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38年，武汉，国民政府军政机关里传阅着一本刚印出的新书。白崇禧拿到《论持久战》后，没有把它当成一般的政论文章，而是从军队部署、战场纵深和中日双方实力差距入手，反复阅读。读完之后，他用两句话概括全书要义：“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这两句话后来传到蒋介石那里，并得到赞同。它们看似简短，背后却对应着一套完整的战略判断：抗日战争不可能靠几场会战立即结束，中国必须在长期消耗中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等待敌我力量发生变化。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极其困难的阶段。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迅速扩大侵略，华北、淞沪相继成为战场。日军装备和训练占优，交通体系也更加完善，国内不少人因此产生了“亡国论”；而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战役等胜利传来后，另一种“速胜论”又开始抬头。
这两种看法方向相反，问题却相同：都没有真正分析战争的条件。
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正是要回答这个根本问题。1938年5月，他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系统比较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人心力量，指出日本虽强，却是小国，资源有限，发动的是侵略战争；中国虽然暂时落后，但国土辽阔、人口众多，进行的是保卫家园的正义战争。
因此，战争的胜负不能只看开战初期的装备和战果。
文章提出，抗日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个判断并非凭空推测，而是建立在敌我力量、战争性质以及国际环境变化之上的分析。日军可以占领城市和交通线，却很难彻底控制广大农村；中国军队可以暂时退让，却能够依托纵深不断组织抵抗。
“以空间换时间”，并不是放弃土地，更不是消极退却，而是在敌强我弱时避免被迫进行无准备的决战。战线拉长，日军兵力便要分散；占领区域扩大，守备和运输的压力也随之增加。中国军队则可以在运动中寻找战机，在敌后建立根据地，使侵略者陷入持续消耗。
有意思的是，白崇禧虽然属于国民党军队系统，但他能够从军事规律出发理解这篇文章。他看重的不是政治立场上的差异，而是其中关于战争节奏和力量转换的判断。对一名长期研究战役指挥的将领来说，这一点相当重要。
他曾向蒋介石转述《论持久战》的核心精神，并说明：“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蒋介石听后表示赞同。国民党方面后来也将持久抗战视为全国战争的重要指导原则之一，说明这篇文章的影响已经超出陕甘宁边区，进入全国抗战的战略讨论。
不过，接受一个正确判断，并不等于所有人立刻理解它的分量。抗战初期，许多将领仍然习惯于以大城市、主力会战和短期战果衡量战争。等到战局不断拉长，交通线遭到破袭，敌后抗日力量扩大，日军占领区频繁发生袭扰，持久战的含义才越来越清楚。
《论持久战》最关键的地方，还在于它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少数军队身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强调必须发动群众，形成广泛的人民战争。没有民众提供情报、粮食、交通和兵员，敌后作战就难以持续；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游击战争也很难从零散行动发展为有组织的战略力量。
这也是白崇禧那两句话不能单独理解的原因。“积小胜”并非简单累积战果，而是把一次次破袭、伏击、阻击和群众动员，转化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条件；“换时间”也不是单纯拖延，而是利用时间整军、训练、生产和扩大抗战阵线。
1938年夏，随着《论持久战》在延安出版并逐步向外传播，它引起了不同政治力量的注意。周恩来等人推动扩大宣传，使更多军政人员和知识界人士接触到这篇文章。傅作义等将领也曾组织部属阅读，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则在战局变化后重新研读。
抗战后来经历的事实，显示出这套分析的现实针对性。武汉会战后，战争没有结束，日军虽占据不少重要城市，却无法消灭中国的主要抵抗力量；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不断发展，中国军队和民众以多种方式牵制、消耗日军。战略主动权，正是在这样的反复较量中逐渐发生变化。
白崇禧的概括之所以被蒋介石认可，是因为它把一篇长篇理论压缩成了两条便于军政人员理解的原则：不要被局部失败击垮，也不能把局部胜利误判为全局胜利。抗日战争要取胜，既要有坚持到底的耐力，也要有主动创造条件的谋略。
那本摆在武汉办公桌上的《论持久战》，并没有提供一条轻松的道路。它讲的是弱国如何在强敌进攻下保存力量，如何把国土纵深、民众参与和时间积累，逐步转化为战争优势。白崇禧说出的十二个字，正是这套战略逻辑留在国民党高层中的简明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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