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读明朝历史,会形成一个固有印象。 朱元璋废掉丞相,皇权高度收紧,全国军队听命于皇帝,武将只是执行命令的打工人。 可翻看明代中后期的实际运作,这里面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现实。 对外作战的边防,可以交给能力出众的将领。但京城卫戍、京营主力、南京的防务,这些关乎皇权安危的核心位置,长期被四家勋贵把持。 英国公张氏,成国公朱氏,魏国公徐氏,会昌侯孙氏。 其余大批勋贵,大多几代之后就慢慢淡出权力圈。唯独这四家,从明初一路延续到明末,手握两京最重要的军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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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帝向来提防权臣武将,却愿意把京畿兵权交给这几个家族。比起个人才干,皇室更看重世代积累下来的信任感。
不少人对土木堡之变有个简单认知。觉得这一战,大批靖难勋贵战死,勋贵集团就此垮掉。 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土木堡一战确实折损了大量勋贵子弟,但它同时也重新划分了勋贵圈层。 很多旧勋贵就此没落,可张、朱两家的核心人物直接殉于战场。在皇帝的视角里,这不只是人员损失,更是拿性命证明忠诚。 别家将领打了败仗,属于失职要被追责。这几家子弟为国战死,是世代效忠的凭证。 经此一役,普通武将、后起功臣哪怕本事再强,也很难挤进两京核心军务。血缘和过往的牺牲,成了他们很难逾越的门槛。
明代皇帝对京城部队的顾虑,是有现实来由的。 靖难起兵、夺门之变,两次重大变故,都和京城军队的倾向息息相关。 皇帝心里很清楚,边防出问题还有缓冲。一旦京营失控,皇位就会直接遭遇危机。 所以在用人上面就出现很现实的取舍。边境前线,可以不拘一格提拔能人。守护京师的精锐,优先选知根知底的世家。 打仗的本事可以后天练出来,可历经几代验证的信任,很难临时培养。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后期很多勋贵不再参与领兵,这四家依旧稳稳占据关键岗位。
英国公张家,算得上明代勋贵当中忠烈的代表。 初代张玉原本在北方任职,后来归入朱棣麾下,靖难各场大战里面冲在前面,最后为营救朱棣战死沙场。 他的儿子张辅,能力同样出众,参与过多场重大战事。正统年间跟随英宗北征,最终同样埋骨土木堡。 父子两代都为皇权付出生命。这份履历摆在那里,后世几代皇帝,都愿意把京城防务交到张家后人手上。 张家后世子孙不见得个个都有绝世将才,但这份代代相传的忠烈底色,让他们长期执掌京营要务。
成国公朱家,经历和张家十分相似。 初代朱能,是朱棣靖难时期最重要的帮手,多次在险境之中保护朱棣,靠着实打实的战功得到重用。 二代朱勇,常年承担南京方向的军务,也在土木堡一战阵亡。景泰朝的时候,还曾经因为战败问题遭到追责削爵。 等到英宗复辟,马上就恢复爵位。皇帝心里分得很清楚,战败有错,但家族的立场没有问题。 之后朱家世代参与南京守备,江南军务、漕运相关的军事事务,很长时间都有朱家的身影。
徐家是这四家里最特殊的一支,也是少有的横跨洪武、靖难两个阶段的老牌勋贵。 始祖徐达,明朝开国第一武将,女儿又是朱棣的皇后。靖难的时候家族内部还分成两条路线。 长子徐辉祖效忠建文帝,带兵抵抗朱棣,事后遭到囚禁。三儿子徐增寿私下给朱棣传递消息,最后被建文帝处死。 朱棣登基之后,两边分别予以安置。徐辉祖一脉保留魏国公,驻守南京。徐增寿这一脉追封定国公,后世迁居北京,掌管京城军队。 相当于一家分出两个公爵,南北两城各占一席。不管皇位争斗结局如何,家族根基没有被连根拔起。之后魏国公、定国公两支,交替参与两京防务,绵延两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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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三家,都是靠着沙场战功与世代效忠站稳脚跟。会昌侯孙家就很不一样。 孙家没有开国、靖难的军功积累,依靠孙皇后这层外戚身份崛起。 早期孙家更多参与朝堂议论,并不深度触碰军权。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夺门之变以后。 英宗经历过被俘、软禁,对很多在外武将心存戒备。相对而言,母族亲戚,血缘纽带更加直接。于是孙继宗开始接管京营部分事务,兼管后军都督府的相关工作抖音百科。 到成化年间,依旧得到朝廷重用。这是明代比较少见,以外戚身份深度接触京城重兵的例子。不过孙家的鼎盛主要集中在明中期,往后几代,权力就逐步收缩,和另外三家贯穿整个明朝的情况还是有区别。
当然也要客观看待,这四家的权力,并不是完全不受约束。 明朝的制度设计,兵部掌握调兵的权责,勋贵更多负责带兵操练、守备。兵权并非完全被家族私相授受,最终的决定权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世家可以世袭爵位,但具体职务,还是需要朝廷任命。 只是皇帝出于安全考量,核心岗位优先从这几家里面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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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折射出明代一个很现实的政治逻辑。能力是加分项,忠诚度才是任用的准入门槛。
对外征战,优先看本领。守护自己的大本营,优先看几代人积累下来的信任。 很多人才华出众,却缺少这种世代绑定的背景,很难踏入两京最高军事圈层。 这套模式,在一段时间内稳住了京城的局面。可时间久了,世家子弟能力参差不齐,也慢慢带来不少弊病。到了晚明,京营战斗力衰败,这些世袭勋贵也随之走向没落。
参考文献 《明代勋贵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年 《明英宗实录》,中华书局,2019 年 《明代京营制度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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