后收了，说“下次请你吃我包的饺子”。
但饺子终究没吃上。
一个月后，我出差回来，看见她家门口摆着几双陌生的鞋。接着，她的母亲来了，一个头发花白的小个子女士，在楼道里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断断续续的词语从门缝里漏出来——“扩散了”“医生说来不及”“她不知道”。
我站在自己门口，钥匙在手里攥得发烫。
后来，她不再下楼了。透过阳台，偶尔能看见她家的纱窗开着，晾衣绳上只挂着一块洗得发白的毛巾，在风里轻轻地摆。我数着日子，像在等一场迟迟不落的雨。
今天早上，我听见她家传来哭声。那是一种被什么堵住了的、压得极低的呜咽，像是从喉咙深处一点一点挤出来的。接着，更多的脚步声来了，楼道里站着几个面色凝重的人，穿着深色的衣服。我站在电梯口，听她母亲对来的人说：“早上九点，走了。从查出来到今天，还不到四十天。”
不到四十天。
我回到屋里，坐在电脑前。窗外秋阳正好，楼下有孩子骑着车笑闹着经过。我忽然想起初见她那天，她站在楼下仰头看门牌号的样子，额发被汗黏在脸上，冲我笑了笑。
那笑容那么轻，像她这四十天里走过的路一样，还没等惊动任何人，就已经到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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