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受降城”14名汉兵DNA最新解析，揭示共同祖源，明确证实他们均来自黄河流域

如果没有那场大雪，这群年轻人也许根本不会出现在今天的新闻里。

200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匈奴境内突降大雪，牲畜大批冻死，部众不安，权力斗争悄然酝酿；与此同时，在几千里之外的黄河流域，一些农家子弟被征发入伍，踏上没人知道终点的军旅路线。谁也没想到，他们最后会倒在蒙古高原的一处小城附近，被草草掩埋在一个乱葬坑里，连姓名都没被记住。

直到半个多世纪后，人们在那片风沙里，重新挖开这座被称为“受降城”的古城遗址，挖开那一坑杂乱的人骨；再过几十年，科学技术发展到可以从他们骨头里的锶、氧、碳、氮，甚至DNA里，读出他们从哪里来、吃过什么、走了多远。于是，一段被史书略写、被风沙掩埋的汉匈战争记忆，被一点点翻了出来。

这个故事，说到底，是关于一群消失在史书边角的普通士兵，是关于汉帝国“外长城”最前线的一条防线，也是关于考古学家、遗传学家和历史学家，如何在几十年时间里，拼出一幅更接近真相的图。

1957年，一个看似普通的考古发现，让这切的一切有了开端。

20世纪50年代，蒙古考古学家在今蒙古国境内，发现了一座遗址。站在现场的人当时大概不会想到，这地方会在学界被反复提起几十年。根据当时有限的资料和现场遗迹，他们把这里判断成一座匈奴要塞——位置靠北，周边地貌、遗迹形态，都符合人们对匈奴防御设施的想象。

后来，苏联解体以前，苏联和蒙古考古学家多次到现场做调查、勘查，收集遗物、记录遗迹。冷战时期考古条件有限，资料也不算系统，但能看出来的是：大家基本接受了“匈奴要塞”的说法。

事情在2009年出现了第一个大的转折。

那一年，俄蒙学者再次组织发掘。他们这次拿到的资料更多、勘探更系统，出土的遗物也更丰富。根据遗址的布局、出土器物的类型和年代，他们做出了一个新的判断：这不是普通的匈奴要塞，而是《史记》《汉书》里提到的那座“受降城”。

这座城，史书里是有名字、有故事的。

公元前105年，匈奴乌维单于去世，他的儿子儿单于继位。同年冬天，一场大雪突然袭来，匈奴境内牲畜大规模冻死，游牧经济被直接打断。草原上对单于政权本就存在的不满，被现实压力一下子点燃。左大都尉——匈奴高层的一位重要军事人物——在这种情况下酝酿投降汉朝的计划。

按《汉书·匈奴传》的记载，左大都尉想杀掉儿单于，带部众投汉，于是派人秘密联络汉廷，希望汉朝在边塞一侧建城驻兵，以便他那边一举行动后，有地方投奔，有汉军接应。

汉武帝收到消息后，同意了这个计划，派名将公孙敖出塞筑城。这城，就是后世说的“受降城”——顾名思义，专门用来接受敌方投降的城。汉武帝时期修筑的“受降城”并不止这一个，但据目前文献记载，这一座是唯一一座明确为了接纳敌人投降而建的受降城，也是距离关中腹地最远的一座。

2009年的考古结果基本和文献记载时间相扣，发掘者于是倾向于认为，这座叫巴彦布拉格的遗址，就是那座受降城。

但真正把这个遗址从“可能的受降城”变成今天我们能谈论的“汉匈战争前线阵地”，是从一坑人骨开始的。

202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周立刚在巴彦布拉格遗址东面，大约400米外找到了一处人骨堆积。那不是整整齐齐的墓葬，而是一个直径约7米、深约1.3米的不规则坑。坑里，人骨密密麻麻，交错堆叠。

清理之后，考古团队统计出：一共至少有20具相对完整的骨骼，外加33件不同部位的残骨。也就是说，这一坑至少埋了20个完整的人，另有不少散骨可能属于更多个体。

他们的姿态，一眼就能看出不寻常。

在坑的东北角边缘，有一具被编号为S16的人骨，是仰身直肢，身体伸展开来，安放得相对工整——只是头骨不见了。考古学家推测，这个人应该是当时身份较高的军官，被单独“稍微体面地”安葬过。但S16墓坑后来被继续扩挖，边缘被破坏，其他下葬者直接压在他原先的埋葬范围上，最后形成了今天这种不规则的大坑。

其他大多数人骨，则完全没有这样“规整”的痕迹。他们姿态各异，有的侧倒，有的仰面，有的骨骼错位严重，明显不是按照传统家族墓葬那样一人一坑，而是类似战场遗骸集中掩埋：人死在附近，尸体被拖到坑边，一并扔下去覆盖。

更关键的是，这些人旁边还出土了一些兵器：汉式铁戟、铁铤、铜镞等。这些武器的形式、工艺特点很典型，属于西汉时期的武器系统。于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测出现了：这里很可能是某次战事之后，汉军在城外集中掩埋的士兵遗骸。

不过，考古学讲究慎重。仅凭兵器还不足以下最终结论。周立刚团队接下来做的是：从中挑出20件可以确定属于不同个体的骨头样品，做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同时从中随机挑两具——S6和S8——做放射性碳测年（14C测年）。

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可以用来判断一个人的饮食结构。简单讲，氮值越高，说明吃的肉越多；碳值则可以帮助区分他更多吃的是C3类作物（比如稻、麦）还是C4类作物（比如粟、黍）。不同的生活方式——农耕、游牧、混合经济——在同位素上会留下痕迹。

结果出来后，第一眼就能看出一个特点：这些人的饮食习惯不太一样，有明显差异。

其中，编号S13的个体氮值明显偏高，意味着他在生前吃肉比例较高，接近我们在内蒙古三道湾、叭沟等地发现的鲜卑人骨样本——也就是具有典型游牧人群食谱特征。可问题在于，除S13以外，大部分人的氮值都比较低，说明他们吃肉不多，更像农耕区出身的群体。

再看碳值：大约有11/15个样本碳值低于-13‰，这意味着他们的主食大部分是C3植物——水稻或小麦。这一点和典型草原游牧人群有差别。还有一些个体，比如S8、S9、S14，则显示出典型的C4食谱特征，几乎全以粟为主粮。

综合起来看，这个坑里的个体，并不是一个饮食结构高度一致的群体。他们之间的差别非常明显，有的像来自以粟为主食的地区，有的更像吃小麦、稻米长大的，有的则更接近草原游牧人的饮食结构。

换个直白点的说法：这坑里的几十个人，很难说都出自同一个地方，同一个长期固定驻扎的军营。他们更像是在不同地方成长、在不同饮食环境生活过，后来在某个阶段被集中到这一带，最后战死一处。

再看14C测年结果，带来的惊喜甚至有点颠覆性。

编号S6的个体，被测出死亡年代不会晚于公元前190年——这比史书里记载的受降城建造时间公元前105年，早了整整近百年。S8的死亡年代也不会晚于公元前107年，同样早于受降城建造。

如果文献中“公元前105年筑受降城”的记载没有问题，那说明什么？说明在受降城建起来之前，这里就已经经历过战事，而且不是一次两次，时间跨度可能接近一个世纪。因为从骨骼叠压关系看，有一些个体——比如S5、S7、S9、S17、S18——的埋藏顺序要早于S8。这些人的死亡时间，自然也就要早于公元前107年。

所以，研究者提出了两种主要可能。

第一种可能：巴彦布拉格遗址真的就是公元前105年修建的受降城，但这个地点在那之前就已经是汉匈对峙的军事要地。汉军、匈奴在这附近多次交战，有人战死，被就地集中掩埋。等到汉武帝决定在这里修建受降城时，只是在一个早已战火频仍的地点上，重新加筑城池、防御工事。也就是说，受降城不是凭空选址，而是建立在一个既有的前线据点上。

第二种可能：这处遗址其实并不是史书中的那座受降城，而是一个更早期的、沿用时间很长的汉代边塞军事设施，修建时间甚至可能可以追溯到西汉早期。后来受降城另有其地，只是因为这类前线城堡整体功能类似，后人研究时有所混淆。这种可能性目前不能完全排除。

无论是哪一种，考古出土的遗物都表明，这是一处使用时间很长的汉代军事建筑。也就是说，它绝不是匈奴纯粹的本地要塞，而是汉/匈之间反复争夺、轮换使用甚至多次改造的前线设施。

有意思的是，周立刚还特别注意到：从埋葬方式看，绝大部分人骨保存着原始的人体结构位置——比如躯干、四肢相对完整对位，这说明他们是在阵亡不久之后被埋葬，而不是尸体扔在地表风干、散乱多年后再集中收骨下坑。这与某些战场遗址“二次集体葬”的情况不同，更像是战后不久，驻军就近掩埋阵亡者的做法。

这也提示我们：这些被埋葬的人，并不一定全是汉军士兵。中原文化强调“掩骼埋胔”，简单说就是见尸就埋，尤其是在军队所辖区域。驻守此地的汉军，很有可能把附近阵亡的匈奴士兵一并集中掩埋，既是“积德”，也是出于卫生与治安考虑。再加上前面说的饮食结构差异，某些个体确实更接近草原游牧人的特征，因此“混编”的可能性相当大。

如果说周立刚的工作，把这坑人骨从“无主枯骨”变成了“疑似战场遗骸”，那吉林大学团队在2023年的研究，就是给这些人贴上了更具体的身份标签。

2023年，吉林大学团队在《Nature》旗下的SSRN平台预发表了一篇论文，标题很长，大意是：通过巴彦布拉格遗址乱葬坑，重新解读2000年前汉匈战争的一段历史。他们重点研究了其中14具个体，做了锶同位素、氧同位素和全基因组分析。

锶同位素，是地质与考古交叉领域的老工具了。不同地区的岩石风化程度、土壤类型不同，会导致当地水源和植物中的锶同位素比值不同。人从小在某个地方长大，骨头里就会“记录”下那个地方的锶特征。简单说，就是用骨头里的锶，反推你是在哪儿长大的。

吉林大学团队测得，这14个个体的87Sr/86Sr比值平均为0.710450。而草原本地古人的平均值大概在0.709535左右。前者明显高于后者，偏向黄河流域、华北一带常见的锶值范围。这说明什么？说明这14个人，并不是在蒙古高原本地长大的牧民，而是从中原地区被征发、调往草原前线的外来士兵。

还有一个细节让人有点唏嘘：考古地球化学研究表明，一个人如果到异地生活足够长时间，骨骼中新陈代谢会慢慢“刷新”，逐渐向新环境的锶值靠拢。如果这群士兵在草原上驻扎时间很久，按理说骨头里的锶87/86比值会逐渐降低，慢慢接近草原当地水平。但实际结果是，他们的锶值依然偏中原，说明他们进入草原不久就死亡了——换句话说，大概率是刚调来不久，就遇到战事阵亡。

氧同位素，主要与饮水来源、气候条件有关。吉林大学团队用古人牙釉质中的氧18值，去和草原地区的基础数据比。结果发现：草原地区古人的氧18平均值大概在-11.4‰附近，而这14个汉代个体的氧18范围，远远超出这个区间，更接近黄河流域或者类似气候区域的值。这进一步说明，他们成长的环境不是草原，而是更偏中原的地区。

当然，锶和氧只能告诉我们“他们来自那里”这类问题，要确定他们是不是汉人后裔、族群构成如何，还得上遗传学的大招。

基因分析结果很直接地给了答案。

在Y染色体方面，这14个个体中，O2类型的比例达到58.3%。如果对现代人口遗传学略有了解，就会知道，O2是现代汉族男性中非常常见、非常核心的一支父系类型。剩下的C2南-M407、O1b-Page59、N-F1998、Q-M120等类型，也都在现代北方汉族群体中以不同频率出现，整体谱系构成与今天的北方汉族高度吻合。

再看线粒体DNA（mtDNA），它主要反映母系谱系。结果显示，这些个体中，A、D4、D5、F2、G等类型合计占比64.7%，而这些类型在现代汉族中同样很常见。这说明，从父系到母系，这群士兵的基因背景都与黄河流域汉族农耕人群高度一致。

更进一步的常染色体分析（也就是全基因组层面的比较），也表明这群古人与现代汉族非常接近，而与典型的草原游牧人群（比如古代匈奴、鲜卑等）有明显差异。

综合锶、氧和基因这几条线索，吉林大学团队给出的结论很清楚：巴彦布拉格遗址乱葬坑中的这14名古代军人，并不是草原本地的牧民后裔，而是来自黄河流域的汉朝农人子弟。他们从小在中原农村或者乡镇长大，以稻、麦或粟为主食，成年后被征入汉军，被调往北方边塞，最终死在了这片陌生的高原。

如果把时间拉远，这座“受降城”的意义就更清晰了。

汉武帝时的对匈奴战争，让中原王朝第一次真正大规模向北推进。秦朝时修建的长城，已经证明是抵御游牧骑兵的有效手段。汉武帝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收复“河南地”、在朔方一带修筑防御体系时，明确提到要“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简单讲，就是在秦长城基础上修复、加固，并利用黄河等自然屏障构建防线。

但汉武帝并不满足于守住秦时旧塞。他在阴山以北又修筑了一道更靠外的防线，被后世称为“外长城”。

这条所谓的“外长城”，严格说并不是一条连续的高墙，而是一整套以壕沟、自然山脊为屏障，由烽燧（狼烟台）、古堡、小城、亭障等设施拼接而成的防御体系。在汉代简牍中，这类设施统称为“塞”。后来考古学家通过大量野外调查发现，这条“外长城”的西端，可以伸到今天甘肃敦煌以西一带；东端，则一路延伸到朝鲜半岛平壤以南。它分东西两段：东段被称为“光禄塞”或“塞外列城”，西段则叫“居延塞”。

巴彦布拉格的受降城，就是这条外长城上的一个“塞”。

站在今天回看，它的战略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接受一次匈奴左大都尉的投降计划”。从考古材料看，这个地方前后至少有近百年的军事活动——汉军可能在这里驻防、屯田，匈奴可能攻打、围困，双方或许轮流占据，或者时战时守。这种“前线节点”式的要塞，是汉帝国控制北疆、实施远距离投送军队、把原本只在黄河以南运转的行政体系延伸到草原边缘的关键。

而在这套宏大的“国家—帝国—边疆”叙事背后，真正支撑起这一切的，就是那些一个个从黄河流域乡村被征发出来的农人子弟。他们很多人可能连自己被派往的地方叫啥都记不住，只知道“往北走，边塞在那”。他们抵达受降城时，或许还未来得及完全适应草原的气候、饮食，就在某次冲突中战死，最后被战友拖到城外的坑里，跟无论敌我的一堆尸骨一起埋掉。

史书里的“建受降城”“左大都尉欲杀儿单于以降汉”这些描述，读起来很宏大、很干脆。但考古学、同位素分析和古DNA，把这个故事拉回到了人的尺度——吃什么长大的？从哪儿来？在异地待了多久？以谁为敌？死后被如何对待？这些问题，都在近十几年的研究里，一点点有了更清晰的答案。

在信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人们动辄谈“文明冲突”“国家安全”“地缘政治”，但这些宏观词汇如果离开了具体的人，很容易变成抽象的口号。巴彦布拉格遗址的乱葬坑，提供了一个很直观的提醒：任何宏大的国家战略，最终都要落在无数看不见姓名的个体身上。

从考古发现的时间线来看，这个故事本身也带着一点“时代感”。

1957年，蒙古学者初发现遗址时，更多是传统意义上的田野考古，关注的是城址结构、遗迹布局、出土器物。2009年俄蒙联合发掘，结合文献，把它与“受降城”的记载联系起来，这是考古学与历史学对话的成果。2020年周立刚做稳定同位素分析，这是自然科学手段介入考古的一个典型例子——通过骨骼里的化学信号，去重构古人的生活史。到2023年吉林大学团队做全染色体信息分析，这已经是当代古DNA技术的直接应用。

换句话说，这不是一篇简单的“考古大发现”故事，而是一段横跨半个多世纪、跨越多个学科的研究历程。

今天我们能说出“这14个汉军勇士来自黄河流域”“他们是汉代农人子弟”“他们在进入草原不久即阵亡”的话，并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建立在一次次发掘、一次次实验、一次次数据对比之上。它背后是实验室里的冷冻离心机，是田野里手刨沙土的考古工人，是翻阅简牍、史书的历史学家。

从这个意义上讲，巴彦布拉格的乱葬坑，不只是一个关于2000年前汉匈战争的小切片；它也是一个展示当代考古学、遗传学如何共同复原历史的窗口。而那14具尸骨之所以值得被反复讨论，不只是因为他们曾经是“汉军勇士”，也因为他们让我们看到：历史并不只是帝王将相的故事，它还可以是化学、物理和基因里留下的、不太完美但尽量接近真实的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