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4年12月，陕南战场，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负伤后躺在简陋担架上，喉头不断涌出淤血和痰液。医生已经止住了外部出血，可他的呼吸越来越急，脸色也逐渐发紫。
情况很危急。
一名年轻女护士走到担架旁，提出用最直接的办法清理堵塞物。她俯下身，一口一口吸出伤口深处涌出的血痰。这个动作持续了不短时间，直到徐海东的呼吸慢慢平稳下来，周围的人才松了一口气。
这名护士叫周少兰。多年以后，她改名周东屏，成为徐海东的妻子。1955年，徐海东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从红军队伍中的小护士，到大将夫人，中间隔着整整21年，也隔着战争、疾病和无数次生死考验。
周少兰出生于安徽六安一个木匠家庭。家境贫寒，九岁时，她被送到别人家做童养媳。年幼的她起初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以为能够替家里减轻负担。随着年龄增长，她逐渐明白自己的处境，心里越来越不愿接受这样的安排。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红军进入家乡之后。周少兰没有继续等待婚姻被安排，选择投奔红军，后来接受护理训练，成为红二十五军中的一名女护士。那时她年纪不大，却已经明白，队伍里的生活虽然艰苦，至少可以由自己决定走什么路。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部队转移频繁，行军距离长，女同志在当时的确面临更多困难。政治部考虑到医疗人员的安全和行动问题，曾决定让包括周少兰在内的七名女护士留在根据地，并发给每人八块银元。
这道命令让七名女护士十分意外。她们参加红军，不只是为了获得一份差事，更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这支队伍。周少兰和战友们找到政治部，说明自己能够行军，也能够照顾伤员，请求不要把她们留下。
争执声传到徐海东那里。他赶来后，几名女护士围在身边，七嘴八舌地讲述情况。有人说自己不怕吃苦，有人说自己能跟上部队。徐海东看着这些年轻人，沉默片刻后说：“给她们一个锻炼的机会。”
就这样，七名女护士跟随红二十五军继续前进。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冲动，而是让这些年轻女战士在实际行动中证明了自己。周少兰也因此没有离开部队，并在行军和救护中与徐海东有了更多接触。
不久后，徐海东在战斗中遭到重创。子弹从左眼下方射入，又从颈后穿出，伤势十分严重。外伤处理之后，真正危险的却是呼吸道被血液和浓痰堵塞。周少兰冒险清理，这才有了那场后来被许多人提及的救治。
徐海东随后昏迷了四天四夜。周少兰守在旁边，随时观察他的呼吸、脉搏和伤口变化。战地条件有限，药品也不充足，护理往往比治疗更考验耐心。徐海东醒来后，伤口恢复缓慢，急着返回部队，情绪难免烦躁。
别人见他发火，常常先避开。周少兰却没有走远，只是坐在一边劝他安心养伤。她不讲空话，也不刻意讨好，只把换药、喂水、观察病情一件件做好。相处日久，徐海东对她的依赖逐渐变得明显。
周少兰平时称他为“首长”或“军长”。徐海东听得多了，觉得两人的距离始终隔着职务，便让她换个称呼。周少兰明白其中意思，轻声说：“我以后慢慢改。”这句回答很短，却让两人的关系有了变化。
徐海东伤势基本稳定后，周少兰要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临别前，两人谈了很久，徐海东明确表达了感情，周少兰也同意了这门婚事。后来，徐海东为她改名周东屏，寓意她像一道屏障，守护着自己的生命。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两人举行了婚礼。婚姻并没有让周东屏离开战地，相反，她继续承担护理和生活照料工作。徐海东转战各地时，她常常跟随左右，既是妻子，也是身边最熟悉的医护人员。
1939年，徐海东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后，肺部旧病复发。此后多年，他的身体状况反复恶化，很多时候只能躺在担架上指挥。病情严重时，他曾多次被报为病危，周东屏始终守在身边，负责喂药、护理和观察病情。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安排徐海东前往大连治疗。医生检查发现，他的肺部功能已经严重受损。面对这样的情况，徐海东并没有把能够坚持下来的原因归于个人意志，而是对医生说：“哪有什么奇迹，都是我夫人的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仍然关心徐海东的身体状况，多次嘱咐他安心养病。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徐海东被授予大将军衔。授衔时，他长期卧病，周东屏仍在身边照料。
陈毅看望徐海东时，曾对周东屏说：“徐老虎能有今天，有你很大的功劳。”这句话既是对她多年护理的肯定，也点出了一个事实：徐海东能够熬过战场重伤和长期病痛，周东屏在其中承担了不可替代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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